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上人类共同体是如何演进的
关于最早的人类组织,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只能通过间接的材料进行推测。一些学者认为,杂交的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组织形式。原始群是人类第一个社会共同体,是人类最原始最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原始人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就需要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原始群四处流动,使用天然工具,集体劳动,集体消费,杂婚繁殖,它所对应的阶段,既不仅仅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也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最早阶段。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自然是原始群时期的一个极大的组成部分,而且当猿人能够制造工具即成为所谓的完全形成的人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原始群也是当时的主要的社会组织。可以说,原始群是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的共同体,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
原始公社制形态,是人类社会历时最久的形态,起点至少在两三百万年前,终结于约5000年前左右。原始社会可分为血缘家族公社和氏族公社[1]两大段,氏族公社段本身又包括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前者为原始公社制的繁荣期,后者为衰落期。血缘家族公社可能存在于两三百万年前至五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
原始社会在世界各地解体和国家的产生过程在古代、近代、现代均发生过。最早解体的地区是尼罗河、两河、黄河、印度河流域与爱琴海岛屿,以后是希腊半岛、小亚细亚、腓尼基、阿拉伯南部等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000年,旧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和新大陆美洲的中部均出现国家,原始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瓦解。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古希腊人把两河流域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又分两个部分,南边叫巴比伦尼亚,北边叫亚述。两河流域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他们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就来到了这里,两河流域的最初文明就是他们建立的。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南部。这里是两河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同埃及的尼罗河一样,两河也是定期泛滥,时涨时落,只有建设起堤坝沟梁来蓄水排涝,人们才能耕种收获。两河流域的居民主要用使用牛、驴拉着木犁耕地,最主要的农作物是大麦和椰枣。大麦酒是人们最喜欢喝的饮料,椰枣是人们的主食之一。
大约在5000年前,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就会制作陶器了。他们制作的陶器主要是彩陶,色彩富丽夺目,有的还涂有好几层。人们常用的生活用具像酒杯、油缸、炉子、灯盏等几乎全是陶制。最有趣的是,人死后用的棺椁也用陶土烧制,形状像个有盖的长方形大箱。
古代两河流域人民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成就,在人类文化宝库中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们很早就有了文字,这就是著名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虽然始终没有发展成拼音文字,但在人类早期文字中,它是发展得比较完备的一种。
早期的人类文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各个方面都让人叹为观止,例如两河流域的神话传说特别引起后人的兴趣,人们发现,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一些故事的渊源在古代两河流域。如有一首叙述神创造世界故事的诗歌与《圣经》的创世故事十分相像,都说神在第6天创造了人,第7天休息。两河流域科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我们今天度量时间用小时、分、秒,以及把一圆周分为360°,都是继承了两河流域古人的成果。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历法知识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天文学。苏美尔人按照月亮的盈亏把一年分为12个月,共354天,同时设闰月调整阴历阳历之间的差别。
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苏美尔人便发明了人类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开始,苏美尔人在进行贸易交流时,是用物品的形状来记载往来过程的,后来聪明的苏美尔人就用更简单的文字取代了绘画文字。至公元前2500年,楔形文字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
早在5000多年前,两河流域的人们就创造这样发达的文明,真是令人神往。欧洲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是古希腊文化。然而,当古希腊人还没有迈进文明时代的时候,两河流域的文明就已经延续了约2000年。希腊人后来的许多成就,就是在两河流域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氏族公社是较前氏族公社完善、系统的早期人类社会组织,是由出自一个共同祖先和彼此不能通婚的人们组成的血缘亲属集团。部落是较氏族规模更大的人类共同体,看来与氏族同时产生。起初,部落内只包含两个氏族,后来氏族人口增殖,两个通婚的氏族各自分出新的氏族,部落所含氏族数量逐渐增多,一个部落可有几个或十几个氏族。从一开始,部落形成了自己的跨氏族的调节、管理机制,并渐渐在氏族大会之上形成了部落大会、氏族酋长会议等机构,甚至出现部落所有的财产,如公共活动用地等。部落是人类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样化的初期体现。
父系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按男系确定血统,家庭关系从对偶婚上升到专偶婚,出现父权制家庭,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维系氏族的血缘纽带松弛,整个社会权力组织向政治组织转化。母系原则被父系原则取代的原因可能在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改变。
我国的母系氏族社会大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前后经历了几万年时间。距今约1.8万年的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是母系氏族早期的代表,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的文化遗存,因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而得名。距今约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代表了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游一带,主要遗址中的西安半坡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1957年多次发掘,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左右,为复原中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父系氏族公社,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1959年山东泰安县大汶口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同样类型的文化遗址在以山东、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地区也有发现,通称为大汶口文化。比之较晚的是龙山文化,距今约四千多年前。典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淮北地区。以黑色陶器群为显著特征。
氏族是在原始群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在旧石器时代,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原始群的接触就多了起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食品获得能力的增强,原始群可以更为稳固地居住在某一个地方,不同的原始群之间开始互通婚姻,形成氏族,结成部落,这说明氏族和部落是同时产生的,氏族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组织。氏族是由血缘关系的家族繁衍形成的,它的基本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各个氏族一般都有共同的崇拜图腾、共同的名称、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基地等。
伏羲和女娲兄妹通婚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察到血缘在人类婚姻史中的地位。
氏族公社先后有两个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这两个阶段的出现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密切相关。母系氏族社会是第一个真正有考古材料作为证据的原始社会组织。母系氏族是一个稳固的血族集团,它是在人类生产力获得初步发展,能维持群体生活,并产生族内近亲通婚禁忌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氏族成员必须与另一个氏族的异性通婚。因此,伴随母系氏族的出现,族外群婚也产生了。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使各个原始集团之间发生一定的联系,互通婚姻的氏族组成了早期的部落。
人类初始,生产力低下,只能赖原始群的集体力量,在极其艰难的自然条件下求得生存。“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所谓婚姻和家庭,只有杂乱的性交关系,“长幼侪居”,“男女杂游”,两性关系不受任何约束,既无年龄和行辈的婚配限制,也无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界分,异性之间均可任意选择作为发生性行为的对象。
杂乱性交历经了相当漫长的阶段,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按年龄、性别或体质强弱不同而分工的劳动组合,行辈男女间也会因生理条件的悬殊,产生微妙的性心理变化,原先祖先与子孙、双亲与子女间的两性关系逐渐遭到排斥,慢慢形成了只在同一群体的兄弟姊妹或从兄弟姊妹间两性结合的社会行为规范。这种排除直系血亲间的性关系,只按世代划分的血缘群婚,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每每可见。
如传说三皇时代女娲与伏羲的行辈婚,他们原是一对兄妹,《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独异志》卷下描述了这对兄妹为婚的经过: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
又如,台湾高山族有这样一则传说:很久以前,大陆上一对兄妹,为了追寻太阳,漂泊到台湾岛上。岛上毫无人迹,为了繁衍后代,天神暗示他们结为夫妇,可是哥哥不同意。妹妹只好想了个法子,哄骗哥哥,说给哥哥找到一个对象,请他晚上去相会。晚上,妹妹在脸上画满黑色花纹,到相会地点等候哥哥。哥哥来后竟认不出自己的妹妹。于是两人行交合之欢,繁衍了后代。从此,高山族少女婚前都要纹面。
这则故事与伏羲女娲兄妹为婚颇相类似,表明在人类婚姻史上,行辈间的血缘婚确曾作为最早产生的一种婚姻制度普遍流行过。这种基于同一血缘群体内部按行辈婚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子息的生身父亲是难以确定的,血统只能从母亲方面确认,因而属于内婚制的母系血缘家族。随着人类交往视野的扩大,不同血缘家族间男女的性行为渐有发生。神话传说有“郊野受孕”的故事,如:
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阳山,生神子……是为神农。
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
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因名曰弃。
图为汉代砖雕《桑林野合图》。这表明一直到汉代仍保留着在野外性交的古老习俗。
不同血缘家族的男女在野外的媾合交欢,曾为一时的社会行为规范所不容,因秘事而神化之。但远缘交合的后代,如黄帝“弱而能言,龙颜”,强壮如“巨人”,他们先天的体质和智力,等于用优生的事实对血缘家族的行辈婚做了否定,在自然选择法则面前,人们最终还是向限制和排斥近亲血缘婚配迈出了最可贵的一步。
血缘婚向非血缘婚的转化,使母系血缘集团具有氏族的性质,成为当时社会中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婚姻行为和人口再生产过程受到了氏族制度的严厉制约。氏族外婚制是氏族时期主要的婚姻形态。(www.xing528.com)
对偶婚是一对男女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生活,不仅维持着性生活关系,而且男子还参加女方氏族的生产活动和抚养子女,子女知其母亦知其生身父亲。这是基于婚姻关系和子女养育关系而出现的对偶家庭,不过,对偶婚家庭仍是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晚期的产物,没有独立的经济,须依附于母系氏族共同体而存在,婚姻关系不牢固,夫从妇居,死后得归葬本出身氏族。
父系氏族社会初期,随着生产力的较大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增多,私有制现象加剧。男子所具备的生理素质,使其在新条件下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占据了生产主人的地位。早先的对偶婚姻家庭,至此因男子所得财富大大超过女子劳动所得,不仅使丈夫的家庭地位能与妻子平起平坐,而且又日益超过妻子,促使丈夫全力确保父系血统的纯洁,以便把这些财富真正传给自己的嫡亲子女。这一父系制趋于全面强化的社会变革,更进而带来了婚姻制度和家庭形态一系列巨变,造成对偶婚家庭的全面瓦解,父系制婚姻家庭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又出现了以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为核心内容的,包括较多世代和多对配偶的父权制大家庭。父系氏族社会向父权制阶级社会转移,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深化,反映于婚姻形态,则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个体家庭或父权家长制下的大家庭。
人类自原始群时期杂乱性交伊始,婚姻形态的演变,大致历经血缘家族时期的行辈婚,和母系氏族时期的氏族外婚制及对偶婚,直到原始社会行将崩溃之前,才完成父系个体婚制向父权家长制下婚制的深化。父系个体家庭以经济条件为重要基础,是私有制发展下的产物,有着与以往一切两性结合或血缘关系的社会婚姻形式根本不同的性质,它的出现,本身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口再生产单位,而成为瓦解父系氏族组织的一种潜在力量,至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了父权统治下的家长制大家庭,出现了与原氏族制度格格不入的宗亲组织和伦理观念,其经济职能也无不加速了氏族组织的解体。随着阶级社会的全面出现和文明时代的到来,父权制大家庭和父系个体婚家庭,也因之而不断得到充实调整。
母系氏族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无论是氏族内的群婚,还是氏族外的群婚,它的婚姻形式使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人们的世系只能按母系来计算。第二,农业革命发生之前,女子从事的采集业比男子从事的狩猎业更加稳定而有保障。第三,在人口资源极为贫乏的当时,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崇拜。因此,在母系氏族公社里,妇女在氏族经济中处于主要地位,夫与妻分属两个集团,他们之间只有性交关系而没有经济关系。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是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虽有发展,但从这些生产中得到的食物还是很有限的,而这些生产又主要由男子承担,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氏族中的地位。而妇女的采集活动却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她们仍受到普遍的尊敬。人们实行的仍是氏族外群婚,世系仍只能按母系进行计算,这个阶段的氏族里是没有家庭的,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参加者为全体成年男女,一个部落的氏族间只有性交关系,而没有食品分配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食品的丰富,个人占有的私有品的增加,使人们头脑中有了初步的占有的意识,再加上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因此,对偶婚姻便产生并逐渐成了一个规例,原来的群婚制的氏族便进入对偶家庭的氏族。一个氏族里面有若干对偶家庭,但这种对偶家庭是不牢固的。这种对偶家庭,没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对偶家庭既不是经济细胞,更不是社会细胞。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联系越来越广,越来越紧密,部落内的氏族关系不仅仅是性交关系,而有了某种经济上的联系,于是便产生了由各个氏族的首领们组成的部落首领集体,共同管理部落事务。对偶家庭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最后阶段,从这里直接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
陶塑孕妇像,用泥塑烧成的偶像。在原始的农业社会,人们视大地如母亲,是滋生万物、出产五谷的神祇,遂加以供奉,以祈求保佑农业丰收。亦有学者以为,这是供先民祭祀祖先的偶像。
新石器时代的初期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时期。随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氏族人口的增加以及农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发展到了犁耕农业和较大规模的畜牧业阶段,男子凭借强壮的体力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女子的劳动从此显得无足轻重。这时,母系氏族开始过渡到父系氏族。生产工具的进步,使犁耕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不同寻常的发展,男子在这两个部门中所生产的产品在财产结构中逐渐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这便决定了男子在氏族中的地位必然提高并超过妇女,使得这时妇女离开自己的氏族进入男子的氏族组成家庭。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发展,男子占有妻子的观念越来越强,而且这时不管是农业部落还是畜牧部落,男子都占有大部分的财产,是实际的财产所有者。这样妻子对丈夫便有了依赖关系,因此,这就要求妻子必须对丈夫忠诚,一夫一妻制出现了。这种婚姻制度的家庭形式是家长制大家庭,整个大家庭一般在年长家长的管理之下,共同耕种氏族分配来的土地,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在这样的家长制大家庭里,世系按父系计算,确定出生自一定的父亲的子女才能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
部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的更大的社会共同体,虽然,组成部落的氏族仍然是独立的社会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但是这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由氏族大家庭的家长决定氏族内外的事务,而由部落议事会来决定。随后,部落又发展成为松散的军事行政联合体的部落联盟,各个部落的酋长和部落议事会共同推举联盟的首领,负责整个部落联盟的重要事务。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产生,加强了各个氏族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为形成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创造了条件。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实行禅让的是帝尧。尧年老的时候,召集“四岳”——即四方部落酋长议事。他说自己在位七十载,现在需要选择一位继承人,是否可以从“四岳”之中选出一位呢?“四岳”都谦虚地说自己无此才能,不堪当此大任。尧又让大家推举自己的亲戚以及隐匿在远方的贤能之人,大家便一致推举一位名叫虞舜的人,并介绍了虞舜的情况,说他是民间的一位盲者之子。他的父亲很糊涂,母亲谈吐荒谬,其弟象傲慢无礼,然而舜却能够和谐地与他们相处,全心全意、恪尽孝道,并以自己的高尚品德来感化那些邪恶的人。于是尧采取各种方法对舜进行考验,将两个女儿嫁给舜,让她们直接观察舜的言行,又让舜担任各种职务以考察其能力。舜果然不负众望,尧便让舜继承自己的位置。在尧年老的时候,舜便摄行管理各种事务,主持祭祀上帝、山川诸神的礼仪,会见诸侯,外出巡狩,赏赐有功之人,制定各种刑罚处理犯罪之人。禅让制的实质是上古时代的军事民主制。
尧舜禅位图。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尧死后,舜即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即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种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
父系家族的出现,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但土地的私有化没有完全实现,以公社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始终存在,只是不再叫氏族公社,而改称农村公社了。农村公社不是按氏族血缘关系,而是按村居的地缘关系构成的。农村公社是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过渡形态。在原始社会解体时,阶级已经普遍存在。它的特点是两种所有制并存:耕地、牧场、森林归集体所有,可由各家定期分配使用;但房屋、牲畜、农具、产品,以及宅基地和园圃已归属私人。农村公社虽公私并存,但它的公有成分日益受到私有制的侵蚀。私有财产的增加,交换的发展,首领利用职权占有土地、奴隶及财富,成为贵族,贫富分化出现并加剧,借债还不起的平民便沦为奴隶。私有的观念越来越强,又由于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的改进,使生产趋向个体化,从大家庭中分裂出一个个小家庭,家庭是带有私有性质的东西,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开始,也标志着私有制的产生。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人类共同体,它始终作为社会的细胞而存在。家庭的产生、职能、性质、形式、结构以及和它相联系的道德观念,都与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不仅是人类向自然作斗争的前沿,而且是人类内部发生各种关系的起点,是构成人类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宗法关系、思想关系等复杂关系网上的基本纽结。在阶级社会里,家庭总属于一定的阶级,不同阶级的家庭,其职能和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同一家庭内部和不同家庭之间,也渗透了阶级关系。
氏族部落权力组织对阶级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贵族为了使自己的财产和特权在阶级的彼此斗争中不致受到损害,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通过强制手段缓和社会冲突,把各种矛盾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保证私有财产不受外敌入侵和内敌的危害,使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剥削永久化。这种特殊的力量就是国家,所以国家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组织。
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代末和公元前3000年代初的农耕地区,即尼罗河流域的上、下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公元前3000年代后期,在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克里特岛、亚述、伊朗高原西南部的埃兰、叙利亚的埃勃拉等地也形成了国家。在公元前2000年,希腊半岛、小亚细亚、腓尼基、阿拉伯半岛南部亦有国家兴起。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000年,旧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和新大陆中部地区均进入国家阶段,原始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彻底解体。
国家是伴随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是人类组织中的最高形式。所谓国家,就是指占有一定地域,拥有不依附于外部控制的政府和在政府统治下的、有组织的社会。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了国家,其本质是统治权,即立法、司法、惩治犯法者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国家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母系氏族变为父系氏族,氏族公社变为农村公社,氏族民主制变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最后则是国家的产生。一般来说,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
国家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并设立了特殊的社会权力机关,以及专门掌握这些权力机关的官吏,为了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国家还拥有一整套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在内的国家暴力机构。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强大力量,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国家具有特殊的职能,它的对内职能是: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对本阶级实行一定范围的民主,以保持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运用政权力量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组织、调节、干预经济生活,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或者通过维护某种政治思想原则的斗争,间接作用于经济;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矛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使社会陷于混乱和崩溃。国家的对外职能表现在:组织国防,防御外来的侵袭和颠覆,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保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
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国家形态,都有一个具体制定、执行法令的特殊阶层,即国家统治集团,国家统治集团常常处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上,它不仅要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也与他们代表的那个阶级存在着某些矛盾。这些矛盾和斗争,对于国家机器的运转和整个历史的发展也往往起着不同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步兵。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的军队,不仅对外要保护本国利益,对内也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民族起源于家庭,因为家庭产生宗族,由宗族而产生部落,由部落而产生民族。在历史上,有的民族没有国家的轮廓,有的民族不但有国家轮廓,也有国家权力,可是缺乏联系全体国民的“民族情感”。国家就不同,它是一个有一定的人口、限定的土地以及武力并有明确疆域的团体组织,为着这个团体的一般利益而行使职权,国家的基础应当建筑在民族之上。
斯大林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在它的全体成员中统一使用的共同语言,由于历史原因,在个别民族内部也有几种语言并存的情况。民族共同语是以某种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方言要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一般是使用这种方言的地方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民族共同语形成之后,一些方言还会存在,但民族共同语是占优势和居于统治地位的语言。
可是引发国家的民族感情,并非来自内在因素,而常是受外力压迫而发动的。如因为列强争夺中东地区的石油,遂引起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许多伊斯兰教国家。这实在是最好的例子。
苏联统帅斯大林。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出生在第比利斯州哥里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领袖、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战略家、苏联大元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种族相同,语言相同,宗教相同,都不是产生民族感情的唯一根据,更不是构成国家的主要因素。所谓民族并不囿于一地,民族情感,常超越地界以外。散居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始终保持着犹太人的本色。古老的种群认同形式在封闭隔离的环境内,只包含于神权的荣光之中和自然性的种族认同观念这一层面上,以传统文化背景、区域划分意识以及生活要素的相近意向作为基础。通常而言,民族与国家似乎是难分彼此的,如果纯粹从字面意义上明晰两者的差异,可以勉强地断言民族更多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表述,而国家则较多地具有文化和政治色彩。国家的形成并不是民族的自然之果,它更多的是文化传统所致,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安排,使得民族与国家就有了不解之缘。
但是,民族并不一定都可以组成国家,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犹太民族发展历程的考察来清晰地认识到。
在非洲和亚洲中间,有一片叫做阿拉伯的大沙漠。4000年以前,一个被叫做“闪姆族”的游牧民族为了寻找水草,赶着他们的羊群在这片沙漠中到处寻找牧场。闪姆族中有一支叫做希伯来人的部落,想占有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但是这里早已被一个叫做迦南人的部落占领,为争夺这块土地,希伯来人同迦南人进行了许多年的战争。迦南人十分英勇,希伯来人根本就不是对手,被迦南人打败的希伯来人处境十分困难,全族的人聚到一起,商议部落今后的出路。全族人最后一致同意老人的意见,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埃及。
希伯来人在埃及安定地生活了几百年,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埃及的法老拉美西二世要建造两座巨大的宫殿,他把希伯来人变成了奴隶,让他们开山挖石,服各种苦役。过了几十年,拉美西斯二世死了,埃及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野蛮民族和海盗的入侵。希伯来人的首领摩西乘机带领全族人越过红海,逃出了埃及。后来,摩西成了犹太教的创始人。
摩西去世后,接替摩西领导希伯来人的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他们经过无数次的战斗,终于渡过了约旦河,在迦南定居下来。约书亚之后的希伯来人的首领,是一位名叫参孙的勇敢的战士,参孙死后,希伯来人仍旧生活在动荡之中。由于当时一直没有能够使所有希伯来人佩服的人出现,有很长时间希伯来人的各个部落没有统一的领袖。就在犹太民族四分五裂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扫罗的勇敢的年轻人,在一次迎击敌人的进攻中表现得十分勇猛、机智和果断,成了全体希伯来人尊敬的英雄。扫罗死后,一个有勇有谋,名字叫大卫的青年登上了王位。大卫的军队攻下迦南人的一个叫耶路撒冷的小城市,在这里建立了首都,称为犹太王国。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王位,所罗门时代是犹太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公元前586年,犹太国被巴比伦灭亡,耶路撒冷全城的犹太人都成了俘虏,60年以后,巴比伦又被波斯征服了。波斯王居鲁士释放了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并没有过上和平的生活,不时地遭到外族的侵犯。犹太人在绝望中,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弥赛亚”的来临。此后,犹太人便离开了耶路撒冷,散落到世界各地,一直到“二战”前,犹太民族仍然是一个没国家的民族。
立法者摩西。摩西,《圣经》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据《出埃及记》载,摩西带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迂回迦南,途中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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