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根据实物材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考古对于认识人类历史具有直接性特点，考古实践及其成果对于历史认识具有来源、动力和检验标准的作用。同时历史知识对于考古实践也具有指导和解释作用。考古学和历史学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可能孤立发展的。
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考古是人类认识自身历史的直接的实践活动。它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的各种遗物，包括人类遗骸、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宫室遗址、陵墓坑穴、历代文物等等。它运用野外调查、地下发掘以及某些实验手段进行工作，通过直接实践来认识客观历史。
考古实践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专业知识水平的限制，需要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手段，特别是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考古水平。
要进行考古实践，除了专业知识以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历史知识，懂得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无论是全面普查，还是专题调查，都需要对被调查的地区的历史进行详细的了解，翻阅与之有关的史书著作和历史文献，只有这样，才能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确定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有计划有针对地采取恰当的措施。考古的材料也必须跟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利用史学研究的成果，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果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貌，那么，对于具体遗址、遗物的研究势必就只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够深刻发现考古材料的历史价值，因而也就不能发挥考古实践的重大意义了。
二、考古学的特点及其发展
由于考古学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工作方法，因此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一般而言，历史学的其他学科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具有间接性，而考古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直接性。在考古过程中，考古者与某一历史现象直接接触，它所获得的成果是研究历史的直接材料，这些材料常常会改变旧有史料的结构和范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作为历史学内部的一门新学科，考古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它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当史学刚刚跟其他学科分开的时候，历史古迹的遗存就开始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就记载了许多旧时的文物。孔子编《春秋》也博识古代文物，非常注意用文物与文献记载联系起来加以说明历史事实。有一个例子，春秋晚期，有一只被射中的隼落在了陈惠公的宫殿里死去了，其身上还带着一支石头箭。孔子根据这支箭头的楛矢，从而判断出它是来自于萧慎氏（在今天的东北地区）的领域。孔子的理由是，周武王时代对各地诸侯贡献的方物做了规定，萧慎氏进贡的方物就是石簇楛矢，后来周武王把萧慎氏的贡物赐给了陈国的先君，它被保存在陈国的府库里。人们从府库中找到了孔子所说的楛矢，跟那只死鸟身上的箭相比较，果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古代的历史学者所资利用的史料仍然是文字资料和口头传说。《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指文字记载，“献”指熟知前代史实的人。从这里可以知道，孔子在编著历史著作时用来证史的主要史料还是文字记载和传说。古代还没有产生关于历史文物的专门学科，对文物的知识总是和文献知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学”（Archaeology）一词的词源分析得到启发。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的Archaeo，意思是“古”，以及Logia，意思是“表达意思的文辞”，又引申为“学问”的意思，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就是“关于古代的学问”。在古希腊时代，它包含了古代的传说和历史。
对古代文物进行比较认真地研究，在世界上还是从我们历史悠久、文物丰富的中国最早开始的。西汉武帝时候，鲁恭王从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孔子的后裔孔安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对这本古文《尚书》加以改写。西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将秦始皇巡游天下勒石歌功颂德的文字收入了《秦始皇本纪》。到了东汉的许慎做《说文解字》，他非常重视出土铜器的铭文款识，开了后世“取金文以说字”的风气。晋朝的大学问家荀勖根据铜斛、古钱、建武铜尺，来校定古代的尺度，开始对古器物进行研究。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即今天的河南汲县）一个叫做不准的人盗掘了战国时候魏襄王的陵墓，从中得到几十车写着古书的竹简。汲冢竹书的发现，是我国古代的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晋武帝司马炎把这批竹书交给中书监荀勖对它们进行编目工作，束皙进行整理校注的工作。这是我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西晋的历史学家杜预写作《春秋经传集解》时，就把竹书作为《左传》的参照资料，应用到他的历史研究中去了。
从北宋开始，我国的考古学以金石学的形式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上自封建帝王，下至一般的士大夫，掀起了一股竞相研究金石之学的风气。我国现在保存的最早的金石学专著是由北宋著名的学者欧阳修编撰的《集古录》，他的这本书里收集了历代石刻跋尾总计有400多篇，他采取“与史传相参互证”的方法，纠正了历史著作中的舛谬之处达300多，成绩斐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金石学方面的著作纷纷出现。吕大临编写的《考古图》，著录了古代的铜器、石器200多件，他描摹了这些器物的图形以及器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下器物的大小、轻重、出处、藏处等等。薛尚功编写了《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著录有器物500多件，不仅描绘出具体的文字形状，还在后面附有考释。赵明诚，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也是一位著名的金石学家，他编撰的金石学著作《金石录》，著录了金石拓本达2000多种，并且也做了考释的工作。由王楚编撰的《宣和博古图》，著录了800多件铜器，随书摹绘了器物的图形、器物上的文字，并且还记下了器物的大小轻重，除此之外还做了考释。宋代的金石学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进行了搜集，二是对古器物进行考订以及对金石文字进行考释，三是以古器物和金石来考订历史记载。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利用金石学的材料。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丰富，研究范围很广泛，南宋的郑樵写作《通志》的时候，就在《二十略》中特地立了《金石略》。自宋代开始兴起的金石学，在明清两代继续发展着。随着文字训诂学的深入，金石学的研究达到了繁荣鼎盛的时期。清末的著名金石学家孙诒让在研究经学和小学的基础之上，对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写了一本叫做《契文举例》的书，是我国最早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从宋代到清朝，众多的金石学家以他们的辛勤研究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金石学材料和著述，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非常珍贵的资料。(www.xing528.com)
北京猿人头像想象复原图。
近代考古学萌芽于15、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正式形成了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而在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的，并且与我国传统的金石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在其他有关的科学和技术的协助下取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它不仅为人类原始社会历史的建立开拓了新的途径，而且也为各国的古代历史增添了非常重要而且丰富的新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蓬勃发展，已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考古学体系，并且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以我国的古代史为例，原来的古史起于传说中的五帝，而20世纪20年代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把中国历史向上延伸了50万年，1965年云南元谋人化石的发现，又将我国的历史向上推进到170万年以前。
三、考古实践对于历史学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对于考古学的意义有过重要的论述，他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汉〕马王堆汉墓帛画。
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以后，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的内容，促进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考古实践及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考古学有助于纠正错误、片面的历史认识。比如关于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历来认为是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这一看法一度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定论，并且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是，1973年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南方的长江流域也同样孕育着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并不仅仅是北方的中原地带。原来的结论经过考古实践的检验，得到了修正和补充。在考古学提供的直接材料面前，许多错误的历史认识都一一得到了纠正。在战国时期古墓中发现的毛笔和用毛笔书写的竹简证明史籍记载的秦朝将军蒙恬发明毛笔并无根据。晋代出土的《汲冢书》记载了“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的情况，唐代刘知几在《史通·疑古篇》中联系从王莽以来历代奸雄篡位无不谓之“禅让”的历史现实，认为尧禅让于舜是不可信的，舜实际上是放逐尧而篡位，而伯益避位的真相则是被启诛杀。上古三代并非传统历代的儒家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黄金时代。考古学的资料对于重新认识上古三代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其次，考古学还能补充、丰富、发展正确的历史认识。考古学对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贡献就是使原始社会史、上古史有科学的信史可言。原始社会史没有成为历史以前的历史阶段，史书留下的这一阶段的记载，只是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的追记。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把它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记载充满了神话色彩，每每感叹“唐虞以上，不可记矣”、“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20世纪20年代北京猿人遗址的系统发掘，把中国历史由传说中的5000多年上延到了50万年前。1956年云南元谋人牙齿及其使用石器的发现，又把历史追溯到170万年以前。陕西蓝田猿人、山西襄汾丁村人、广东韶关马坝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广西柳江人等一系列发现，以及北方各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西安半坡村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等一系列遗址遗物的发掘，足可以写出一部洋洋洒洒的原始社会史。正是考古成果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又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陕西西原宫殿遗址等的发掘，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于夏代文化特征、殷代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西周的历史面貌等情况的认识。新疆回纥人坎曼尔用汉文抄写的《诗经》残页及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反映了唐代新疆兄弟民族与汉族的深厚联系。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大批从晋十六国时期至唐代的文书，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无论是错误的历史认识，还是正确的历史认识，考古学都具有检验的作用。而对于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考古学更是具有拨开迷雾的贡献。老子《道德经》中的道经和德经孰先孰后问题，被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确切地回答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已的唐代均田制问题，由敦煌及吐鲁番的文书授田、退田账簿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代帝王世系，怀疑者大有人在，王国维利用殷墟出土的加固卜辞，写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文，考实了《史记·殷本纪》和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中记载的殷王朝世系，并且改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
相对于文献材料而言，考古材料具有原始性和直观性，既可以纠正文献的讹误，又能够补充文献的缺略。而且考古材料存在于地下，极其丰富，可以不断增加人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考古实践及其成果，充分证明它对于检验历史认识及对历史进行再认识的重要作用。随着考古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考古成果的不断扩大，它对历史认识的检验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同时，考古实践的发展，还在不断地改进和创造新的史学研究方法。20世纪初，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如甲骨卜辞、汉晋木简、敦煌文书等，是当时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对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而且由此产生了采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史学方法。考古学的发展还不断开辟了史学的分支学科，比如自1899年甲骨文在安阳殷墟发现以来，历经一个世纪，甲骨学已经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出土，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形成了世界性的“敦煌学”。
当然，考古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所获得的成果，毕竟只是一些历史的残存物，它无法从整体上反映历史的全貌。考古学本身也只是对这些残存物做一定的整理和鉴定。有文献记载时期里的考古材料，必须借助于文献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来进行整理和研究。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材料等这些资料都非常珍贵，但是也必须把它们跟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研究。从深入认识历史规律来说，它在历史科学中只处于辅助性的地位。与此同时，考古实践也要受到历史条件和专业知识水平的限制，需要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手段，特别是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考古水平。考古学需要也正在不断地获得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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