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第二节　历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一、什么是阶级分析法

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的根本的科学方法。

普加乔夫（约1742—1775），因不满沙皇的专制统治，于1773年在雅克河一带发动起义，并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后因寡不敌众，被沙皇军队镇压了。图为普加乔夫被关在牢笼时的情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无时无处不在的。

在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明确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它们的作用问题。马克思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任何人强加给历史的主观臆想，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认识的结晶。同时，“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贯穿在阶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因此，历史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也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法。

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任何人强加给历史的主观想象，因此，在研究一些历史现象时，就不能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问题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它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阶级分析法可以使我们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的发展线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说过：“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类阶级社会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它，我们的认识又应从哪里入手呢？列宁明白地告诉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在探讨历史进程中人物的活动时，就能十分正确地找到个人因素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决定个人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就能充分揭示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的各个层面，抓住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要素。阶级分析法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握个人活动的社会根源，找到决定个人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揭示繁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

其次，阶级分析方法在史料的鉴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所遗留下来的人类活动的史料，大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阶级的痕迹。因此，不能否认的一个客观存在就是：在阶级社会中，所遗留下来的人类活动的史料，大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不同程度、或深或浅的阶级印迹，如果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史料的鉴别，只能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辨其真伪，而不能做到在此基础上，从史料的思想性上鉴别其对错。如有一种说法，认为“战报”是研究战争史的最可靠材料。因为战报大都是前线指挥官给朝廷的战况报告，所报大多为亲身经历之事。应该说“战报”中确有许多真实的记录，是研究某一问题的重要材料。但是，也应看到前线将官由于个人腐败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往往在战报中篡改基本事实，如不察，则会使研究工作陷入歧途。如对1864年清军攻入太平天国都城南京后的活动情况，当时在曾国荃身边参与军事的赵烈文在日记里记录说：“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大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又说：“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藏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30年后，谭嗣同在写给自己的教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证实了这一点：“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全数悉入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由此可见，赵烈文所记为清军在攻破南京后活动的真实记录。但是在曾国藩递送朝廷的《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中，所述情节，截然相反，变成湘军将士如何竭力杀“贼”，屡建大功；而他本人对城中死于“疾疫者”和“战阵者”是何等“悲涕”，并正忙于“安置难民妇女，料理善后事宜”。再如，有关古代农民战争史的各种材料记载，大都出于统治阶级人物之手，他们出于同意于本阶级、恶意于敌对阶级的感情和需要，往往对有些内容任意夸大或缩小，乃至篡改删削。对此种种情况的史料，不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鉴别，是很难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因此，如果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史料的鉴别，只能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辨其真伪，而不能做到在此基础上，从史料的思想性上鉴别其对错。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阶级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在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阶级斗争有不同的内容、形式、性质、特征和规律，分析任何阶级及阶级斗争问题，都必须以与之相联系的经济状况的分析作为前提。因此，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根本要求是要着重分析阶级社会中出现的历史现象所反映的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实质。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法，要把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贯穿到各个研究环节之中。

分析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历史人物，要把其放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离开人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属性，这个人的一切言行都无法解释。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历史上的人物是千姿百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陈独秀曾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921年前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使革命失败。后来，组织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活动，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对陈独秀的评价，便不能是通过简单判明其阶级属性就做结论的，而是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具体细密的分析，才能做出公允的评价。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历史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不能超出它的适用范围，阶级分析方法只适用于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如研究原始社会史就不能用阶级分析方法，那种把阶级分析方法说成是历史研究唯一方法的认识及实践都是错误的。

第二，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要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阶级关系的特点和变化，把阶级分析的历史观点统一起来，不能忽视阶级关系的历史性。

第三，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可以从繁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其发展线索，但是却不能对任何历史现象都给予圆满的解释，决定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有许多，有些历史现象又不是用阶级分析都能说清楚的，因此，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不能将其绝对化、简单化。

孔子讲学

第四，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时，其目的不是为了判明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而是为了揭示其活动的环境中的阶级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对历史人物的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判明历史人物在其活动中，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地运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对于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进行阶级分析，主要是从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具体事实出发，考察某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活动对哪个阶级有利，指出它们的阶级作用。例如，我们对孔子思想进行阶级分析，主要是把孔子思想体系放在当时鲁国、春秋末年整个阶级斗争背景下考察，看看孔子活动时代的主要阶级矛盾是什么，决定当时社会进步的主要阶级力量是什么，阶级斗争中基本政治问题是什么，孔子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他的这些回答所构成的思想体系总的倾向，到底对哪个阶级有利，这些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等等。

二、什么是历史比较法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结合，既存在普遍的规律，又存在特殊的规律，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事物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就是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也是人们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科学依据。所谓历史比较法，就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各种历史研究对象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对照，分析异同，认识本质，从而探索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或特殊规律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

〔清〕任伯年·漂母舍饭。韩信落魄，胯下受辱，乞食漂母，最终还是否极泰来。

在中国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已经使用比较方法研究并说明问题。他在《史记》的《列传》部分，有意地将一些具有可比性人物合传，如《韩信卢绾列传》。司马迁还在这篇列传后的“太史公曰”中，进一步点明了这两个人物所具有的一些品质和遭遇上的共性。“韩信、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内见疑强大，外倚蛮貊以为援，是以曰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奴，岂不哀哉！”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也曾使用过比较方法。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非常重视比较分析方法，认为它是理解各种历史现象的一把钥匙。他们主张：“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他们广泛使用了比较方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通过大量实践，比较分析方法与史学研究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体系化的史学研究方法，因而备受推崇。

在历史研究中，比较方法的使用是极其广泛的，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一般说来，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揭示和认识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上的各种现象极为复杂多变，要探讨和认识这些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就需要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其本质和规律。

其次，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进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形成了民族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民族信仰的差异，运用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可以在加强各族人民相互了解的基础上，逐渐淡化和消除偏见，促进和平与发展。

再次，系统的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进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系统化的历史比较研究，在对各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异同点进行分类排比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造成那些异同点的原因，分析各种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这样，就必然要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从而推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总之，历史比较法可以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狭隘性，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为更进一步的综合创造前提。因此，无论是研究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是研究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要重视历史的比较研究。但是，“任何比较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这就决定了比较研究法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比较研究法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历史比较研究法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宏观的历史比较，又有微观的历史比较；既有纵向的历史比较，又有横向的历史比较。有在时间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阶段历史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在空间上对同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历史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有同类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也有异类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有具体历史事实的比较，也有社会形态的比较。总之，只要有助于实现研究目的，无论哪种比较方法都可以采用，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在运用历史比较法时，必须遵循历史的可比性原则，弄清楚被比较的历史对象是否可以加以比较，绝对不能把彼此毫无关联的对象放在一起做庸俗的比较。

运用比较法研究历史，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它们在步骤上大致都是相同的：首先，确定比较的目的和方向，也就是要解决为什么比较和在哪些方面进行比较的问题。任何比较总是有一定目的的，任何比较也总是有一定的范围，这要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而定。其次，选择比较的对象，这些对象从一定的角度上讲应该是可以比较的。如材料必须是同类，同一范畴，采用同一标准，处理方法相同等。第三，考察进行比较的各个对象，弄清它们各自的事实。如果对所比较的各方面事实模糊不清，当然就无法进行比较了。第四，辨明比较对象的异同，这是运用历史比较法的起码要求。进行比较研究不能单纯地罗列一些表面的异同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分析原因，从共同性中揭示矛盾的普遍性，从差异性中阐释矛盾的特殊性。

在具体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历史比较方法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它总要受人们的价值观、理论思维模式及其所具有的方法论体系的制约。因此，不能任意拔高对于历史比较方法的认识，过分夸大历史比较方法的作用是非常不恰当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彼得大帝戎装像。彼得大帝（1672—1725）于1697年化名秘密出国，在英国、荷兰等地学习考察，翌年回国。后励精图治，振兴俄国。

其次，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始终要确保事物之间具有可比性，如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汉武帝和唐太宗，中日近代文化等。即使对比双方具有可比性，这也并不是说双方在一切方面都能进行比较。如1931年12月，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有过一次谈话。当那位德国作家对斯大林说：“我要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当即明确地回答道：“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德国作家接下来说：“但是，要知道，彼得大帝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为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来，是做了很多事情的。”斯大林说：“是的，当然，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接下来，斯大林还说：“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因此，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时，必须弄清哪些方面可比，哪些方面不可比。

最后，在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时，不能将其绝对化和孤立化。作为史学研究方法之一，它的作用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一方面看它自身的完善程度如何，另一方面看它在实践中能否和其他方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

三、什么是系统研究法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又称历史整体系统分析方法。它是运用现代科学系统论原理，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的系统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

系统是系统研究法的基本范畴，所谓系统，就是指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系统方法，就是运用上述系统概念及其一般原则，分析和认识客观事物的研究方法。在系统这一概念中实际包含了一系列关系，即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结构、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就是说，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按照一定方式组成，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整体。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就是要求从历史整体观念出发，通过揭示整体与局部的各种方面复杂关系，认识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

人们把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运用到史学研究领域，便形成历史系统研究法。关于历史系统研究法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整体分析。在历史研究中，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应该首先从历史的整体观念出发，把历史看做是一个整体过程加以考察。系统论要求人们必须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发展着的系统整体，构成社会系统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环境不断发生关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因此，只有从整体角度出发，才能深刻理解社会历史的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不从整体观念出发，只是片面强调某一种历史要素的作用，就难以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运用历史整体分析方法时，应该注意历史整体过程并不等于构成这一过程的各要素的简单相加，其功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历史研究中，局部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不能用它来替代历史整体过程的分析。

第二，历史结构分析。历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总是有某种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其内部结构。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有一定的结构，特定的结构决定着系统的特定性质，结构的变化引起系统的变化。因此，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该社会系统的基本特征。只要社会结构不变，社会性质就不会变化。历史结构分析就是通过对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关系和作用的探讨，深刻认识社会历史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交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与历史过程的关系，所以，当人们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历史过程时，首先应该弄清楚它的社会结构的内容和成分，然后通过对这些内容、成分相互关系的分析，探寻出它们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在运用历史结构分析时，除了应该重视历史整体结构和群体发展趋势之外，还应该注意整体结构中的个体关系、个体特征。

第三，历史层次分析。如果将历史过程作为一个系统，那么它和自然界一样，也是分成若干层次的。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各要素按等级秩序组成的有机整体。等级秩序原理是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之一。因此，当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历史过程时，就应该将历史过程划分为若干不同层次，对各个层次逐一进行探讨，以求对历史的多重性、多面性、多向性、多维性做出科学的解释，并通过对历史整体过程中的不同层次的次递研究和对这些层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考察，以达到揭示出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达到认识历史本质和规律的目的。

“二战”后，法国物质极度匮乏。图为一位顾客在巴黎的一家小咖啡店用完餐后，顺手“牵走”店里的小方糖。这种现象是当时的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

第四，历史环境分析。系统的意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应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环境”和“平衡”是系统论中一对相互依存，联系密切的基本概念。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与环境发生着关系，社会系统更是如此。自然界作为一个系统，随时要保持与环境的平衡作用，因此，人类社会每时每刻都在与自然环境发生着各种形式的相互作用。一定的社会系统还同其他社会实体发生着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彼此之间交换着各种不同的信息。因此，只有通过环境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丰富性。历史环境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历史系统在环境中所维持的作用平衡，以及平衡被破坏和被恢复的多次反复过程，考查历史过程的多变性和方向性，以及社会的决策和运动的总趋势。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历史系统研究法的基本原则，如强调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系统性，重视对社会系统内部外部联系的分析，反对孤立的、机械的思维模式等，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然而历史系统研究方法，毕竟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它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在运用历史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时，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在考察问题时，只强调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不能排列主次顺序，因而这种方法只是在比较有限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观察和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之一。运用这种方法不能认识社会经济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不能认识社会历史过程中所表现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因而单靠这种方法也就不能揭示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性，它必须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

其次，历史系统分析方法作用史学方法之一，必须与其他方法相结合。如研究一个历史系统整体与其要素和结构的关系时，首先要对这一系统中诸要素和结构的本身进行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掌握构成历史要素和结构的史料，要获得这些史料，就需要进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分析过程中，对某些方面的内容还要借助于阶级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历史做出科学的阐释。

可见，历史系统研究法只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具体的分析工具，只能适用于比较有限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因此，系统方法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总之，系统方法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充实、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但它必须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四、什么是心理分析法

所谓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又称心理史学、心态史学。就是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特征的分析，来研究历史现象的方法。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其祖父即战国末年楚国名将项燕。秦二世元年，从叔项梁在吴起义，成为反秦义军主力，在巨鹿之战中率军摧毁秦军主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其后与刘邦之间进行了长达5年的楚汉之争，为刘邦击败，最后从垓下突围到乌江，自杀。

在古代，中外的许多历史学家就已经发现，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及其心理活动会对历史的发展及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他们试图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分析来揭示并说明这种影响。司马迁在《史记》的纪、传篇中，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活动都进行过一定的心理分析。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揭示了秦始皇身上所表现的傲慢专横、刻薄寡恩的心理因素，他说：“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因而平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并认为这是秦推行暴政的原因之一。再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少年项羽有一段描写；“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一次，项羽与项梁一起夹杂在人群中，观看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的仪仗队伍，他竟说出“彼可取而代也”的话，着实令项梁出了一身冷汗。这段描写，可以说是司马迁对少年项羽心理活动的深刻揭示，少年项羽的这种心理状态及活动正是影响他后来在事业上成功与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国外，从19世纪开始，一批史学家把近代心理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在考察个人或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往往借助于心理分析。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一批学者倡导下，系统的现代心理学原理、方法被广泛地引入史学研究领域。进入60年代后，“心理史学”这一专门术语出现在西方史学中，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体系化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最后定型。(www.xing528.com)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人们的心理因素对历史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决定作用。因为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而人们创造历史的一切活动都是心理驱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除了充分重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之外，如果对人们的心理因素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就会使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深入，更加切合实际。

在运用历史心理分析法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注意以下一些原则和方法：

第一，进行心理研究，应该注意把心理因素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结合起来，不能离开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单纯进行心理分析。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存在的人，其心理特征的形成都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关，因此，运用心理分析方法不但要分析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特征、气质、意志、品格等种种表象，还要分析产生这些心理因素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群体关系等，这样才能把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

第二，进行心理研究，应该挖掘反映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典型材料，把心理分析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对一个人的行为发生着影响，因此，应该注意历史人物遗留下来的记录他们心理活动踪迹的日记、书信、自传、年谱、著作等文献资料，在经过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心理分析。

第三，研究个人心理时，必须把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结合起来。我们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时，既要注意那些影响人物一生的心理因素，也不能忽视那些偶然的、变动的心理因素。另外，历史人物各个时期的生理条件、健康状况等也会影响他们的心理过程，因此，要全面把握所研究人物的不同层次的心理因素，才能对历史人物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四，研究群众心理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社会心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结合起来。由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民众心理差异性极大，所以对同一问题的态度和看法相差很远。因此，只重视心理的共同性而不注重心理的差异性，就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中的复杂现象。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下秦都咸阳，并派兵据守函谷关。不久项羽大军攻入，进驻鸿门，准备消灭刘邦。经项羽伯父项伯调解，刘邦亲至鸿门会见项羽。宴会上，项羽的谋臣范增命项庄舞剑，欲借机刺杀刘邦，后经项伯、樊哙救护，刘邦才得以脱身。此图描绘的正是鸿门宴的场景。

进行心理分析需要掌握一定的原始史料，这种史料的获得有以下几个途径：

（1）历史文献中的“正史”里的“本纪”和“列传”保存有丰富的资料。如《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许多“列传”记录有众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资料；《史记·陈涉世家》中还记载有关秦末农民战争中群众斗争的心理活动资料，应注意收集整理。

（2）“传记”、“日记”、“回忆录”以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著述等，往往能提供在“正史”中找不到的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心理分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应注意挖掘。

（3）“口传资料”和通过调查采访来的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资料，也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心理分析的重要资料来源。

心理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大体有五种方式：第一，个案分析法。主要用于个人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其途径是通过分析该历史人物的主要言谈和行为，探讨其心理特征。第二，问卷分析法。主要用于考察行为更为复杂、历程更为漫长的社会集团心理，其步骤是：先列出题目，通过分析社会集团的各种表现，然后作出判断。第三，著述分析法。对历史人物的各种著述包括诗词、札记、日记、回忆录、往来书信以及各种无意识的涂画之作等进行分析，根据语句和用词的属性来判断历史人物对人或事的态度。第四，语义分析法。即根据不同的语义对历史人物和社会集团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第五，梦的分析法。对梦进行科学分析开始于弗洛伊德，他认为梦是一种完全合理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因此，对梦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出历史人物对包括人和事物在内的周围环境的某种态度，从而了解其在公开场合难以发现的某些个性特征和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

心理分析法在分析历史人物的个性形成以及行为的产生等方面开拓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有助于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再现历史本来面貌，同时，这种方法还有助于消除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决定论等教条习气。但是，心理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不是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领域的普遍方法，它主要在分析历史人物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运用历史心理分析方法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运用历史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时，不能夸大心理因素的历史作用，片面地用心理因素去解释历史的发展。那种把心理分析方法当作观察问题的历史观，因而脱离人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无视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孤立地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把人的下意识的冲动、欲望和本能，视为决定一切的因素的认识和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如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对心理分析的基本观点，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用这样的历史观去分析历史人物、解释历史过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必要的科学基础。

精神分析实验。精神分析学派是由弗洛伊德创立于19世纪末，因而又称做“弗洛伊德主义”。该学派以非理性的反意识的心理因素解释个性的发展和结构，并提出和实施以这种观点为依据的心理治疗技术。

其次，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历史人物时，不能把心理分析理论与历史史实相分离，应该避免用心理分析理论简单套用历史史实的危险，如果用心理学模式去套用历史和臆断史实，那就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最后，由于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一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因此，它不能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不能替代其他方法。那种片面夸大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作用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取的。总之，它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具体方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能真正得到科学的运用。

五、什么是计量统计法

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又称计量史学或历史定量分析方法。就是指运用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过各种数据关系，揭示和认识历史本质和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实质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定量分析，来认识历史现象，进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在我国古代，就有人用计量的方法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中的数量关系。《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不少用数字说明问题的事例，《汉书·食货志》对魏文侯时李悝变法的记述更是集中使用了大量统计数字。近代以来，我国不少学者在运用数字统计方法收集历史资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不仅收录了对我国历史上户口、田地、田赋这些重要内容的原始记载，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考订、统计分析、数据生成、制作图表等工作，为研究我国古代的人口、土地和赋税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基础资料。

在国外，存留到今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城邦土地和人口数字的记载。19世纪后半期，欧洲的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加强了对数量统计方法的运用，一批有关著作相继问世，英国学者丁·罗杰斯的《英国农业及价格史》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研究及著作中，也成功地运用了统计方法和数学分析方法。特别是马克思在当时讲过的一句话：“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其内涵极其深刻。

运用计量统计法研究历史问题，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任何数据，无论其来源是什么，都必须检验它的可信程度；其次，历史学家不仅要考虑数据的可信程度，还要考虑它们的可比较性；第三，计量统计研究即使只涉及范围极为狭窄的领域，也要求将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料收集起来；第四，历史学家经过考证和比较确定了某些数据的可靠性后，才可以开始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

历史计量研究法的大体程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确定研究课题。确定研究课题，明确研究目的，这是正确运用计量研究法的必要前提。只有研究课题确定了，才能依据题目，明确取得统计数据的资料对象，确定统计数字的具体项目。第二，确定数据资料的代表性。要分析用来研究课题的史料、数据资料等的可信度、准确度，以及所选取的资料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只有翔实可信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资料，才能够揭示研究对象的实质。第三，利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地整理、储存史料。这是历史研究中使用计量研究法的必要条件，也是进一步采用数学分析和数学模型方法的前提。第四，对数据资料进行计量分析。这是历史研究中运用计量分析法中的一个关键性步骤。根据使用的统计方法的难易程度不同，又把计量分析法划分为描述性统计和分析性统计两种，描述性统计不需要高深的统计学知识，便于掌握，并且应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容易被理解，因而为大多数史学家所采用。第五，制定数学模型，进行模拟研究。数学模型是研究对象的基本实质的抽象表示，它能揭示一些简单数学方法所无法揭示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实质。

世界首批计算机是约翰·莫奇利与约翰·埃克尔特领导的一群科学家在美国研制出来

计量研究法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代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作为手段，如电子计算机这种高科技手段的加入，使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的某些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迅速地处理和利用在过去历史研究中，用传统方法和手段无法处理的大量史料，可以使一些模糊不清、不够确定的问题，得到较为可靠的数据证明，开拓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领域。

计量研究法对于推动历史学的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计量化使历史学的研究活动和成果趋向精确和严谨；其次，史学的计量化使历史学家有可能从新的角度和标准对过去得到公认的结论进行检验，也可以使用现代数据处理技术增添过去无法利用的史料，从而帮助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结论做出证实、推翻或修正的取舍；第三，计量化使历史研究的领域从以个别和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为唯一对象的政治史转向以社会变化过程为内容的总体史和综合史，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主题；第四，计量化可以使过去长期进行争论的历史问题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第五，计量化推动了历史知识和史料的积累，等等。

但是，计量分析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我们在使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时，要注意几个基本问题：

首先，在运用历史计量方法时，要处理好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关系。历史的定性分析往往是以定量分析为前提条件的。定量分析的运用对于探明历史问题的内在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无论定量分析怎样重要，它仍然属于微观分析方法，即在确定局部或个体历史现象上，能起到较为准确的证据作用，在正确估价它的作用时，还应看到它自身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那种认为计量分析方法是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的唯一方法的认识，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单纯依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确定历史的性质，对历史现象做出解释是毫无意义的，定量分析的结果只有经过定性分析的处理、加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

其次，历史计量分析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必须和其他各种研究方法综合起来加以运用。如果割裂了同其他方法的有机联系，孤立运用计量分析方法，那么必然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再次，计量研究方法依赖于电子计算机对史料的机械处理，很容易把内容丰富的历史变成枯燥乏味的数据图表和数学公式，使历史丧失特有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同时，计量研究的结果正确与否，取决于所选择的数据和资料是否正确，如果选择的数据资料本身就不正确，那肯定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最后，即使计量结果是正确的，也会由于研究者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不同，而对同一结果做出不同的解释，因此，历史计量分析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离不开价值观和正确理论的指导，其能否取得成功，依赖于研究者所运用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的性质。一个历史学家在使用计量方法分析问题时，不可能不受其思想、立场以及所运用的理论模式的制约。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必须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必须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计量研究法应有的作用，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成果。

六、什么是文化史研究法

文化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由来已久，但是在中国，它却是和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浪潮紧密相连的。因此，要全面把握文化史研究方法，需要首先对文化热的起因问题有所了解。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大致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自身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总是首先从经济开始，然后反映到政治上，引起制度的变革，最后落实在文化上，造成深刻的文化运动，以改变整个国民的精神面貌。其二，由于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从而出现了一个与原有自我文化完全不同的参照系统，这也会促使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我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其三，除了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以及自身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重大变化之外，纯粹由于自我社会本身的人为因素，也会造成对传统文化信仰的动摇甚至崩溃，从而形成一种逆反心理，进而引起人们对文化的反思和再估价。

“国剧”——京剧，流行于全国的戏曲剧种。

对文化的反思和再估价，就涉及文化史的研究问题了，因此，要想正确地对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就需要懂得一些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其中，首先需要了解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关于这一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基本方面：研究文化作为一种具体的而又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把握其发展的规律；研究文化整体内部诸形式的特点，把握其相互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研究文化特征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因素及其历史过程；研究文化整体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实践过程。

生活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的心理结构的人们，实际上面对的是各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社会实践也不尽相同，其不同首先表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中所蕴涵的不同的民族性。民族性是一种文化传统得以长期延续的基本条件，可以说，一种文化传统发展得越是充分，特色越是鲜明，它就会越发具有民族性。那么，文化传统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一种文化传统的民族性特征，是该民族历史过程中独特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产物；另一方面，决定文化传统的民族性特征的，还有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总之，文化传统的民族性问题，是文化史研究中必须要给予充分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对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价值判断问题。

关于文化传统的价值判断，首先要弄清、确定文化评价的价值标准。人们常常以某种文化传统作为另一种文化传统的价值参照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每一种文化实际上面对的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它们的生长环境以及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没有一种共同的评判语言或价值标准。因此，既然没有评价不同文化传统之优劣的共同标准，那么就不应该以一种文化传统作为评价另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或者用一种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来衡量另一种文化。

古罗马神庙的想象复原图。古罗马传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但古罗马人却赋予了它独特的民族内涵。

从文化史上看，任何一种文化的更新与发展，都必须从对所继承的传统文化作出独立的反思和批判开始。只有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出发，以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标准来看待与评价传统文化，才能把握它的真正价值，认清它的问题所在。总之，文化评价的价值标准，只能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所面临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价值标准，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文化多元论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任何在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都具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权利，世界文化发展的道路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可以说，多元化正是人类文化丰富性的体现，也是它的独特魅力所在。

然而，我们不赞成用一种文化作为价值参考系去评价另一种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相反，我们有必要在强调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大力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深对自我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一种文化只有对其他文化开放，在与其他文化的主动接触中吸收、融合别的文化的优良因素，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

科学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是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要求。只有认真解决好了批判继承问题，我们才能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科学的改造，并以此革新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

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切文化资料都是有用的，但作为文化遗产来继承的却非常有限，因此，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批判和清理。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审查一切文化遗产，就是要对文化遗产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工作，从遗产的原始资料中分出精华与糟粕，为下一步的合理继承廓清道路。这里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继承的标准问题，即我们根据什么去判断精华与糟粕呢？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大致可以归纳出三条标准：

首先，要以民主性和封建性来衡量文化遗产。民主性和封建性主要是从政治上区分文化遗产的属性问题，历史上有很多社会思想和理论，有些是为衰败的社会力量服务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前进；有些是为社会上的先进势力服务的，那么它就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前进。一般来说，历史上劳动人民中创造出来的思想文化，反映广大人民自然要求和愿望的思想和理论，都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品格。

其次，对于不同领域的文化遗产应该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对历史上的自然科学的文化遗产，主要应该按照科学性的标准来衡量。对于社会意识方面的内容，因为其也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认识，是对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应该提出科学性的标准，但是，除了需要提出科学性的标准之外，对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性的文化遗产，则还需要提出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标准。在艺术发展史上，我们可以从艺术鉴赏和美学欣赏的角度去肯定它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标准的核心，应该是社会实践。因为，批判继承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作为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标准，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其实，历史上各个阶级都是根据本阶级政治实践的需要来审查历史文化遗产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实践需要。正是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不断向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提出新的问题，提供新的具体标准，才推动了文化遗产研究的持续发展。

总之，文化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有效方法，其意义和作用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具体的运用中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自身的思维模式、思想方法、政治立场以及固有的理论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同时，文化史研究也不是孤立进行的，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也必须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化史研究方法应有的作用，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