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文学的联系与影响：何为历史学

第五节　历史学和文学

历史学和文学，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均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在反映社会历史实际方面，却又有共同的地方。历史学提供给文学丰富的素材，而文学则回馈给史学生动的资料和多样的表达方式。历史学和文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学习和研究历史，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一、历史学和文学的关系

历史学和文学首先是两个独立的学科，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历史学是一门需要实证的科学，必须从历史既有的事实出发，正确地描述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一语道出了历史学的基本特点。文学创作则不同，文学需要运用想象思维来进行虚构和想象，经过艺术的集中概括和夸张，来认识和反映社会生活。一个务真求实，一个允许虚构和夸张，这正是历史和文学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区别。白居易《长恨歌》以及洪昇《长生殿》所描写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当然与新旧《唐书》中所记载的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虽然具有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表达形式，但是同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历史学和文学还是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之处。第一，历史学和文学在思维形式和语言的运用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文学是一种运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艺术，其基本特点就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展示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刻画人物内心微妙细致的精神世界。而历史学所要反映的是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包括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面貌和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要叙述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政治变革等等。基于这个原因，历史学除了运用逻辑思维之外，还需要借助于形象思维的帮助。一方面，研究大量的历史资料从而得到抽象的结论，并且以理论的形式来表达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任务需要依靠抽象思维的方法。另一方面，再现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历史场面，描绘历史人物的形象、行为，鲜明生动地表现历史发展过程的细节，这就需要用到生动活泼的文学性语言。第二，历史学和文学二者所反映的内容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客观社会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学深入历史的实际，收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大量资料，进行抽象思维和逻辑加工，从而展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过程，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文学也不是某个作家个人天才和灵感的产物，而是作者深入社会生活，收集各种素材，经过形象思维的艺术加工，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反映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本质。基于上述两点共同之处，历史学和文学便具有紧密的联系。

《明皇窥浴图》。“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正是通过诗与画这种艺术载体，让我们了解了一千多年前的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史实。

文史分家是现代学科日益细密的结果。历史和文学的紧密联系自古已然。中国古代有着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古人早就认识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道理，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则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才、学、识的“史学三长”理论，其中，包含了文学表达能力的“才”被作为了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许多历史学家既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著作，同时又是文学家，在文学创作方面成绩斐然。这种文史结合的传统，使得中国的史传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优秀范例。而与《史记》齐名的《汉书》，其作者班固同时又是汉代著名的赋家，他在语言艺术和写人叙事方面也是笔墨丰赡。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不仅是北宋初年的文坛领袖，他还撰写了有关五代历史的历史著作，文笔洁净简要，显示出深厚的文学功底。《资治通鉴》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历史巨著，显然也是和司马光深厚的文学修养分不开的。

文学的发展对于历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谈到。同时，历史学对于文学的发展也就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历史学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多方面存在的。首先，历史事实给文学提供了大量丰富生动的素材，比如《史记》中许多动人的故事，成为元明杂剧与传奇题材的就有十多种；从陈寿的《三国志》脱胎而来的《三国演义》更是为大众耳熟能详。其次，历史著作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也成为文学家借鉴的对象。如《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在写人、叙事、状物、言情等各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对以后的散文写作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轼，明代的归有光，以及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散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另外，文学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在历史观的启示下也得到了开阔，加深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从而能够塑造更加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更加深刻的社会现实。(www.xing528.com)

二、文学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

恩格斯在提到巴尔扎克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说的是巴尔扎克的作品，但是放眼观之，这番道理是完全适用于其他的文学作品的。

文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学提供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通过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由于文学高度的刻画能力和感染力，能够从多方面展开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进程，细致地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发展趋势，但这些丰富而广泛的内容不一定都能在历史记载中找得到，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甚至还比官方的历史记载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正如梁启超所说：“须知做小说中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唐代诗人元稹有一首《织女词》，写道：“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短短的两行诗明确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工艺传授的世袭问题，为了生计，技术只能传给继承家业的儿子。诗中的东家因为没有儿子，无奈之下把挑纹技术传给了女儿，所以这两个女儿就不能出嫁。这首诗就是一则关于封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史料。至于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就更是具有史诗的性质，杜甫的“三吏”、“三别”和《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作品，描写人民的疾苦，深刻反映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状况。而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编纂的“三言二拍”等诸多小说作品集，其中有对商业资本的发展、私营手工业作坊内部雇佣关系和生产情况等方面的表现，为研究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提供了可贵的经济史料。还有许多作品既是文学作品，又是历史资料，比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等。

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的《人间喜剧》为我们展示了19世纪早期“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

文学作品为历史学研究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主要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对于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比较密切联系的文学作品，历史学家可以利用它们来丰富、充实自己的历史著作。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位善于从文学中取材的历史学家。他采用了《诗经》中《雅》、《颂》、《国风》等部分的内容来充实《周本纪》和一些诸侯世家的内容；在《秦始皇本纪》中备录了秦始皇封禅名山的刻石文字，将垓下之歌写进《项羽本纪》；在《高祖本纪》里面记录了刘邦所作《大风歌》；在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传里也都收录记载了个人的文学作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杨贵妃的专宠败政，也引用了“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的民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常常被各个历史学家用来说明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材料，可以用来对历史著作进行定谬、佐证和补缺的工作。古代的历史学家运用诗文来证补历史事件的，不乏其人。近代学者陈寅恪更是在这方面开辟了历史考据的一条新途径，他既利用历史记载来笺证诗文作品，又反过来用诗文佐证检验历史记载。他以诗证史的成功之作有《韦庄〈秦妇吟〉校释》、《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元白诗笺证稿》等等。他笺证白居易的《新乐府·阴山道》时指出，诗中所咏“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表现了朝廷以不合格的劣质品来抵偿马价，正好可以与《旧唐书·回纥传》中关于回纥用马匹换取缯帛，贪得无厌的记载两相参照。唐传奇中所包含的丰富史料也为陈寅恪所注意到并且加以很好的运用。他根据陈鸿祖《东城父老传》中所写的“长安少年有胡心”，来佐证天宝以后长安风俗逐渐胡化的历史事实。他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征引李复言《续玄怪录》中《辛平公上仙》的一段故事，指出《续玄怪录》“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杀之实”，从而揭示出为官修史书所讳言的唐代后期宦官专权以至于谋害皇帝的宫廷隐秘。他还通过对元稹所著的《莺莺传》中崔张恋情的考释，用以分析唐代中期以后社会门第和道德观念的演变。现在，以诗文证史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被普遍地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中。

此图为成都杜甫草堂。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饱尝酸辛，但他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至死不渝。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感叹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的这种爱国热忱强烈地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作品虽然可以为历史学提供资料，但是，由于作家个人的艺术加工和创作，它反映的已经不再是自然形态的社会生活，而是经过作家提炼、加工后的社会生活，所以，在利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历史学家的鉴别和抉择，去伪存真、弃虚留实。梁启超在《中国历史法》一书中说过：“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做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知。”梁启超所提到的“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就是要求历史学家在对待具体的文学作品时，需要有真知灼见，善于鉴别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真实的，经过科学的分析，从中发现反映客观历史真实的材料，从而达到为历史学研究服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