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何为历史学？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头并进的，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主流更成为支配的力量。

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入中国并加以大为传播的主将，他是“五四”运动时期革命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中国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引进我国的史学领域。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1920年起，他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并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论文和他的重要史学著作《史学要论》。

李大钊旧照。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

在他的各种论著中，李大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同时，李大钊还有力地批评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或反动的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跟其他各种各样的史观划清了界限。李大钊还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在《史学要论》里，李大钊以专章阐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史学，即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起进步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李大钊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方法论，而他讲方法论，又是跟讲研究历史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史学要论》一书，不仅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处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位奠基人。《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的史学概论，是中国第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把它与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结合起来的著作，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

在历史学上，李大钊虽没有鸿篇巨制，他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他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开辟的道路是广阔的，所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

如果说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位奠基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那么郭沫若则进一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历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十分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

〔商〕奴隶陶塑，台湾藏。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我国早在商朝就已经存在奴隶制了。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的时候，正值当时思想界进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这是一次历时长久的学术领域的论战，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论战。就其性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及前途等问题。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制社会，这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郭沫若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一些御用学者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同时也澄清了左派史学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

1945年，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姊妹篇，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评。这表明他对古代社会的面貌有所理解之后，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方面来了。除此之外，他还连续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周金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这些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所得到的，它们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是很大的。

郭沫若始终把史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的“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是产生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他是为着未来而研究过往的。举例来说，他写《甲申三百年祭》，是为了一方面揭露反动统治者的腐败，一方面以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史实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的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骄傲起来。毛泽东同志盛赞这篇文章，称它是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史论。

从史学成就上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在通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妇妤长方彝。早在商代，我国的劳动人民就已经制作出了如此精美的器皿。

1942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他在1941年5月为《简编》上册所撰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他关于社会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途的关系的见解，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41年和1948年，吕振羽分别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下册。作者在序、跋里提出的关于编撰中国通史的一些基本原则，尤其是关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的原则，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43年和1946年，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与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汉史。《中国史纲》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它仍然能显示出来自己的特点。这本书在材料上，重视考古材料并注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结合；在观点上，注意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两点，一直到现在，对于我们的史学工作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www.xing528.com)

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著作。这部书的断限，上起自殷代，下终于鸦片战争前，共有10编，按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分别论述。作者在当年写的初版序言介绍并剖析了“五四”以来20年中国内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各流派，揭露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指出“深入地开展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提供到实践上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课题”。

40年代，侯外庐^[1]在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建树最多。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共13章，起于殷代，迄于战国。在书中作者为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并且有深度地分别做出解答。《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则论述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学说。全书三编17章，分别论述三个时期的思想学说。作者曾经自谦地说，他的这部书“基本上是一种读书笔记”，但它仍然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是侯外庐主编，杜国庠、赵纪彬参加编写的。全卷三篇，有《中国古代思想绪论》、《孔墨显学》和《战国百家并鸣之学》。本卷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充实和整理的，在全卷结构和论点上更为严整，在《中国思想通史》全书中也是最有功力的一卷。

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着手较早。他在1934年就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6年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两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著作，距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的时间只有6年。1942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这本书收入《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4篇论文，是对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较系统的总结。1940年和1942年，邓初民先后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第一本书是论述一般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第二本书是讲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社会史简明教程》是继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作者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伟大前途，决不能袖手坐待，需要我们努最后必死之力，加以争取”。侯外庐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这部书是《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姐妹篇，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来说，本书是极富创见的，它提出并阐述了不少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是作者史学著作中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1946年8月，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这些话，可以看做是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这话的意思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也即是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历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而一批先进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已逐渐在斗争中度过了“学步”阶段不断成熟起来，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奋斗，才得以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它面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唯心历史观：有封建的，也有资产阶级的；有传统的，也有舶来的。只有对它们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占领阵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展开的“三大论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历史学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其中，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对史学界的影响尤其重大。在这个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得以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此后，中国继续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逐渐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胜利，甚至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可以说，30年代末至40年代问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少是在这次论战的推动下写出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时期。从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上看，这是从近代开始进入现代。从历史学的发展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的时期。

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这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广泛传播和创造出新的成绩，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史学界至少有两三代历史学家是努力按照唯物史观进行思考和研究，从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宏大队伍，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

通过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建设，当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基本建设。通过学习、讨论、批判，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域扩大了，水平提高了。在旧中国被禁锢的、只能在各种隐蔽形式下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现在成为大力提倡的了。这样，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成绩。

在我国历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一向十分重视史学工作。

毛泽东重视史学工作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他把学习和研究历史、把史学工作提到革命政党能否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的高度上来看待，提到关乎革命运动成败的重要位置来看待。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覆辙，毛泽东同志早在红军创建初期就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他在1944年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足见他对史学工作者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分重视。毛泽东还很重视史学工作对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1945年，他在总结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时写道：“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雕像。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有很丰富的精辟的论断。从时间上看，上自古代，下迄近现代。从内容上看，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和许多历史人物。他对于中国近百年史的科学分析及革命经验的总结，特别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意义。

跟革命和建设的要求相结合，毛泽东同志重视民族传统和历史遗产。在民族传统方面，毛泽东同志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革命传统，重视全国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特别应当强调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都是跟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他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