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就：探究历史学的定义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一、文献目录学的历史

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历代目录学学者，以其金针度人的美好情怀，搜罗文献，编次群书，辛勤纂述，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目录学著作，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目录学体系。正是由于有了目录，我们才不至于对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不知所措、望而生畏。文献目录，可以指导读书治学，可以辨章学术、考证源流，还有助于从事其他的文献工作。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清代另一位学者江藩也在《师郑堂集》一书中提出读书应从讲求“目录”入手。他说：“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其书可读，则为易学而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

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

目、录这两个词用在目录学中，目是指书的篇名或书名；录即叙录，后世称为解题、提要等，是对书的内容、著者事迹及写作、出版等情况的概要说明。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目录：它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读书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学术，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我国的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整理图书工作。《汉书·艺文志序》记载此事说：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龙，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则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史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他所编著的《别录》是我国目录学的始祖。

这次校书，产生了我国第一部解题目录——刘向的《别录》。汉哀帝时，因为刘向死去，遂命其子刘歆继承父业，进一步将朝廷藏书分类编目，最后编成了《七略》。《七略》将图书分为六大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将“六略”的总序辑为《集略》（或称《辑略》），故全书称为《七略》。这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的群书分类目录。它把我国古代学术分类思想，应用于图书整理，结合自己的校书经验，创造并提出了正式的图书分类法，对两千年来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在唐朝以后亡佚，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据刘歆《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成为《汉书·艺文志》。《七略》图书分类的格式和内容基本上被保留了下来。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进一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四分法的产生，同时也出现了其他分类法。据《晋书·荀勖传》记载，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奉命整理图书，并负责整理当时在汲郡古冢发现的古文竹简，最后编成《中经新簿》。《中经新簿》以甲、乙、丙、丁四部分类记录图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四分法的图书分类目录。它的特色在于：一、将史书从《七略》“六艺略”所附“春秋类”中独立出来，独立为丙部，即后来“史部”的雏形。这反映了史书的增多，史学的进步，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了。二、合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为一类，是后代“子部”的创始。这些都是对于目录分类体制的重大变革。

到了东晋，著作郎李允编《晋元帝四部总目》，沿袭四部分类法，不过对四部的次序作了调整，并且一直被后世所沿用。清代学者钱大昕论及此事时曾说：

晋荀勖撰《中经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元史·艺文志序》）

唐贞观年间，《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著录图书，并正式以经、史、子、集取代甲乙丙丁来命名四部，成为我国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史志书目，且成了历代官修史书艺文志和私家书目的范例。

到了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编辑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即以经、史、子、集四部记录所收图书目录，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成为我国历史上体制庞大、总括群书的大型目录著作。其所著录的内容更为完备，四分法的体制也臻于完善。

四部以经书为首，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在封建社会的重要地位。所著录的是儒家的经典和后世儒生解说经书的著作，以及与学习经书有关的读物如“小学”之类的书籍。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经部书籍就多达1773部，20427卷。

史部所记的，主要是纪传正史及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旁及野史、地理、目录、考古、诏令、奏议等。

子部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部类。它的著录以《汉志·诸子略》所包括的先秦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九流十家的诸子著作为主，再合并《汉志》“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三大类中的书籍，唐宋以后又增添了道书类、释家类、谱录类等，古今诸子著作，佛道、兵书、数书、方技和阴阳五行等书。

集部是在《汉志·诗赋略》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主要著录文学书籍。《隋志》集部下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后世集部大多沿袭这一体例而增设“文史”（即诗文评）类，《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再增“词曲类”，共为5类。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虽然四部分类法在图书分类中起主导作用，但除此之外，也还存在其他不同的分类法。其中在目录学史上比较重要的有南朝宋王俭编的《七志》，他变革《七略》，补撰《图谱志》，增加道经、佛经为附志。虽名为《七志》，实为九志，即将图书分为九大类：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艺术志、图谱志、道经、佛经。

后来，又有梁朝阮孝绪^[1]，遍访私家藏书，“总集众家，更为新录”，编纂《七录》。《七录》分为内外篇，内篇五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记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外篇二录，一曰《佛法录》，二曰《仙道录》。

南宋目录学家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更将图书分为十二类，经类以外，别立礼、乐、小学三类；诸子类外，别立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五类；加上史类、文类而为十二。

清代学者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虽在《四库全书总目》编成以后不久编纂，也突破了权威性的四分法，而将图书分为十二类：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说部（即小说）。

以上诸家所提出的分类法，在一定时期内虽有其影响，但始终并没有动摇四部分类法的主导地位，封建社会后期公私所编的文献典籍目录，多是以四部分类为依据。

二、版本学的历史

我国丰富的古籍历史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抄写刻印、编辑注释，形成了众多的版本。往往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由于历史条件、人为因素和地区版刻风格种种原因，其篇卷编次、文字内容以及印刷装帧等都有着极大的差异，给阅读、整理和利用历史文献造成了许多困难。因此，历代学者都非常重视版本。为了更好地整理和利用历史文献，确保所有资料的准确性，所有研究、整理历史文献和以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的工作者都应该了解和掌握一定的版本知识。

版本，《辞海》的释义为：“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指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一书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

书的版本，从先秦时期开始，到了西汉已成为通名。西汉刘向《别录》谓：“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这里所谓一人持本，即有手持书本之意。唐中期后，雕版印刷开始出现，一书刻成，相率模印。此时人们开始将写本书、抄本书称为“本”，将雕版印刷之书称为“版”。随着雕版书的增多，渐渐取代了写本书。“版”、“本”二字连用以及“版本”一词的正式出现，开始见于宋代文献。此时所谓的版本，专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籍版本。从宋元明清到今日，版本的含义不断扩展，有了许多新的内容。今天我们所说的“版本”的概念应包括各种抄本、写本、稿本，以及它以前的竹木简、缣帛和它以后的雕刻本、活字本，还有现代的影印本、缩微胶卷、电子出版物等。

毕昇雕像。毕昇（？—约1051）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书籍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版本学，顾名思义即研究版本的学问。具体而言，也就是研究各种版本的用纸、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款式题跋、刻印源流、行款版式、封面印记，以辨明版本的真伪，分清版本的真伪，分清版本的精粗优劣的学问。版本与古籍的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密切相关，是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版本学始于汉，兴于宋而盛于清，在学术发展上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研究版本学，对读书治学、整理古籍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可以帮助辨别古籍版本的优劣，避免误读古书。

古籍流传年代久远，一种文献传至今日，版本众多，有优有劣。陆游《老学庵笔记》就记载了一个劣本贻害读者的故事。宋代有一位教官，在出题考试生徒时，出了一道这样的题：“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考生们看到此题，均面面相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从下笔。于是有人怀疑此题，认为可能是出于麻沙本的《周易》，而监本《周易》不作“坤为金”。那位教官便去核对别的版本，发现果然是麻沙本有误，“坤为金”应是“坤为釜”。一个质量低劣的本子贻害读者，也令这位教官十分难堪。

岑仲勉在《隋唐史》中提到，汉朝人所著的《易林》中已有砂糖，由此断定砂糖在汉代就有了。但是，这个“砂糖”却是“沙糠”之误，有的版本就不误。一字之差，竟使历史研究大打折扣。

对于一般人来说，懂得一点版本学知识，是为了求得好的善本和读本，对于文献工作者来说，则是通过版本学以求善本校书，整理古籍。善本书的标准，因其不同的使用目的，也就不同。一般来说，用于校勘整理出版古书，以旧刻、旧抄本为善。以时代而论，宋本最善，元本次之，明本最差。用于阅读的书，以精注、精刻、精校本为善。清代乾嘉时期经过考据家、校勘家用多种版本精校写成的读本是善本，此外，未经删节或残缺的足本，亦称善本。

其次，有助于鉴定古籍的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古籍的流失亡佚情况严重，迄今为止，不仅唐五代刻本所剩无几，就是印本书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刻本也已寥落不多。早在明清之际，宋刊本已按页论价。因此不少利欲熏心的书商多方造伪，以假乱真，造成了许多版本混乱。通过版本鉴别，识别真伪，可以保护文物古籍，为古籍整理服务。

再次，可以考订书史源流。考证书史的途径很多，研究版本也是其中之一。通过对版本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我国书籍制作的情况及其发展演变过程，还可以了解某一时期的学术潮流动态，反映历史的另一个侧面。例如，宋代刊刻了《崇宁藏》、《开宝藏》、《毗卢藏》、《思溪圆觉寺藏》、《思溪资福寺藏》以及辽刻《契丹藏》、金刻《赵城藏》等佛教大藏经，说明南朝隋唐以来这一历史时期佛学发展的盛况。

最后，为目录、辨伪、辑佚与校勘等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早在刘向校理群书时，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广罗异本，互相参校。清人章学诚总结刘向的经验说：(www.xing528.com)

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校雠通义·校雠条理》）

宋人刻书，也重视用众本校雠。从宋代《遂初堂书目》开始，备列一书的几种版本。比如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吉州本、杭州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高丽本等。这类版本较多的书，大多是正经正史，其所以备致众本，正是为了校雠之用。此后的书目大都要讲到版本，比如《知见书目》就是著者将所闻所见得各种图书的版本编排成书，有些还具体比较鉴别某些版本的优劣，以供读者参考选择。

近人朱希祖曾说：“校雠之法有二：一则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其不善，弃而不言，然必择一本为主。若他本他书有善者，据以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据某本或某书改。’……一则择一本为主，而又罗列各本之异同，心知其善者，固当记注于上，即心知其误者，亦当记注于上，以存各本之真面，使后世读此书者，得参校其异同，斟酌其是非，择善而从。”

三、校勘学的历史

凡接触古籍的人，都知道校勘的重要。清代学者整理古籍有很大成绩，对此已有充分的认识。张之洞《书目答问》一书自言“为告语生童而设”，其略例指点门径，第一条就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要利用古籍，不可缺少精校精注本，而校、注两项工作之间，校勘又更为基本。

张之洞旧照。张之洞（1837—1909），清末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有《张文襄公全集》。

校勘，又称为“校雠”，即广泛搜集各种相关的本子，广泛取证各种相关资料，对同一古籍进行比较对照，校出篇章文字的异同，审定其是非，力求准确地恢复古籍原貌。

校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鲁语》记载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师。以《那》为首。”西汉刘向大规模整理古籍，编制目录，把搜求版本、校勘文字作为一道重要的工序，并给“校雠”二字下了定义：

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

所谓校勘学是把校勘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对它的历史、方法、原则进行系统的描述，总结校勘古籍的实践经验和社会价值，并为校勘古书的实践活动提供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的一门科学。

校勘学始于汉朝，成于宋朝，大盛于清朝。

西汉刘向、刘歆校理群籍，完成《别录》，奠定了校勘学的基础。将完整的校勘成果流传到今天的，是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该书30卷，给《周易》、《尚书》、《毛诗》、《礼记》、《仪礼》、《周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十四种经典分别做了注释。陆氏博采汉魏各家注释以及古代青铜铭文，给这些经典做了音义和训诂，并对各家传本的文字异同做了校勘。

到了宋代，中央专设校书机构，由校书郎校理图书，并制定了一系列校勘规则。如《南宋馆阁录》记载：“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宋代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校勘学者和校勘专著。郑樵《通志·校雠略》，对校勘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清代学者广搜材料，钩玄籍要，考镜源流，从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文字等方面对大量古代书籍进行深入的考证，严格的勘定，使校勘成就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书目答问》附录清代校勘名家就有31人：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廷芳、姚范、卢文弨、钱大昕、戴震、王念孙、黄丕烈、孙星衍、阮元、顾广圻等等。他们既具有广博的知识，又具有实事求是的学风。清人的校勘成果写成专书的名著有卢文弨的《群书拾遗》和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但清人的校勘成果更多的是随刻本流传，也称校记、考异或考证。或者保存在研治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中，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古代书籍辗转流传，各种原因使得古籍字句文义偏离了本来的面貌。东晋的葛洪曾引谚语“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说明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古代书籍只能靠转抄流行，辗转传抄，文字错误在所难免。有趣的是，这一寥寥数字的谚语，到唐代马总著《意林》引用时，又把“虚成虎”误写作“帝成虎”了，谚语所指的错误竟成为事实。校勘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故近人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曾说：

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收而不知，未为善也。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十二》中亦感慨地说：

嗟乎！学者读古人书，而不能正其传写之误，又取不误之文而妄改之，岂非古书之大不幸乎？

古书经过精心校勘，还原成其本来面貌，文通字顺，才能让人易于阅读和理解。俞樾曾在《札迻序》中阐释了校勘的重要意义：

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由观”，“而肆赦”为“内长文”，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

石碑和神道柱，这是梁朝靖惠王萧宏墓前的石碑和石柱。石碑、石刻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通过它们，我们可以获得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料。

说明要读懂古书，领会书中的精神主旨，只有读校勘过的书才能做到。而且在易于阅读理解的基础上，校勘过的古籍也就成了可供一般研究者利用的可靠资料。先秦诸子典籍错讹较多，本难通晓，所以历来问津的人不多。但经乾嘉学者认真校勘后，就促成了学者们研究“诸子学”的热潮，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辨伪学的历史

辨伪是文献实证——考据的形式之一，是传统学术中的一项基本工作，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辨伪是对某些有真伪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它的涵盖面很大，凡是有真伪问题的古史事、古书籍、古器物、古碑刻、古字画等，均在其辨识的范围。

文献学所讲的辨伪是狭义的辨伪，主要是辨识古典文献的真伪，其任务是认定图书文献的真实作者、年代，体现其原文的文献归属，而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则是文献辨伪的核心内容。“辩伪”，也有人主张应该称为“辨真”，提法不同而实质相同。

古典文献只有经过辨伪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否则有莫如无，有恶于无。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的学术意义有深刻的论述：

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

《文献通考》书影。

文献典籍的辨伪现象大致滥觞于战国时期，虽然当时还没有细致的辨伪工作，可当时已经有人对流传的文献典籍及其内容提出怀疑，开疑古风气之先河。

汉代辨伪工作的另一种方式是与古籍的整理相结合，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说：“辨伪工作，一开始便和校书工作结合在一起。汉代学者们原来也是通过校书来考定古书的真伪和时代的。”

唐朝整个社会相对开放，儒释道三教并行，意识形态领域比较活跃，对于古人的成法，乃至圣人的经典，都敢于怀疑、否定，于是在这样的气氛影响下，辨伪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唐代文献辨伪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隋书·经籍志》的编修上。《隋书·经籍志》除了仿照《汉书·艺文志》在书名下加注文指斥伪书外，更在某些类的类序中论述该类书中的一些伪书，如易类小序中辩论《归藏》，孝经类小序中讨论所谓的郑玄注等，而且考辨更加坚实。唐初孔颖达领衔《五经正义》，对很多经、注乃至所涉典籍提出怀疑。柳宗元、韩愈对辨伪也饶有兴趣，对一些典籍的辨伪颇有见地。柳宗元称：“余读贾谊《鹏赋》，嘉其词，而学者以为尽出《秾冠子》。余往来京师，求《秾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柳宗元不仅从《秾冠子》的内容鄙浅，断定它是伪书，更是去探寻了它作伪的方法。

宋代学人疑古最勇，辨伪惑古蔚然成风，辨伪学者比肩接踵，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郑樵、汪应辰、洪迈、朱熹、叶适、晁公武、高似孙、李心传等皆有成绩，疑古惑经的矛头锋刺群书，辨伪之学成为“宋学”批判精神的重要方面。其中以欧阳修、郑樵、朱熹影响最大，是宋朝辨伪学的代表。

宋代的辨伪成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们的辨伪原则和论证手段。宋人的辨伪工作在思想认识和实施方法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条理化色彩，是实现辨伪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前奏，成为辨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阶段。在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下，宋人“荒经蔑古”风气也导致其辨伪工作带有某些偏颇，此乃学术发展中的自然现象。

金元时期的辨伪工作较为单弱，只有王若虚、金履祥、吴澄等略有所为，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比较集中地集录了唐宋人考辨诸子的资料。明初大学者宋濂的《诸子辨》则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成果，共辨别子书44种，材料多取之《文献通考·经籍考》。该书虽然谈不上精当，但毕竟是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书，考辨方法也颇有可取之处。真正把古典文献的辨伪推向成熟的是梅、胡应麟。

梅^[2]是历史上下大气力对一部书考证辨伪的第一人。他的《尚书考异》，专精而详博，为考辨之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方法和成果多为清代考据家所承袭。关于梅在《古文尚书》辨伪史上的地位，清道光五年（1825年）朱琳在《尚书考异跋》中有所评价：“按疑《古文》者始于朱子，元草庐吴氏因而撰《书纂言》，谓《古文》为东晋晚出之书，故但注《今文》而不注《古文》。先生则力辨其伪，曲证旁通，具有根据。后阎百诗（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栋）《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阳湖孙渊明（星衍）为之校刊，称其有功圣学，为前明一代巨儒，信不诬也。”堪称公允之论。

晚明胡应麟代表著作《四部正讹》是一部系统的辨伪专著，他承袭前人的成果，总结历史的经验，并加以发展，把考辨范围扩大到四部，综合具体结论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我国辨伪学发展成熟的标志。

清代是辨伪理性化、规模化的发展时期，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都是继《四部正讹》之后的辨伪专著。

崔述是清代疑古派后期的扛鼎大家，专以疑古、辨伪、考信为学业，平生所著多以“考信”名篇，其《考信录》凡“前录”2种、“正录”5种、“后录”5种，考订古书中所记上古三代及《论语》中所记孔子事实之伪讹与辨别伪书相结合，是古书考证的世间绝响，文献辨伪之千古顿足。

本世纪初的著名学者梁启超所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指出辨伪书的重要性，叙述了伪书的种类和来历，以及辨伪学的历史，并提出了辨别伪书的13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前的辨伪学做了总结。

古典文献辨伪的历史十分悠久，前人从文化史、学术史、文献学史等角度对其有一定的研究总结，但是始终没有一部专门的辨伪史专著。而杨绪敏先生的《中国辨伪学史》（1999年）的问世，彻底结束了这种辨伪学只注重具体的文献考辨工作而忽略辨伪活动历史发展过程研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