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不同流派及其探索

第三节　历史学的不同流派

一、“前现代”的历史学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史学是西方史学的发生和早期发展的阶段。据考古发掘，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古希腊便有用文字记录的大事记，表明古希腊人已具备明晰的历史意识。公元前8世纪前后，古希腊人创作出著名的《荷马史诗》，进入公元前6世纪，随着古希腊人对世界的进一步认知，理性和批判精神随之苏醒了，这为史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古代西方史学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他的著作《历史》用求实与批判的目光把记事家开创的历史记述完善化、定型化，为后世树立了记事本末体的正史编纂体例。继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把古希腊史学推向高峰。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出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即公正客观地记述历史的史德，追求真实、拒绝神力的科学探索精神。求真求实是古希腊史学的主流，但在一些历史著述中也存在实用主义、歪曲史实的现象。这两种对立的治史态度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史学。

一个叫做奥古斯丁的修道士从罗马来到英格兰东南部传教后，在那里居住的数千盎格鲁族人都成为了基督教的信奉者。国王埃塞尔伯特封奥古斯丁为坎特伯雷第一任主教，后来成为英格兰大主教。

古罗马的史学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诞生。最初的一批史学家完全是希腊化的罗马人，他们用古希腊文和古希腊风格写作，随后才陆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罗马史家和史著。就古代西方史学的总体状况而言，历史记述和解释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主要限于政治史，其历史观基本上也是唯心的，只有在个别史家作品中，含有一些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成分，在方法论方面，古代西方史学的基调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论。

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全面危机造成古典史学的危机，为神学服务的基督教史学兴起，古代西方史学对真理的追求堕落为宗教的奴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史学确立了统治地位，古希腊、罗马的优秀史学传统中断，直至13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3世纪以前，基督教史学占支配地位。那时，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的分支。史学家不仅用神学观点解释历史，而且认为基督教史，甚至圣经本身就是一部世界史，用不着去研究别的什么历史。第一位基督教史学家是利比亚人阿非加努斯，他的《编年史》开创了按基督纪年写史的先河。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大师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奠定了教权高于政权的理论基础，一直支配后来的基督教史学。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后，史学进入一个新时代，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家。他们崇拜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史学，广泛搜寻那时的手稿和抄本，批判基督教史学。他们认为历史的中心是人和人的事业，历史应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教育后人，所以特别注重研究政治史和军事史，开创一代史学新风。其中，马基雅维利是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和《佛罗伦萨史》。他写《佛罗伦萨史》目的是探求振兴祖国的道路，明确指出教皇是意大利衰落的罪魁祸首。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思想为现代西方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现代西方历史学流派

西方史学在18世纪的伏尔泰时代已经日趋成熟，这也是西方史学近代化确立的过程，到了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兰克的时代，西方史学则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并由此开创了现代史学流派的先河。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他并没有提出一种独创性哲学，但他确实把自己可观的文学才能用于启蒙事业。

兰克学派是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兰克学派在19世纪独步天下，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主流。兰克力图把史学提升为一门独特的科学，这一宗旨使其获得了“现代科学历史学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的声誉。兰克认为，史学家的宗旨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搜集和辨析，通过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达到重现历史的目的，从而把历史学列入科学之列。兰克所标榜的“如实直书”原则，被后世学者称为客观主义史学的最主要信条。

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兰克史学方法论的基础是对原始资料的执意追求，以及对它进行严格的考订和辨析。兰克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批评得一无是处，并由此提出批判史料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关于对史料进行考订与辨析的方法，他大致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史学家必须查明史料的源流，以区分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要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把此视为历史研究中的最高见证；叙述历史必须依照同时代的资料，越是亲历其境的人就越有发言权，等等。应该说，这是科学的方法，也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重视实证，重视对个体事物做缜密观察在历史学上的一种反映。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

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兰克学派的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彻底摈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

人们曾把19世纪视为史学的世纪，这主要是鉴于兰克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应该承认，兰克学派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正如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效力范围一样，兰克学派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能起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能，它自身也存在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因此，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学派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其理论中隐藏着的结构性危机必然促使其衰落的开始。

事实上，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历史研究中兰克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开始打破，但一方面由于对兰克模式的批判还只限于历史哲学界，而未深入到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造成和平的学术研究环境的丧失，因此，使得针对兰克模式的史学流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迟迟未能到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才出现了所谓的“新史学”思潮，特别是到了60～70年代，“新史学”派别才如雨后春笋般产生。

所谓“新史学”，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各国因指导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而形成的多种历史研究流派。总体来看，这些史学流派都是在针对兰克学派的弊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都反对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视同仁，并且认为史学家不可能通过对史料的批判来完全如实地再现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他们都非常强调史学主体的作用，在具体的实践领域，他们都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强调史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在方法论上，他们广泛与社会科学各学科联姻，借用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于是便出现了心理史学、比较史学、社会史学、口述史学、结构主义史学、计量史学、新政治史学等多种史学方法流派。由于方法的不断多样化和科学化，也使许多问题的解决接近于可能。

两次世界大战给参战双方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图中反映的是“一战”时为躲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难民。两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学术研究的环境，使得针对兰克模式的史学流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迟迟未能到来。

总之，新史学反对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的合作，强调史学家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的功能等，这些都促成历史学在70年代的欧美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些派别中，最有影响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史学派、德国以及其他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人们的社会史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等。

可以说，法国的年鉴学派是“新史学”诸多流派中最富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年鉴学派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而且年鉴学派对其他学派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年鉴学派得名于吕西安·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正如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

年鉴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到了60年代时开始具有世界性影响。年鉴派的创始人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法国史学家贝尔，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这一思想孕育了年鉴派。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倡导一种“总体历史”的观念，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

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

年鉴学派不仅在研究模式上具有极大的创新性，而且对于其他史学流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些流派就是直接在年鉴学派的启发下发展而来的。例如，第一代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对封建制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做了宽广的考察，开创了真正的比较历史学，他本人也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另外，年鉴学派史学家的主要成果虽然在社会史、经济史与文化史领域，但是由于新理论、新方法的采用，也促使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比如人口史学、心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其中，心理史学和计量史学是年鉴学派的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www.xing528.com)

早期的年鉴学派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虽然发展到后来对早期的思想有所修正，但是基本上还没有放弃对“总体性”的追求。到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像第一代那样排斥对政治史和人物的研究，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史学研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首先是哲学流派，他们主张重新解释马克思，而不遵从列宁、斯大林的苏联解释模式。其早期代表可追溯至卢卡契和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时已经蔚然大观，60年代以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路易·阿尔萨塞、阿多尔诺、勒费弗尔等，他们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等。但是，他们仍旧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因素决定论、阶级分析法等基本社会历史概念，只是更强调意识的巨大作用。

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多涉及史学，从卢卡契、葛兰西直到阿尔都塞，都有关于历史的著作。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理论的贫乏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逐渐得到证明，马克思主义对职业史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他们重视社会经济因素、人民群众的作用、阶级斗争、社会形态以及历史规律。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在法国，接着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群体。这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则不是；有的侧重马克思的这一部分学说，有的则利用另一部分，所以这些人当中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往往也有很大差异。

尽管这些史学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上有许多共同点，比如都重视人民群众，特别是重视阶级斗争的重大历史作用，尽管他们都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但仍在不同程度上或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比如他们都反对狭隘的“经济决定论”。有的强调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先导作用，强调人本思想；有的强调其中没有人的活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力量，等等。因此，虽然他们都声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但其中差别甚大，具有很多不一致的方面。

如果抛开具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具有巨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以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仇恨和曲解，但是在1929～1930年的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的深刻社会危机使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以证实，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便与日俱增，即使当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可以说，当代西方史学中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都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20世纪以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的对话状况，取决于20世纪时代的巨大变革，也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在20世纪的新变化以及西方现代史学的新变化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西方史学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都与这种对话密切相关。

三、唯物史观有哪些重要原理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逻辑紧密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精辟论断，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

生产力是指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它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其中生产资料又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迟早也要变革。但是，生产关系也并非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它对生产力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时，它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时，它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在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奴隶只能以丧失人身权利为代价换取一定的生活资料，于是便结成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便产生出封建关系；封建制度在早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就又被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所替代。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农场主宁愿将成桶的牛奶倒入水沟，也不愿降价出售。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由此构成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科学分析历史问题时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首要前提。

第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是指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总和。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变革，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基础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在于经济。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段话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位在海湾战争中受伤的美国士兵得知他亲密的战友牺牲时，不禁失声痛哭。为了攫取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悍然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为世界和平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事例正表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构成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过程。其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不断地经历从“基本适合”阶段到“基本不适合”阶段，然后再通过体制改革或制度革命再到“基本适合”的新阶段。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的社会形态便取代了旧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第三，阶级斗争原理。

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集中表现。所谓阶级斗争，即指利益互相根本冲突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阶级利益一般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思想利益，其中，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其他一切利益的争夺，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轴心而展开的。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都总是凭借它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对被统治阶级实行经济上的压榨和掠夺，为了巩固和发展这种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它们又对被统治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相反，被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就不得不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以摆脱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和思想上的控制。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归结起来看，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领域激化的表现。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阶级斗争对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仅一般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演变中，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中，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社会革命标志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其实质是先进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权的转移，因而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主要表现为以上三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精髓，也是我们学习和理解历史问题的科学依据。列宁曾经高度评价唯物史观，称其为“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后的历史证明，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一次为历史研究指出了全面而周密的研究途径，使之得以走上“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