新的史学方法：了解何为历史学

第三节　几种新的史学方法

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50年代以后，在与历史学相邻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势头促进之下，历史学不断跨入它从前涉足不多甚至从未涉足过的新领域。在西方学术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普通人群体的社会史、心态史，研究新崛起的亚非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比较的角度研究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异同及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研究城市和乡村的演变史、妇女史、家庭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要求运用新的史学方法，而新的史学方法又促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角度的开拓。以二十四史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史学以记录和编撰为主，手段陈旧，方法单一。史料考据法和历史编纂法是其主要方法，至于研究的方法几乎没有。随着西方史学的大量引进，我国史学界掀起了对史学方法研究的热潮，学者们尝试用多种方法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方法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跨学科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如史学系统方法、计量史学法等；另一种是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如心理史学方法等。此外，比较史学方法因具有独特的视角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也备受学者的青睐。

以下对当代国内外学术界探索和运用较多的几种新史学方法做一些简略的介绍，主要是介绍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这三种新的史学方法。

一、计量史学

计量史学也称定量史学、历史计量学或数量史学。即是将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形成的一门史学方法分支学科。从广义上讲，是对所有有意识地采用计量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总结，以区别于叙述和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史学。5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进入发展阶段。到了70年代中期，计量史学已经成为国际史学研究中最大的流派，发展的速度相当快，直到80年代初期，计量史学才被零零散散地介绍到了中国。

苏州石刻天文图碑。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研究天文现象，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代史家对此也有颇多记述。

计量史学是以统计学为依据的。把数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不但要求历史研究者要掌握必要的数学技能，而且在历史数据的搜集、整理、运算等等方面，都需要掌握一套特殊技能和技巧；不但如此，它还促使历史学家去开拓新的史料领域，把许多从前很少或没有运用或不可能运用的史料（诸如族谱、公私账簿、物价和工资方面的史料、征兵征税记录、选举和投票记录、法庭记录、遗嘱等）发掘出来，这些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又使历史研究者在什么是史料以及怎样选择、鉴别和运用史料等问题上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有的学者把这些变化称之为史料观的变化，它还促使研究者在历史解释方法和表述方法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西方学者把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历史学中的“计量化革命”。

从历史渊源来说，其实中外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对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做数量的考察和描述，尤其中国古代的史家在这方面留下的历史记录堪称首屈一指，从《史记》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到《汉书》及其以后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地理志》等史籍，都留下了有关人口、田亩、赋役、物价、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贸易、战事、山川、天文等大量的统计或估计数据，古代西方史籍中也有不少从数量角度考察或描述历史现象的内容。

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方法的诞生时间，可以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5年是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在国际范围内赢得胜利的一年。他们通过当年举行的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前后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使他们的“新史学”主张赢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尊重，以致在西方史坛上逐渐取代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以上层人物和政治事件为中心的、以叙事为主要写史体裁的西方传统史学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倡导结构史，主张通过模式的归纳对社会历史运动中的深层结构、特别是“长时段”结构加以揭示和分析。可以说，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本身就包含着计量史学的内容，或者说，它的研究纲领本身就呼唤着计量史学方法的诞生。

此外，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历史人口学这个新学科在法国诞生了，它也是靠着数学工具和计量方法而生存的。在美国，一般认为康拉德和迈耶在1958年4月出刊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6卷上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经济》一文，是美国“新经济史学”宣告出世的一个标志，而“新经济史学”又被称为“计量经济史学”，后者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计量史学”的另一个称呼。这显然是因为计量史学方法在其初创期主要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缘故。

美国前总统林肯（1809—1865）在发表演说。美国南北战争前，奴隶制经济严重阻碍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共和党人林肯主张废除奴隶制，由此南北发生分裂，美国内战爆发。

上述情况说明，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实际上是同当代西方的整个“新史学”潮流一起诞生的，是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本身发生的一系列巨变激荡出来的产物。那一系列巨变促使新一代史学家们再也不能容忍只能对个别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描述而不能对历史变迁的深层结构和趋势加以剖析、解释和预测的传统史学独霸史坛了。他们力求创立一种能够揭示历史变迁的深层结构的新史学。一些学者还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史学”，或“从底层往上看的史学”。要揭示深层结构或要从下层往上看，就必须对大量群体性或群集性的历史现象和事实进行考察。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在我国，梁启超、卫聚贤等人则努力开创了中国新史学的一个新领域。梁启超认为，要了解历史的真相，不能单看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最重要的是看全社会的活动变化，于是他创造“历史统计学”一词，倡导“拿数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卫聚贤的《历史统计学》，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统计学原理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论专著。

从效能上看，计量史学方法有以下的作用。

首先，计量史学方法有助于把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定性论断中隐含着的模糊的数量判断明晰化，从而对那些包含着模糊的数量判断的定性论断加以验证，或予以确证、或加以修正、或予以否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论断。这些都对历史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在历史著述中，历史学家总难免要使用“重大的”、“占据主要地位的”、“常见的”、“典型的”、“很多”、“广大”、“广泛流行的”、“微不足道的”等等用语。这些都是隐含着计量或统计内涵的概念。这个事实说明，历史学本来就离不开计量。但在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实践中，人们在使用这类概念时，或者由于客观上不可能进行实际的计量和统计，或者根本就缺乏计量或统计观念，结果往往是未做任何哪怕是粗略的估算就使用了这类概念，使这类本来属于定量判断的概念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模糊性很强的定性判断的概念，由此往往导致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判断或结论上的失误。计量史学家们则通过严密的计量，对许多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的结论或判断提出了确有依据的否证或修正，这不能不说是计量史学方法的优越性带来的积极成果。

其次，研究实践表明，计量史学方法在帮助历史研究者探寻普通群众的历史和普通群众的动向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轨迹和深层奥秘方面，以及在探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趋势方面，具有其他任何研究方法不能替代的独特功用。

再次，计量史学方法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就是促进经济史、社会史和心态史、政治史等史学领域，向以研究现实社会为主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软科学接近和交汇。因为这些社会科学日益走向计量化研究，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为历史学向那些社会科学和交叉性的软科学接近和交叉，架设了桥梁。这就有利于促进历史问题的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的互相配合和衔接。

当然，计量史学也有它的缺点，由于主题的确定、材料的搜集整理都离不开个人的考虑，或者可用于计量研究的资料有限或科学化程度不高，计量方法远未能成为取代其他方法的唯一科学的手段，并不能完全排除主观因素。特别是其成果的枯燥，使其日益远离普通读者，失去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些都是计量史学亟须解决的大问题。

二、心理史学(www.xing528.com)

心理史学又叫做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乃至社会学中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的一种史学研究分支学科，在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中颇为流行。它虽然也包含了一些技术性的因素，但主要是一种理论性、导向性的方法。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不是僵死的事实的简单累积，而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所以考察人的内心活动非常重要，心理史学由此产生。

心理史学的产生是与现代历史哲学强调主体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偶然性、特殊性，主张个别论密切相关。而对人们头脑中的意识、特别是深层心理对历史的重要作用，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是不受重视的。但今天人们会问：如果没有某种宗教心态（即信仰、信徒的心理），会有十字军东征吗？封建帝王的赫赫威权与人们崇拜他们的神秘心理有何关系？这些都是心理史学的研究课题。

弗洛伊德是西方心理史学的奠基人，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法后来成为许多历史学家进行心理研究的主要依据。弗洛伊德学说对心理历史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刺激作用，因为他在探讨人格发展时往往上溯到婴幼时代，这就促使史学家在探讨人物时要追溯童年经历和家庭影响对成人后心理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的区分，并把后者视为人类行为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动力，这自然会引起志在探索历史上人类各种行为动因的史学家们的兴趣。按法国著名的心态史专家阿里埃斯所说，无意识就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认为在美国50年代后期开始盛行的心理史学与深受法国新史学家们推崇的心态史并非一回事，实际上，由于二者都是在新史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它们都与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学说相结合，因而它们应同属心理史学的范畴，只是二者在研究对象的侧重上略有不同。

在美国，由威廉·兰格等人的大力号召和埃里克森等人的具体实践，心理史学已有显著成就，如对青年路德的研究，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对黑奴制与南方心态的研究，对希特勒、甘地的研究等。但是就所出成果而言，美国的心理史学偏重于个人心理的研究，即所谓的“心理传记”。而法国的心态史学则侧重于集体心理，即集体无意识，比如布洛赫研究中世纪人相信国王之手的触摸便可治愈瘰疬的心理，费弗尔通过研究拉伯雷来了解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乔治·迪比把税收视为原始馈赠心理遗存的研究，芒德鲁关于巫术魔法的社会心理研究，以及对犯罪心理、节庆心理、大革命前的群众心理的研究等，成果更是蔚然大观。心理史学的研究显然为史学领域的开拓作出了贡献，但是它往往受制于心理学理论，比如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偏颇之处有可能导致应用它进行心理史研究的错误，因此如何判断和确定何种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历史上的适用性便成为关键性问题。相反，对历史中心理因素的研究倒应该用来证实那些心理学理论，而不应用理论模式去套历史。

遇到挫折时自怜自艾的弗洛伊德。西蒙·弗洛伊德（1856—1939），出生于奥地利的弗莱堡。奥地利著名神经病学家、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创始人，也是20世纪初的病理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

心理学史在中国的发展首先也是由梁启超大力提倡的，他认为史学应该研究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是在发现社会心理的“实体”，考察它的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个人的心理。梁启超还尝试用这种方法具体分析了一些史实，他是我国最早提倡通过分析社会心理来研究历史的学者之一。李大钊也曾提倡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在1924年的《史学要论》中，李大钊主张采用各种方法，其中就包括心理学的方法。他还主张研究个人的性格、气质等，这些也需要借助于心理学方法。当时的其他学者也有所贡献，心理学家林传鼎曾撰写《唐宋以来34个历史人物心理特质的估计》，张耀翔则撰写了《中国历史名人变态行为考》。我国第一部心理史学专著是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该书介绍了国内外心理史学的研究状况，并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了某些历史人物性格特征及某些集团行为的心理机制，还归纳了各种历史心理分析的方法。

心理史学目前已经涉及个人心理、集团心理和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从点到面、由浅入深，较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这种方法的应用无疑给历史学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也给古老的历史学注入了一线生机。不过，心理史学的应用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一方面是研究对象的限定，因为心理活动只是历史活动中一个较小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史料的限制，毕竟史料中没有很多关于心理活动的记载。所以，心理学史的研究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三、比较史学

比较史学是关于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历史比较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结果。它是通过对人类历史各方面或各角度的相互比较来探索历史发展同异，或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性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初生形态可以说是与历史学的初生形态一样古老。这是因为，任何人对历史现象进行观察和思考时，都离不开比较，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判断，也是从比较中得到的。例如，当我们说“秦始皇是一个暴君”时，这当中就包含着把秦始皇与不那么暴虐的君主进行一个对比。因此，古今中外，各种历史著作，实际上都包含着大量的历史比较。

比较史学于19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于欧洲，19世纪末传入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已发展成为专门性的、具有特定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史学分支。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巴勒克拉夫将其定义为“按照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的规范和范畴——而不是按照国家的划分和人为的历史分期——对过去历史加以概括并进行研究”。并指出：“如果我们把比较史学说成是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之一，恐怕没有什么过错。”

尽管在历史研究中对异时或异地的情形加以比较古已有之，但比较史学或科学的史学比较法的出现，仍与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有关。如法国年鉴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曾在1928年发表《论欧洲社会的比较》，被人高度赞誉。他认识到比较研究可以用来验证解释性假说。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做出了比较重要的贡献，因而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但热衷于比较史学的史学家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为多，不仅出现了布莱克《现代化动力》和穆尔《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之类的比较史学杰作，还出现了大批探讨比较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专题论文。比较史学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人们已经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历史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比较才能更确切地了解整体，也才能更确切地了解本身的历史。

秦始皇封禅图。秦始皇暴虐无道，役使百姓筑长城、建阿房宫、封禅泰山，每次无不劳民伤财、空耗国力，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

但比较史学必须遵循可比性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时间上相近或相同，在空间上以文化圈或特定文化区域为单位，在内容上是同类型或同性质的，在范围上必须把所比事物置于具体环境中，反之则是不可比的。除此前提之外，还要强调比较双方或几方的基本史实的确凿，强调深层的、本质的比较而非表象的、肤浅的比较。由此两点，则要求比较史学家必须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扎实全面的历史基本知识的基础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在此情况下，可以进行符合可比性原则的历史人物、事件、集团、制度、观念、文明体系、历史进程等等之间的比较，以揭示宏观的历史运动和更准确地把握比较任何一方的历史个体。

对于我国的历史研究而言，比较史学只是一种方法，还未能像社会史、文化史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然而历史的比较方法在本世纪中国历史学中是普遍的，随处可见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古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等许多问题都应用了比较的方法，对中外历史进行比较。虽然到目前为止，比较史学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然而，无论如何，对于中国史学来说，比较史学是必需的和可行的。

当然，必须说明，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受到历史观、可比性原则、特定范围的制约，否则便容易导致牵强附会，造成反科学、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此外，比较研究法并不能取代其他科学的历史研究法，而应与后者结合运用于历史研究。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具体的比较史学研究实践摸索和确立一套比较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技巧原则，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它们，再用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实践。

除了以上所说的三种新的史学方法之外，还有口述史学方法，即是搜集口传史料用以进行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方法。还有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进史学领域的跨学科史学方法，这种用自然科学来改变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个冲击波，并被史学家们寄予了相当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