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历史学-深入解析历史观相关内容

第一节　历史观相关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生活和历史观的关系怎样

一般来说，所谓的历史观，就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或者是人们对历史总体运动及其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它是史学的灵魂，也是史学理论的基础内核。然而一说到历史观，有人就会觉得它很深奥、很神秘，似乎它只能被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谈论，而与社会大众没有多少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人民群众在普通的现实生活中时常与“历史”发生关联，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历史的看法，这种所谓的对历史的看法，其实也就属于历史观的范畴了。

我国人民历来有着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在社会生活中也流传着许多表达这种看法的语言，例如我们常常会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句话既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的经验总结，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重视历史、强调发展的历史观点。我们知道，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现实社会之中的，但是，无论任何社会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总是以前社会的发展，总是以往历史的继续。无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时代，每个人从一出生就会在一个现成的现实社会中生活，因而也就必然在享有前人遗留的各方面成果的同时面临前人留下的问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所以人们只能接过前人的历史接力棒，把前人的终点作为自己继续前进的起点。历史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继承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然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向人们提出了各方面的挑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这就涉及历史经验的问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面对着各方面的威胁，为了生存人们也总是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对各个问题进行回应，在成功与失败的交织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各方面的问题时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历史的经验中寻求解答。“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古语正是这种历史观的精确概括。从上面的简单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可能割断历史，又必须运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就必须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形成对历史的一定看法，这种对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历史观的最初形态了。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王公贵族为壮大自己的势力而蓄养谋士。

在日常生活中，群众对于历史的看法经常涉及的是比较具体的历史问题，这往往表现在对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善恶、是非评价上。人民群众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基本都是善善恶恶、褒贬分明的。而对于比较抽象的、带有一定历史规律性的问题，大众的观点就常常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些看法一般都针对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况而发，因此我们在对待这些历史观点的时候就应该把其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这样才可能对这些看法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例如，《三国演义》在一开头便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历史观：“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知道《三国演义》的成书是在明代，因此书中表现的历史观也大概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只是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并不能就此便认为它道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如，鲁迅在其小说《风波》中塑造了一个九斤老太的人物形象。借助这位老太太的口，表达了一种当时人民群众的历史观，即“一代不如一代”，认为当今的一切都不如过去好，今不如昔。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反映了清朝由盛而衰，外患日趋严重，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的历史事实，在当时的群众中是相当流行的。但是，这种事实是革命即将来临时的征兆，我们并不能把一定范围内的“规律”推展到它的界限之外，把历史上特定阶段的现象错误地当作历史的一般规律。可见，人民群众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直观感受所形成的所谓历史观，还带有非常朴素的特点，这种历史观与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观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必须学习和了解一些哲学历史观，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帮助我们认识事实的真相，正确分析问题，形成科学的历史观，从而较好地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

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观和群众生活中形成的历史观点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群众生活中形成的历史观都带有直观的性质，没有哲学上的历史观那么系统和深刻。但是，群众对于历史的自发的思考和总结却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对社会历史进行研究的基础。虽然理论化的认识比一般群众要条理一些、全面一些、深刻一些，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日常积累和经验总结，任何理论也就失去了产生的前提。哲学家、历史学家正是依靠汲取群众的集体智慧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过去的和今天的社会生活，从中寻求历史规律的。

二、什么是历史观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群众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历史观点往往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因而相对来说缺乏理论上的抽象性和系统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理论化了的历史观点虽然在抽象性和系统性方面要远远高于普通群众，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他们的历史观与现实生活无关了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上面我们说过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历史观点是在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中产生的，而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之中的，因而他们的历史观也是和他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任何历史观点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离开现实生活就不可能产生对于生活的思考，因此任何历史观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实生活的烙印。

刺绣龙袍。在我国封建社会，龙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封建帝王以“真龙天子”自居，作为愚弄和麻痹人民的工具。

历史观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主要是通过时代性和阶级性来反映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也就决定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观点。一种历史观点的产生，总是有着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具体社会历史中信奉和追随的具体阶级。可以说，任何历史观都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阶级相关联。例如，神定论的历史观最初出现在奴隶制社会，一方面因为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十分有限，社会生产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是这种迷信思想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奴隶主阶级需要把自己的权力神秘化，把它称做是神的意志，由此制造出了关于神定论的历史理论。同样，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也需要神学为其统治做庇护，因此“皇权神授”的思想也非常盛行，统治者用这种学说毒害人民、愚弄人民，从而使其封建皇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封建社会的迷信思想才慢慢地被摒弃。

不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历史观无法摆脱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也始终是时代的产物，是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反对封建君主的统治，资产阶级启蒙者积极地反对用神权来解释历史，由此带来了人文主义历史观的产生。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与神意无关，历史始终是人的理性活动的结果，他们否定了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等，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他们举起了理性的大旗，把所有一切都通过理性的天平来衡量，让理性的法庭为现存的一切做合理性的辩护，否则便必须放弃存在的权力。虽然这些启蒙学者否定了以前所有的权威性，对以前的一切历史观也做了批判性的审视，并由此把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永恒合理的标准树立起来。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可见，资产阶级的这种以理性王国为标准的历史观，以貌似公允的姿态代表着仅仅为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利益，以貌似超越性的方式把自己限制在它自己的时代规范之中。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都无法超越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生活，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性和阶级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同样具有这两种性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历史观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我们一方面必须加以重视，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机械地去理解。因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些繁杂的历史现象进行把握和理解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因此，不仅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利益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观点可能会很不相同，而且，即使是同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历史学家，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或者由于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们的历史观点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历史观的时代性和阶级性，而更应该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寻找依据。究竟应该怎样从时代性和阶级性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观呢？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把握的是历史观产生的具体条件，即提出某种历史观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生活的具体社会现实，这些具体的社会现实为人们的历史观规定了一定的活动范围。在这一范围之内，不同身世、不同经历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可以根据个人的体验和感悟，各自进行自我选择。正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具体社会生活的差异，导致了历史观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生活不仅决定了人们的历史观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同时也决定了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的历史观的多样性。

三、历史观涉及哪些主要问题

历史和人类其他存在形式之间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它的永恒运动。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沧海桑田、物转星移，多少帝国此起彼落，多少民族朝荣夕衰，真可以说是“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正如《三国演义》开篇词中所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确，历史本身就如同一条奔流不息、滔滔不绝的大江，永恒的运动是历史的一个内在特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历史的运动呢？毫无疑问，这是历史观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古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历史在运动中会发生质变，另一种则只承认历史运动中的量变而否认历史运动中的质变。(www.xing528.com)

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家大都是承认历史运动会发生质变的。例如在《商君书》中，作者认为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并把之前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在第一个历史阶段里，人们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们只知爱自己的亲人，贪恋自己的私利，结果社会变得纷争不断，混乱不已。于是就有贤人出来主持公道，教化民众放弃自私的想法，变得懂得尊重贤人，这就是第二个历史阶段。但是，贤人虽然让人们变得无私尊贤，但却并未创立制度，因此社会又混乱起来，于是就又有圣人出来了，他划出土地、财产、男女的分界，制定了维护这种划分的制度，并设置官员执行这种制度，设立君主统一指挥百官，于是人们就开始尊重有权势的贵人了，这就是第三个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各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体现出一个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在一个时代接替另一个时代的时候也都发生过性质的变化，这便鲜明地表达了一种承认历史运动存在质变的进步的历史观。

车裂商鞅。商鞅为战国时期法家的鼻祖，他力主通过严刑酷法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他在秦国两次主持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但因此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被陷害致死。

与此相反，孔子则认为历史运动不存在质变的问题，在他看来，商代的礼法制度是沿用夏代的，其中删改补充的一点点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的礼法制度是沿用商代的，其中的删改补充也是可以知道的，接下来沿用周代的那些后世，即便是过上一百代也还是可以知道的。可见，孔子认为礼制基本上是因循不变的，其中只是有一点删补，运动永远只是这样在量上增减，因此可以从三代演绎到“百世”。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对历史的基本见解。如果说孔子只是简单地阐述了其对历史运动的基本看法的话，那么其后继者董仲舒则把这个思想做了重要的理论发挥。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只要统治者能够坚定不移地守住“儒道”，历史就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在董仲舒看来，作为历史中心的“儒道”是永恒不变的，历史的发展围绕着这个中心也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也可以通过删改补充来加以纠正，历史的运动中当然谈不上什么质变的问题了。显然，无论是孔子还是董仲舒，其否认历史发展中存在质变的历史观都是错误的。

事实上，历史的运动中是否有质变的问题，长期以来都被广泛地争论着。甚至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的“新史学”派还在试图否认历史运动中的质变。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发展本质。在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之后，紧接着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与历史运动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怎样认识历史运动的趋向？也就是说，既然历史是永恒运动的，那么，究竟它是在前进中运动呢，还是在倒退或者循环中运动呢？自古以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千差万别。

〔清〕任颐·老子授经图。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甚至主张社会应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去。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循环论的历史观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否认历史运动中存在质变的历史观，往往也是循环论的历史观。例如，在《春秋》中即有三统之说，按照董仲舒的解释，认为历史是黑、白、赤三统的循环往复。而孟子也认为历史是循环发展的，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即历史是在一治一乱的循环重复中存在的，其间没有什么变化。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可以说，循环论的历史观一直绵延千余年。直到晚清的龚自珍，虽然他竭力提倡变易，但他的基本历史观仍然是循环论的，他曾经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即认为历史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三段循环的模式之中，历史的最终归宿只不过是它的原初状态罢了。循环论的历史观不仅在中国有，在西方历史学者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例如，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声称他们在古希腊、罗马史中发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因此便把历史说成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循环发展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循环论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在史学中的一种表现，它以貌似阐述规律的方式曲解着历史。历史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其本身也常常以螺旋式的方式向前发展，然而循环论的历史观却仅仅是截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把螺旋式的前进硬说成是循环。因而，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古代社会，除了循环论的历史观之外，还有一种反动的历史观也是广为存在的，那就是历史运动的倒退论的历史观。例如，老子认为历史发展是倒退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可见，他把智慧技巧的进步当成一种祸害，而认为绝圣弃智，才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绝仁弃义才能是人民恢复孝慈的美德，绝巧弃利才可以使盗贼不再滋生。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反映了一种倒退论的历史观。与老子历史观一样的还有不少，又如，《礼记》认为，先前的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把原始社会视为“大同”的社会，而认为后来的社会由于人们各自为了私人利益，便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国家，这只能看做是“小康”的社会了。这里面体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后不如前的倒退论历史观。

以上两种历史观都是反动的，其产生和发展是与古代社会的落后的物质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在过去的社会发展中也是非常有害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古代就没有关于历史进步论的观念。事实上，进步论的历史观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众多的。因为历史本身总是在不断前进的，因而这种前进也一定会被人们所感受到，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从众多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关于初民社会逐渐进步的传说。例如，《韩非子·五蠹》篇里说，在上古时代，民众少而禽兽多，人们敌不过禽兽虫蛇的滋扰，于是有巢氏便教育人们构木为巢，以避开危害；人民长期吃生的食物，因而伤害了肠胃，于是燧人氏便教育人们钻燧取火，使人们吃上了熟食；到了中古时代，天下发生了大水灾，于是就有了鲧和禹出来组织人们治水；而到了近古时代，由于社会的动荡，于是就有了商汤和周武王出现带领人们进行征伐。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社会发展进步论的历史观。与此类似，在《易·系辞传》里也有这种社会进步论的思想。认为古代包牺氏的时候先民们开始结绳织网，从事渔猎；到了神农氏的时候先民们便开始制造耒耜，从事农业；而到了黄帝、尧、舜的时候先民们才开始制造车楫、役使牛马、制作衣裳、营建宫室。这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以上我们讲了历史运动的趋势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问：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地运动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历史运动的方向呢？关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在古代社会，历史被视为以神意所展开并以命运的力量为动力而发展的。用神意或天命解释历史，这是古代社会历史上都有过的一种共同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说仍然要追溯到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的现实生产力水平，由于当时还不具备正确解释历史的主客观条件，这种神意论和天命观才得以普遍存在。那么，决定历史的究竟是天命还是人事呢？这个问题在现在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推动历史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实践，这就为我们正确认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靠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虽然精神活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是神意或天命等意识的东西，而是人们在现实社会中从事的实践活动本身。

〔辽〕采药图。此图表现了神农氏山中采药归来的情景。

那么，紧接着我们又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话，那么，究竟是英雄人物的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呢，还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呢？这就涉及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问题。传统史学记载的一般都是伟大的英雄人物，仿佛历史就是这些英雄人物创造的。虽然，在一些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伟大的英雄人物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能力和胆识，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过分夸大伟大的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他们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因为，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任何英雄人物都是时势造就的，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没有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也就不会出现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另外，任何历史人物的作用的发挥，都需要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也都摆脱不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历史人物只有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在历史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其才能才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否则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必然会以失败告终。最后，历史人物也只有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历史作用，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创造者。

承认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实践，又承认了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大众，那么，人民大众又是通过怎样的社会实践来推动历史的发展的呢？这便引入了另一个新的话题：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历史的变革源于人类永不却步的物质生产实践，体现在人们主体性不断实现的过程之中。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这一思想则更多地集中体现在人为了摆脱受奴役的命运而进行的反抗活动中。换言之，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就成了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重要动力和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些矛盾。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成为贯彻始终的基本矛盾。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便开始产生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经济问题，因为阶级关系首先和最为根本的表现方式是经济关系。正是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形成了阶级之间的对立。虽然在很多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很多方面不能直接被视为具有阶级内容或阶级性质，但是在社会层面上来说，其本质归根到底都是阶级的关系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所以说，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的进步是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推动的。

综上所述，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造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实践；从事社会实践的主体不是个别的伟大历史人物，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当然，也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

7月24日法军进入开罗城，拿破仑仅用3天的时间，就使这个4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归顺了，拿破仑成了埃及的新霸主。图为金字塔战役结束后，进入开罗的拿破仑和他的军队。不是拿破仑造就了时势，而是时势造就了拿破仑。每一个英雄人物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