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的体裁和体例问题

第一节　史书的体裁

一、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

编著史书，首先要弄清楚历史著作的体裁和体例问题。体裁和体例是历史编纂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二者都指向史书的形式范畴，联系密切，但也不完全相同，各有侧重。史书的编写形式和外在表现形态称为体裁；所谓体例，指的是史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编写技巧。通常一部史书的体例安排应适应其体裁，因此不同体裁的史书往往具有各自的体例特点。但是，这也并不绝对，有时同一体裁的著作会采用不同体例，比如《史记》和《汉书》，虽然同样属于纪传体，在断限、标目、编次等体例上则有较大差异；而另一方面，不同体裁的著作也有采用相同体例的，比如司马光的编年体《资治通鉴》在叙述方法上却具备了后来出现的纪事本末体的追叙、并述等记事方法。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体裁和体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史书的体裁有记事、记言二种，中国古代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这两种是最古老的史书体裁。《国语》里记载楚大夫申叔时教太子学习九门功课，包括：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除了诗、礼、乐之外，其他六种都是史书。春秋、世和故志是记事的，令、语和训典则主要是记言的。现存的上古文献中，记事的有商代的甲骨文、商周金文，以及《诗经·大雅》里的《周颂》、《商颂》，而《尚书》和《国语》基本上是记言的。随着史学的发展，在记言、记事两种体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记事和记言相结合的史书逐渐增多。

〔清〕康焘·教子图。图中描绘了一位母亲教顽儿诵读《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集，历来为古代读书者必修书籍之一。

中国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自古就有“重史”的传统，史书浩繁，体裁丰富多彩。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学遗产，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总结，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创新。

以时间为线索，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历史时间的体裁称为编年体。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编年体最大的优点是能比较容易地反映同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横向联系，一方面从时间上给人相对完整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叙述上的重复，文字简洁。其缺点是头绪较多，不易掌握。同时，由于它按年月分列，不易于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前后联系和同一历史人物的完整生平，在交代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评价编年体说：“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梁启超也说：“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了然于史迹之时际关系，此其所长也。但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记述，无论如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账簿式。读本年所记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若不能得其究竟。”

编年体出现于春秋末年，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稍后有《左传》和《竹书纪年》等。《春秋》就像今天的大事记，记事简略，不作详细的铺陈和评议。到了《左传》中，由于增添了补叙和插叙等叙述手法，内容更加充实。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标志着编年体史书的新发展，它不仅按时间顺序记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对于某些不便以年月为线索记述的内容也作了记述。这扩大了编年体的记述范围，增强了记事的条理性。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也运用了类似的连类列举的方法，即历史人物的“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

编年体史书最成功的代表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此后南宋李焘续做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编著了《通鉴纲目》。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和夏燮的《明通鉴》也深受司马光的影响。

编年体史书的支流还有“起居注”和“实录”等。我国现存较早的这两类史书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的《顺宗实录》。现存卷帙最大的实录是2925卷的《明实录》和4327卷的《清实录》。

所谓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是本纪、世家、载记、列传、书志、表和史论的综合，以一个互相联系、紧密配合的整体记载广泛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过程。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之后，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开始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意考察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纪传体史书才应运而生。

“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是纪传体的优点，能表达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较好地归类安排大小历史事件，易于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的社会历史活动。与编年体史书相比，它在记述范围的广泛和对一个历史时期发展形式的宏观把握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主要的缺点在于纪事分散重复。正如唐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纪传体“因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大纲要领，观者茫然”，不容易显示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纪传体由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他混合了多种体裁，“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独特的形式，贡献了一种新的体裁。与作为纪传体通史的《史记》不同，东汉班固的《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者对于后世影响深远，此后的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写成的，成为我国历代正史的标准体裁。

有时从适应现实需要出发，一些史家对纪传体在不改变纪传体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做了个别局部变动，比如为了记载十六国时期异族首领的历史，《晋书》中增添了“载记”；《新五代史》中增加了《四夷附录》，记述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历史。

〔辽〕煮茶图。这幅壁画反映的是契丹人煮茶的情景。《新五代史》中，增加了对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为我国研究少数民族的风俗以及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纪事本末体是以记事为中心，将某一时期的历史分为若干大事，每一个事件为一篇，以时间顺序集中叙述事件过程的史书体裁。南北朝以后，在史学界出现了编年与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唐刘知几认为纪传体“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先后屡出”的不足非常突出，而稍后的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中指出编年体史书“举其大纲而简于叙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因此必须“别为著录，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在对史实做完整叙述的强烈需要推动下，纪事本末体诞生了。它弥补了编年体和纪传体在记事方面“年不一事，事不一人”的缺陷，较好满足了“尽事之本末”的要求。

这种体裁为南宋袁枢所创立。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通鉴纪事本末》记载，袁枢在阅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感到这种史书体裁内容浩繁，因此撰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将《资治通鉴》的内容总括为239事，“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三征淮南，包括数千年史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一经出现，仿效著书者就接踵而来。此后，明陈邦彦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有《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李铭汉有《续通鉴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有《西夏纪事本末》，杨陆荣有《三藩纪事本末》，近人黄鹤寿有《清史纪事本末》。除了这些之外，还出现了某些专题性纪事本末史著，比如罗惇融的《中法兵事始末》、《中日兵事始末》。由是可见，纪事本末史书又自成贯穿古今的一个系统，是史书编撰体裁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是“因事命篇”，即所谓“揭事为题，类聚而条分，首尾详备，巨细无遗”。但是因它分别列目，各自成篇，体裁单一，因而容易忽略同时代史事之间的横向联系，难以理清整个历史发展的线索。

典制体又称政书体，由《尚书》、《周礼》、《仪礼》和纪传体史书中书志的发展，从而分门别类记述历代的典章制度，它是从纪传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体裁。

三礼之后，典章制度的记载大都归于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书”、“志”中，到唐代的《通典》和《会要》才确立下来。它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分类系统地翻检资料，寻找解决财政、军事诸方面的经验而编撰的。

《通典》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记载历代典章制度，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止于唐玄宗天宝末年，全书共计200卷，有食货、选举、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类，各类又分为若干子目，综合各代，贯穿古今。在唐杜佑撰《通典》之后，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有《文献通考》348卷，体例上比《通典》有所增益。《通典》与《通考》与南宋郑樵的《通志》一起，这三种著作被合称为“三通”。前二者都是通史性质，而《通志》以纪传为主，很少的一部分以典制体的方式写成。清乾隆年间，官方修撰了《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1935年加上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就成为贯通上古到清末典章制度的“十通”。

断代为书的典制体史书，有唐德宗时苏冕的《会要》100卷，宋初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现有的会要中，篇幅最大的书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的《宋会要辑稿》。清代学者还编撰了很多会要类书籍，比如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等。

典制体作为史料性的著作最大的优点是包含典章制度的范围广泛。但是它不能反映一个时期历史的基本面貌，这是这一体裁的最大缺点。

专门记述学术史的一种体裁是学案体，包括学者传记、言行录、著作摘要、评论、学派师承关系等内容。自古以来，我国史书中就有关于学术史的记述。严格意义上的学案体的创始之作是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此书包括“总序”、“分序”以及思想家小传和相关典籍摘录等。在“总序”里，黄宗羲集中评析了200多位明代学者的思想要点和学术得失。此后，按照流派的不同，分别立案，学案的排列按学术地位的高低和师承关系为序。在每案之前的“分序”里叙述该派的渊源，概括要旨，列举各派代表人物。对人物生平以小传形式概述，择录其主要言论和学术思想要点，并对之加以评论。《明儒学案》条理清晰、结构严密、简明扼要、考订精深，是我国学术编纂史上最卓越的著作之一。在《明儒学案》的影响下，后来续出了一些学案体的史书，比如黄宗羲和全祖望合作撰写的《宋元学案》、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以及徐世昌的《清儒学案》，等等。(www.xing528.com)

汉西域诸国图。地图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史料，它能弥补文字表述上的不足。图录在古代备受重视，有“左图右史”的说法。

图经常与其他体裁配合使用，也有单行的，包括地图和各种图画，能弥补文字表述上的不足。当然图往往并不能摆脱文字上的说明。图录在古代备受重视，有“左图右史”的说法，说明“图”与史书常常是相互关联着的。历史文献上所讲的“图书”、“图籍”、“图经”和“图志”等，也都以图和文字记载并提。图录中起源最早而使用最广的一种图应该是地图。隋唐以后，图的应用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宋代郑樵著的《通志》中有《图谱略》，主要著录了历代可考的各种图，强调图的重要性。然而，《图谱略》对于后世的影响相当有限。近年来，虽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对于历史地图研究和绘制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将图作为一个重要的史书体裁进行系统研究的还相当少。

表也是常与其他体裁配合使用的体裁形式，单行的也不在少数。表的形式简明醒目，可以囊括细小的内容，减少繁文，同时条理清晰而又便于检索。《史记》中的“世表”、“年表”、“月表”，《汉书》中的《古今人表》、《百官公卿表》，《新唐书》中的《宰相表》、《方镇表》等等都是与其他史书体裁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然而唐代的刘知几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反对以表入史书，认为“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因此刘知几很不满《史记》和《汉书》中纳入表这一体裁。宋代的郑樵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指出：“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诟詈，几如众射之的，仆细审之，岂为不可轻訾，乃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称《新唐书》中的《方镇表》和《宰相世系表》是“很大的宝贝”。

所做史表最多的是清代学者，其中有增补旧史的，也有专书。万斯同的《历代史表》、王之枢等合著的《历代纪事年表》、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乾隆时期，官方还统一修定了《历代职官表》。

不同于各种叙述历史为主的体裁，史论体以评论历史事件、史书和史家为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这种体裁特点是考辨史体、品评旧文和抨弹往事。根据梁启超的论述，史论体可以分为理论、事论和杂论三种。理论是评论史学的体例和义法，如唐刘知几的《史通》；事论主要评论历史事件的是非得失，如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杂论则侧重考订历史事件的正误异同，如清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而陈旭麓与梁启超的分类不同，他把史论内容分为论人、论事和史学评论，“其中又都包括叙事、考异、论证等内容，这些内容又常常熔炼在一起和汇集在一篇史论中”。梁启超的分类主要是从专著着眼，而陈旭麓的划分则更多考虑单篇论文，二者不存在根本歧异。

我国古代的史论大多散见于各类书籍的前序、后赞和行文的只言片语中，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三篇是史论专文的肇始之作，此后历代史家多有沿袭，东汉班彪的《王命论》、三国曹冏的《六代论》、唐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论得失、辨兴亡、评人物，都是非常有名的史事评论。南朝萧统在编辑《文选》时收录选自《汉书》、《后汉书》和《宋书》里的“史论”九篇，说明当事人对于史论的重视。但是这些多以散篇为主。宋代以后，关于史事评论的专书不断出现。宋范祖禹撰《唐鉴》，论述唐代近300年间统治的得失成败，共306篇。该书在当时就影响很大，以致人们称范祖禹为“唐鉴公”。此外，孙甫的《唐史论断》、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都是这类著作。明末清初，王夫之根据《资治通鉴》所叙的史实，撰写了《读通鉴论》，自秦至五代，提出评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约900条。此书系统反映了作者的进步历史观，同时也给后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在卷末，王夫之讲到了他撰述的五条原因：“引而申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首尾两条着眼于思想方面，中间三条则侧重于方法。另外王夫之还写了《宋论》一书，是专评宋代史事的，是《读通鉴论》的姊妹篇，在以史为鉴的用意上更加深刻。这两部书是我国史论体专书的代表之作。

在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之外，评论史书和史学的史学评论也是重要的史论体形式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史传》篇，这是我国较早的史学评论著作。本篇虽然仅有1300字，但作者对史学源流、史书优劣、史家旨趣都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史学评论从文人散论和史书附录中独立出来形成专著的标志是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史通》分内外两篇，外篇评论史官设置、史籍源流和史家得失；内篇评论史书体例、史料采集和表述要点。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继《史通》后的又一部史论专著，它广泛评述了清代以前的史书体例，在史学理论上不乏真知灼见，与《史通》并称为中国古代史论专著中的“双璧”。作者提出的“六经皆史”的思想，记述与撰述的区别以及“智以藏往，神以知来”、“体方用智”、“体圆用神”的思想，通史有四体、六便、三弊的思想，“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的思想，都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章学诚在讨论史书体例时，对地方志体例的贡献尤其大。因此，《文史通义》这部书，直到现在还有在史学评论方面的价值。

较之单篇论文，史论专著更具有深度、广度和系列性。有的专著是一篇较长的论文，有的则是数篇论文的汇集，其中可以是一个系列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几个不同系列的内容。和其他学科的论文一样，史论也必须“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即突出一个中心主题，从各方面加以论证。论证方法一般也采取驳论、立论和驳、立兼用等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尽管史论的内容日益广泛多样，论证过程亦日趋缜密，但史论的体裁形式却变化不大。

《宋论》书影。王夫之（1619—1692）撰。

以各级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述一个地区的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文化流传等情况的史书体裁称为地方志。地方志可以分为统志、通志、县志和乡镇志等种类。统志是全国性的区域志，记述全国的行政划分，而通志指的是省志。由于我国历史上曾经以其他单位划分行政区划，所以又有府志或称郡志、厅志、州志、关镇志、卫所志、司所志等等。近现代新出现了工厂志和学校志。

方志的雏形始于西周时代，比如《郑志》和《齐乘》等。此后历代都有此类史书，并且分类日趋细致，先后出现了山水志、人物志、风俗志、图志、物产志、寺观志、金石志和艺文志等。比如周秦之际出现的《山海经》、北魏郦道元编撰的《水经注》、西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和唐代的《沙州图经》。东汉袁康、吴平合著的《越绝书》以及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综合性地方志的代表。

宋代以前，大多数地方志的内容仅限于地理学的范畴，宋代以后，其内容扩大到包括人文、历史等诸多方面，体例上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开创了方志编纂学的新途径。地方志的体例一般包括纪、传、考、图、表等几种形式。纪包括两部分：皇言和皇朝编年。皇言主要记载皇帝颁发的有关该地区的诏谕文告，而皇朝编年则重点记述该地区的编年大事。考指的是专题志，图记载该地区的著名景物、名胜和建筑等。传和表与纪传体例的规定相同。封建王朝结束后，当代地方志的编写体例并没有太多改变，对于原有框架的大部分予以继承，但是稍做增加，一般加入了序言和前言、概述篇，包括专题志、人物志、图、表和大事记几部分。序言陈述编写宗旨，说明编写事宜，交代编写凡例；在概述篇中，编者概述全书内容，将全志各部分在三维空间内的联系、运动、发展大势简要组成一幅立体画面的总体，以概其长短优劣之势，述其振兴韬略之策。在这种意义上，概述可以看做一个地区纵贯上下、统率全面、探讨规律、述往知来的小通史。

文征体是按一定的目的要求，选编一些官方文书、私人议论和有关著作，以反映一个时期某些方面的历史面貌。比较著名的文征体史书有《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史类》、《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等。

二、近现代史书体裁的多样化

当代史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内容日趋复杂，研究目标也有了非常明显的发展变化。因此，史学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也在不断改变和创新。除了新出现的各种非文字记载的录像、录音、电影、电视等表现形式，书面表达的史书体裁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内容和形式达到更加完美的结合。近现代史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创出许多表现力更强的新的史书体裁。

适应普及历史知识的需要，在明清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体裁，即演义体史书。它用通俗文学的形式演说历史，如蔡东藩在《唐史通俗演义》自序中所说，演义体“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演义体以一代或者数代的历史事件为中心脉络，注意场面铺陈，突出人物活动，强化细节描写，讲究语言通俗，标题采用回目的形式，将全书分为若干段落。有时，作者还在正文中加入自己的“夹批”、“夹注”或“尾批”，解释某些典章制度，分析史料，评论史实。

最早的演义体史书之一是《东周列国志》，明朝冯梦龙所著，清朝蔡元放删节批注。清末民初，维新派大力倡导用通俗演义的形式撰写历史，从而对民众进行历史教育，激发他们的革命爱国热情。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的作用下，演义体一时成为潮流。描写鸦片战争历史的《通商原委》，作者匿名，是最著名的演义体史书。民国以后，又出现了蔡东藩的长篇巨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全书共1040回，达500多万字，历史跨度从秦始皇一直写到公元1920年。此后的演义体历史读物非常多，有表述一个时代的陈稚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也有表述一个专题的李宝忠的《永昌起义》。

《东周列国志》书影。蔡元放评点，清文富堂刻本。冯梦龙（1574—1646），明文学家、戏曲家。一生主要从事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和创作。编选的作品中，有许多体现了与传统不同的道德观念。辑有话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

以章节为顺序来组织内容的史书编写形式称为章节体。这是一种近代出现的体裁，随着传统史著体裁的局限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而产生的，与近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外国文化的传入也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最早的章节体史书是历史教科书，比如1901年出版的普通学书室编的《普通新历史》，1904—1906年出版的夏曾佑编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此后，各种历史著作大多采用这种体裁，包括通史著作和叙述某一历史现象的专著。章节体兼取古代三种主要体裁之长，以编年为线索，纪事本末为主干，辅之以记传。它的优点是便于在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叙述，可以从纵向反映历史发展趋势，也可以在横向上展示历史结构的多维侧面，深层挖掘历史的内涵。章节体按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结撰，层层设题，重点突出，眉目清晰，在每一层次中，记事和传人以及述史和议论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但是，章节体也有明显的不足，由于人为的分割章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过程的整体连续性。随着章节体的程式化，这一缺陷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上述的史书体裁各有优劣，特色鲜明。如果要全面表述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或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仅仅使用其中一种体裁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在编撰史书时必须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体裁，在以一种为主导的同时，灵活运用其他体裁作为补充，从而取长补短，达到更好的效果。事实上，从历史上成功的史书看来，采用单一体裁的著作是非常罕见的，多数史书都同时综合运用了几种体裁。比如纪传体的《史记》主要是记述人物的，但是在帝王本纪的部分就采用了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来排列史实。而编年体史书的代表《资治通鉴》也有人物传记，对史事的记述也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一些手法。另外，在纪事本末体和典制体中也有少量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使用。由此可见，史家在编撰历史著作的时候总是使各种体裁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历史学者应该掌握各种体裁的特点，对其优点和不足有充分的了解，学会综合运用的技巧，从而博采众长使之相得益彰，以扩大历史著作的容量，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

三、史书的内容和形式

因为体裁和体例都属于史书的形式，因此必须受到史书内容的限制和制约。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史书内容就会有什么样的体裁和体例与之相适应。所谓史书内容，指的是史学学者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是他们对大量史料精心钻研的结晶。一本好的历史著作首先要求它的表述形式恰当，为读者所喜欢。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说：“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这很好地说明了内容对于形式的决定作用。

因为史书反映的历史有客观的发展规律，所以表现历史的史书形式也是有迹可寻的。由于我国的正史大多遵循儒家正统思想记载封建王朝的历史，同样的内容必然带来相似的体裁。然而客观历史发展的各阶段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对于同一阶段的历史，不同史家的认识和理解、著作目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史家，随着认识能力和思想水平的提高，对同一历史现象也会有前后不一的反映。客观历史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史书表现形式必然是多样的。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史书体裁，来考虑史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