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历史学概述，何为历史学

第二节　外国历史学概说

一、古代欧洲的历史学

西方的历史学起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荷马史诗》还不能说是历史著作，却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人为了与居住在小亚细亚西北角的特洛伊人争夺爱琴海地区的商业霸权，兴兵围攻特洛伊城。通过10年的苦战，最后终于摧毁了特洛伊人的势力。对于那一次战争的胜利，希腊人永志不忘。后来有些民间艺人，手弹竖琴，口吟歌词，在“国王”的宫廷中或群众集会上叙述希腊人在那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事迹。相传在公元前九世纪盲诗人荷马（Homer）把这些歌词编删为两部史诗：一为《伊利亚特》，一为《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是古代的民歌，在许多世纪中由人民的歌手口舌相传，经过许多增益和修改，大约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才用文字写下来。这两部史诗既是古希腊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艺术瑰宝。《伊利亚特》大约写于公元前9世纪，但是史诗的故事则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相当于我国的商朝）。当时希腊联军和特洛伊发动了持续10年的战争，《伊利亚特》主要叙述战争中传奇式的情节，着重描绘了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伟大形象。《荷马史诗》中充满着神话和文学的渲染，然而从那里面，也可以想见到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时希腊人的社会概况。

古希腊的著名盲诗人荷马，正在吟唱自己编撰的希腊英雄史诗。

公元前492年至479年，希腊人与波斯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生死存亡的大搏斗，那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希波战争”。希波战争的事迹，是由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下来的。

希罗多德约于公元前484年生于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城邦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us），其家族在本城颇有声望。希波战争结束时，希罗多德年仅5岁，不可能对那次战争有什么直接的印象。然而后来，他却从口碑传说中以及那些爱奥尼亚“纪事家”的著作中，得知那次战争的经过。希罗多德早年曾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他每到一地，总是访寻历史遗迹，搜罗天下佚事旧闻，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公元前444年左右，希罗多德随着雅典的移民队移往意大利南端的殖民据点图里邑，后来就在那里以著述终老，约于公元前424年逝世。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以开创了民主制度而著称于世，这一制度也就是后来西方民主制的源头。图中所示的几个陶片便是雅典公民投标时所用的陶片。

希罗多德所著的书，题为《历史》。但因此书系以描述希波战争为中心内容，所以也叫做《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在希腊史学史上是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全书按内容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述了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希腊城邦及波斯帝国的历史、地理、民族和风俗习惯等，并记述了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记述希波战争的经过和结果，从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举行反对波斯的起义，一直到公元前478年希腊人占领塞斯托斯城为止。后来又有人把全书分成九卷，还根据当时的惯例，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和艺术的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给各卷命名，所以这部书有时又被称做《缪斯书》。《历史》内容丰富，非常生动地叙述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等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为我们展示了古代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生活图景，宛如古代社会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希罗多德从史诗、官府档案文献、石刻碑铭和当时多种著作中，获取了很多资料，更多的是利用他亲身游历和实地调查采访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的第一座丰碑，为西方历史编纂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希罗多德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记叙分析有可取之处。关于希波战争，他谴责波斯远征希腊，说波斯“不应当再贪求任何其他土地，不应当再奴役那些丝毫没有招惹它的人们。”认为波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军队人员太复杂，外加外线作战的困难。雅典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实行民主政治，每个人都“尽心竭力”为自由而战。

希罗多德推崇希腊，称颂雅典，向往奴隶主民主政治，但并没有对波斯一概否定。他反对的只不过是波斯人入侵希腊的不义之举，反对它的君主制度。因此，有时他甚至把波斯描绘成英雄的国度，并对它的文化作了选择和歌颂。

《历史》中首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历史》记载，约公元前522年，波斯国内集中商议选择政治形式时，有三派分别主张采用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三种意见，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激烈的争论中，一个名欧塔涅斯的波斯人说：“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罗多德比较重视古代东方的文明和它对希腊的影响。《历史》中记载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等等。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希罗多德的《历史》，许多地方还带有天命论和宿命论色彩，并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不足为据的神话传说和无稽之谈，但是，他首创了历史著作的体裁，并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中有些已被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最初约在公元前430年问世，比我国孔子所著的《春秋》要迟四五十年，但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所以后来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以后这个美名一直在西方沿用了下来。

公元前431至前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为了争夺在希腊的霸权，断断续续打了27年恶仗，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的事迹，绝大部分是赖有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

修昔底德约于公元前460年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早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当时正是雅典文化上的全盛时期，伯里克利的政治演说，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戏剧，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诡辩学派的哲学，对他都有很大影响。

修昔底德只比希罗多德晚生约25年，然而在史学观点、治学态度、史学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他们却宛如隔了好几个世纪。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诚然是一部杰作，但体例不纯，其中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虚构的部分。而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

修昔底德雕像。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24年任雅典将军，因在安菲城战役中驰援不力，被放逐。后访查战地，搜集资料，前403年返回雅典。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

在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有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0）。他出身于雅典的豪富之家，与柏拉图同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政治上很反动。色诺芬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希腊史》、《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论税收》等书。在这些著作中，比较出色的是那部描述他和一万名希腊雇佣军，到亚洲去帮助小居鲁士争夺王位而最后被迫撤退这一事迹的《远征记》。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这时希腊的史学仍在发展，产生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

波里比阿出身于希腊中部麦加罗城（Megalopolis）的贵族之家，早年即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他曾被推举为希腊联军方面的骑兵指挥官，率众抗御罗马的侵略。因为抵抗失败，于公元前166年被送往罗马做“人质”，然而，当时罗马正盛行着“希腊热”，波里比阿迅即以其学术上的素养受到罗马统治集团的宠信。并得以出入罗马的国家档案库，看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波里比阿生活的时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地区的时代。在那些兵戈扰攘的岁月里，罗马逐一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把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面对着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波里比阿立志著一部《通史》。波里比阿所著的《通史》，系以罗马的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始自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止于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灭亡和希腊各邦的被征服。然而，他所记载的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里比阿可被称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在古代西方史学家中，他的著作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753年左右。嗣后这个城邦发展起来，经过六七百年的武力扩张，终于统一了地中海沿岸各地，将之抟聚为一个奴隶制的大帝国。

罗马的史学兴起得比较晚。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这500年间，罗马竟没有产生过一个历史学家。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期间，罗马才开始出现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诞生了古罗马的史学，这绝不是偶然的。首先，这场与迦太基人所进行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激发了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使他们想到祖辈创业的艰难和自身责任的重大。其次，由于这次战争是在广大的地区内进行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罗马人的眼界扩大了。只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希腊文化。古希腊的史学，成了罗马人学习的榜样。

第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是费边·毕克托（Fabius　Pictor）。他出身于罗马的名门贵族，其祖先中有多人曾当选为执政官，颇有清名。他写了一部《罗马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前3世纪末年，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过有精详的记载。波里比阿和李维都曾读过毕克托的著作，李维曾以崇敬的心情，称毕克托为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学家”。

其实，罗马史学之真正的奠基者是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前149），他出身于地主贵族，早年列身戎伍，后来成了政治上的显要人物，曾做过执政官和监察官。老加图著有《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七卷，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那就是要宣扬爱国思想，把古圣先贤的事迹当作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

在早期的罗马史学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儒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1—前44）。恺撒是历史上罕见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不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风云人物，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恺撒在戎马倥偬之际，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为《高卢战记》，一为《内战记》。前者是记述他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包括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所进行的那一系列的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55年、前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的经过；后者是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这两部史著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文笔简练，晓畅可诵。恺撒的历史著作，一向是被当作拉丁文中的范文来读的。

在“奥古斯都时代”（即屋大维执政时期，约为公元前31年至公元14年），罗马的国势如日中天，学术上也呈现出高度繁荣。这时罗马产生了伟大的历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

李维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帕多瓦城（今在威尼斯附近），不过他在青年时代就来到罗马，从事学术活动。他受到屋大维以及其他权贵人士的赏识和供养，与维吉尔（Virgil）、贺拉斯（Horace）等同为宫廷中的宠臣，并受聘为屋大维之孙克劳狄的师傅。李维所生活的时代是个激变的时代，他亲眼看到罗马由分裂走向统一，亲眼看到共和制的倾覆和帝制的建立，对奥古斯都时代的政事了如指掌，因此他有条件把当时的罗马史作一个总结。

〔古罗马〕雕塑·沉思的恺撒。

李维竭其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通史性质的《罗马史》，始自远古，止于奥古斯都时代末期。在中国史学中，创立通史体例的是司马迁；而在西方史学中，创立通史体例的则是李维。李维师承了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的观点，认为史学之特殊的功用，就在于能从史学研究中得出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当前和未来的行动。李维的历史著作，洋溢着爱国热忱，是意存劝诫而且褒贬分明的。其书原有142卷，惟大部分已散佚，今仅存35卷以及少数残篇。

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无疑当推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120）。他出身于边省的贵族门第，在青年时代就头角峥嵘，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后来他历仕三朝皇帝，曾先后担任过财务官、大法官、执政官及外省总督等要职。他可能曾驻节在罗马帝国的边疆上，因此得以熟悉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

塔西佗的主要著作有以下几种：《关于雄辩术的对话》，此书是讨论罗马文风的演变，赞美共和时期的文风，鄙薄帝制时期的作品；《日耳曼志》，这是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关于日耳曼诸部族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亦称《罗马史》），本书的年代范围，始自公元68年尼禄之死，止于公元96年多米沁的逝世，所记均为“当朝”之事，其中有许多是塔西佗亲身经历过的，可称为实录；《编年史》（亦称《罗马编年史》），本书所叙述的史事，始自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的逝世和提庇留的即位，止于公元68年尼禄之死，恰好和上述的《罗马史》衔接起来。在年代顺序上，《罗马编年史》所叙述的史事在先。然而，此书的写作年代却后于《罗马史》，直到公元116年左右才完成。它是塔西佗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最能反映他的历史观点和文章风格。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是靠塔西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因此，他的著作被认为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塔西佗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共和，而对于当时的帝制很是不满。他的史著，通常被人们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与塔西佗同时的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是古代欧洲最著名的传记家。他出生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早年曾在雅典研习哲学、修辞学和医药学，并曾广泛游历各地。他既熟悉希腊历史，又熟悉罗马历史。在他身上，体现着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普鲁塔克的传世之作是《希腊、罗马名人合传》（简称《传记集》）。此书包括50篇传记。普鲁塔克所写的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他自己的伦理思想，而其文瑰丽多姿，夹叙夹议，极其生动有致，所以传诵甚广。

就古代西方史学的总体状况而言，历史记述和解释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主要限于政治史，而军事、外交史，经济、社会、文化史往往处于视野之外。其历史观基本是唯心的，天命论、唯意志论、道德决定论、英雄史观占有优势地位。但在个别史家作品中，也能发现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体现古代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在方法论方面，古代西方史学的基调是形而上学，今不如昔、崇古迷古意识浓厚，即便具有一定发展观点的杰出史家也没越出循环论的圈子。但从事物的联系中去考察历史则被一些优秀史家注意到了。古代西方史家意识到史学的经世致用、取鉴垂训作用，他们一般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他们的编纂是描述性的，通过对事件过程的叙述探讨不同事件间的因果联系。他们创造出多种体例和文风，一些人对史料的考据、辨伪，运用都相当出色。

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全面危机造成古典史学的危机，为神学服务的基督教史学兴起，抽掉古代西方史学求真的精髓，使史学堕落为宗教的奴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史学确立了统治地位，古希腊、罗马的优秀史学传统中断，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恢复。

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诸部族入侵和奴隶起义的浪潮中覆亡了。历史学家把这以后直到文艺复兴这1000多年间叫做“中世纪”，也即是西欧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时期。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作绝对的权威，什么文学、什么艺术、什么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圣经》里说，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作为他们后代的人类，就要世世代代地赎罪，终身受苦，不要有任何欲望，以求来世进入天堂。

在“中世纪”早期，西欧曾出现经济倒退和文化衰落的现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被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所代替。宗教愚昧和神权政治支配着一切，文化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有人把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叫做“黑暗时代”。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未尝没有道理。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这八九百年间（约相当于我国历史上从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直到元朝这段时期），欧洲竟没有产生过一位值得称述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历史学家或大文学家。与同时期的中国比较起来，欧洲是显得很落后的。

拜占庭帝国在战争中与硝烟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尽头。但是，拜占庭的文明却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中得到了永恒。这座金碧辉煌的大教堂建于公元330年，它的建成标志着古罗马灭亡后，基督教文明的首次振兴。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还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之久。因为其都城君士坦丁堡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庭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中世纪史上，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从政治上说来，拜占庭帝国是古罗马的继续。在公元7世纪以前，拜占庭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在这里，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像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它是隶属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支柱而存在的。因此，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文化比较起来，拜占庭文化具有较多的世俗性。

当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公元527—565），拜占庭帝国的国势最为强盛。这时出现了拜占庭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约公元500—565年）。普罗科匹厄斯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显贵人物颇多讥评。普罗科匹厄斯颇有良史之才，他的著作大体上都是实录。

在中世纪的西欧，史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神学的奴仆。当时西欧的载笔之士多为僧侣，只有他们给后代留下了一些编年史和传记。

第一位基督教史学家是利比亚人阿非加努斯（约180—250），著有《编年史》5卷，记从创世到221年间的历史。这样写历史是荒谬的，但开创了按基督纪年写史的先河。尤西比乌斯（约260—340）是基督教史学的奠基人，生于巴勒斯坦，著有《编年史》、《教会史》和《巴勒斯坦殉道者行传》等，影响很大。北非主教奥古斯丁（354—430）是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大师。他在《上帝之城》里提出神创的以教会为代表的“上帝之城”是永恒的，人造的以世俗政权为代表的“世俗之城”是暂时的，最终必将为上帝之城取代，从而奠定了教权高于政权的理论基础，一直支配后来的基督教史学。

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都尔城的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约公元538—594）。他被誉为“蛮族的希罗多德”，他著有《法兰克史》10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591年，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历史做了精详的记载。他认为，写史的目的是使邪恶者和正直者之间的斗争留传后世，免得湮没无闻。在他看来，教会、国王、殉道士是正直者，人民大众、异端和异教徒是邪恶者，阶级立场昭然若揭。不过，他用的资料有早已散失的档案、编年史和亲身的经历，史料价值很高，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依据。公元9世纪初，法兰克王国产生了中世纪欧洲最著名的传记家爱因哈德（Einhard，约公元770—840）。爱因哈德是一位优秀的古典学者，曾长期担任查理曼的侍从秘书，得以参与各项政事。查理曼逝世后，他因为追念这位皇帝的“伟业”以及对他个人的恩宠，于是用华美的文笔，写了一部《查理曼传》。此书叙事明快、文情并茂，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传诵甚广。

中世纪早期西班牙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伊思多尔（lsidore，约公元560—636）。他是一个以博学著称的僧侣，曾当选为塞维尔城的主教。伊思多尔著有《西哥特、汪达尔、苏埃汇诸王的历史》，那是一部大事志，只是可惜记叙得太为简略，但从那里面，也可以略知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埃汇人迁徙和建国的经过。

查理曼从公元772年起多次东渡莱茵河进攻萨克森部落，先后进行了18次战役，最终于公元804年完成对萨克森地区的兼并。图为查理曼正在接受萨克森人首领杜金德的投降。

在中世纪初期，意大利最著名的史学家是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他是罗马名门贵族的遗老，著有《哥特史》12卷，并将其从政期间所写的公文和信札编为一集，题为《文牍汇编》。这些著作是研究东哥特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原先，不列颠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边远省份，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因此，英国史学的发展就开始得比较迟。关于当年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迁徙到不列颠岛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历史记载流传下来。

英国史学的奠基者是比德（Bede，公元673—735）。他著有《英国教会史》，所叙史事止于公元731年。此书虽然主要是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传布的经过，但也涉及当时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英国早期的史事，主要是赖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而流传下来的。当阿尔菲烈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在位时（公元871—899），他组织了一批学者，把从前各地所积累下来的编年史加以删改和增益，汇编在一起，命名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后此书还延续下去，一直写到公元1154年，包括整个诺曼人入侵时期的史事。12世纪上半期，英国出现了一位通史作家，那便是亨丁登地方的大僧正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约1084—1155）。亨利著有《英国史》，所叙史事始自恺撒时代，止于1154年，那是英国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在西欧各国中，德意志的史学兴起得比较晚。在艾克哈德（Ekkehard）手里，德意志的史学跃进了一大步。艾克哈德著有《世界编年史》五卷，前三卷叙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时代的史事，后两卷记载自查理曼直至亨利五世当政时期的史事，事情愈近则记载愈详。此外，他还写了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

中世纪德意志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里沁的主教鄂图（Otto　of　Freising，约1114—1158）。他是皇帝“红胡子”腓德烈的叔父，以皇室的权贵而担任重要的宗教职务，对当时僧侣两界的事都很熟悉。他留下两部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纪”作为开端，一直写到1146年；一为《皇帝腓德烈传》，记述这位皇帝连年用兵的经过。

相比于西欧而言，东欧各国历史学形成得更晚。在捷克、波兰等国家里，历史学的兴起都是公元10世纪以后的事。

捷克最早的一位历史学家是科斯莫士（Cosmas，约1039—1125）。他是一名学问僧，曾任布拉格城的大僧正。科斯莫士著有《波希米亚史》三卷，那是捷克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12、13世纪之际，波兰产生了历史学家文森·卡德鲁贝克（Vincent Kadlubek）。他是个天主教的僧侣，早年曾留学法国，回国后担任教授，并且做过克拉科夫城的主教。卡德鲁贝克著有《波兰史》4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1203年，那是波兰史的开山之作。

元疆域及四大汗国分布图。蒙古人通过不断的军事扩张，建立了四大汗国，足迹遍布欧亚。

公元9世纪中期，东部斯拉夫人以基辅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早期封建制的国家，那便是历史上所说的“基辅罗斯”。10世纪末叶，基辅罗斯从拜占庭方面接受了东正教。但直到11世纪中叶，俄罗斯才开始有文字记载。基辅罗斯的统治基础并不巩固，它在12世纪初就开始解体，分裂为许多封建小邦。及至13世纪30年代末，蒙古贵族率兵征服了俄罗斯，在那里建立了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统治其地达240余年之久。

俄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是奈斯托尔的《编年史》。相传奈斯托尔是一名东正教的僧侣，约生活在12世纪初年。其所撰之《编年史》，始于公元9世纪中期，止于1110年，为基辅罗斯时代最重要的史籍。

中世纪俄国最重要的一部文献资料，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诺夫哥罗德大公国的一个寺院里，从11世纪初叶起就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以后尽管经过历代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这里的僧侣们却始终遵行着一项惯例，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把当时的重大事件记载下来，此项工作，一直继续到15世纪末期。所以，从11世纪初叶直到15世纪末期这500年间俄国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括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史事，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都有反映。这部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研究中世纪俄国史的第一手材料。

三、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历史学

在西欧，从14世纪到17世纪初叶这300年间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巨大发展。

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兰斯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后来，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

从此，西欧人发现古希腊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好，中世纪的一切是那样的丑恶，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掀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希腊热”浪潮。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运动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把人们的思想意识从神学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人文主义”这一口号，以之作为进行文化革命的旗帜。人文主义者认为：文学艺术要能反映“人”的真情实感，科学技术要能增进“人”的福利，教育要能发展“人”的智能。总之，他们是要用“人权”的观念来代替“神权”的观念，用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来代替中世纪那种以“神”为本位的文化。

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史学。这时西方史学开始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一批卓越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无视那种虚妄的、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反对把《圣经》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当作历史，鄙弃那种以犹太史和教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用古代的传统来改变中世纪的传统，他们把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奉为楷模，到处搜寻波里比阿、李维、普鲁塔克、塔西伦等大历史学家的遗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将之注释刊布出来，并使之广为流传。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应当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应当以垂训为目的，因此他们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军事史。

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意大利在地理和文化上是古代罗马的继承者，罗马人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意大利的文化，拉丁语也是意大利的祖先语言。在欧洲的社会发展中，意大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复兴古代的艺术也就是发扬古代的优秀传统，发掘祖先的艺术本身也是光荣的事。尤其是意大利的城邦佛罗伦萨，数百年间人才辈出，贡献特多，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圣地”。

意大利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城，曾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秘书和斯罗伦萨的行政长官。布鲁尼首先在史学领域内打出“人文主义”的旗帜，他曾用华美的文笔，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名家的作品译为拉丁文，并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彼特拉克撰写传记。此外，他还著有《佛罗伦萨史》十二卷，始自建城时期，止于1404年，把佛罗伦萨城邦的发展过程作了精详的叙述。

尼科罗·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与布鲁尼同时而稍晚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1388—1463），为中世纪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比昂多生平著述甚富，其中最重要的是那部《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比昂多把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文艺复兴这约1000年间叫做“中世纪”，意为介于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纪”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无疑还要数到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他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早年即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亦译《霸术》）一书，大谈特谈为了国家的利益，君主可以背信弃义，这本书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马基雅维利晚年著有《佛罗伦萨史》8卷，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时期，止于1492年，把佛罗伦萨城邦兴起、发展的经过作了全盘的叙述。马基雅维利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来写历史的，他以古喻今，借历史事实来宣扬改革之道，意存针砭，笔下常带感情，读之令人知所鉴戒。正是由于有这个特点，他这部《佛罗伦萨史》就比其前人的同类著作高出一头，成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产生了许多卓越的艺术大师，其生平事迹是值得为之立传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艺术史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瓦萨里著有《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那些最著名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的生平和创作活动写得栩栩如生。瓦萨里是西方艺术史的开山祖，其书传诵甚广。“文艺复兴”一词最初就是由瓦萨里提出来的。他把15、16世纪西欧文化的高涨看成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活，故称之为“文艺复兴”。

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激荡，意大利以外的西欧各国也先后产生了人文主义史学。现略述如下：(www.xing528.com)

1．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名著《乌托邦》之外，他还写了一部精粹的历史著作：《理查三世传》。莫尔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生花之笔，精彩地刻画了恶棍理查的阴险狠毒及其最后的被杀过程，狠狠鞭挞了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暴君。

当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1558—1603），英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发展得很快，这时产生了编年史家何林设德（RaphaeI　Holinshed）。他在前人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和草稿的基础上，写成一部体大思精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这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伊丽莎白当政初年。何林设德的著作被认为是信史，有许多文学家都从那里面汲取创作的素材。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李尔王》、《马克白斯》、《辛柏林》等，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推威廉·堪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他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堪登留下两部重要著作：一为《大不列颠志》，一为《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的英国史》。

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除了《新工具论》、《论学术之进步》等名著外，他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政治教材，对于历史认真进行学习，可以开启人的心智。他说道：“哲学使人深邃，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智。”

2．法国：中世纪晚期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罗莎特（Jean　Froissart，约1337—约1410）。他生活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曾周游列国，和许多国家的封建主都有关系，因此得以熟悉各国的政情并摭拾到许多历史掌故。佛罗莎特用优美的法文写了一部《法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编年史》，所叙史事始自1326年，止于1400年左右。此书内容丰富，但主要是记载“百年战争”的战况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其中对克勒西战役（1346年）和波亚迭战役（1356年）的描述尤为出色。

法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推康米尼斯（Commines，约1445—1509）。他是个政治活动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一的首相，并奉命出使意大利。康米尼斯在晚年写成《回忆录》八卷，追溯十五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政事。他经常强调历史学的实用价值，说政治家和外交家必须熟读历史，因为那是理解现实生活的一把钥匙。

马丁·路德画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出生于德国的萨克森州埃斯勒本。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路德教派的创始人，为德国的独立和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3．德意志：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其所著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宗教改革的浪潮，给这个时期德意志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宗教问题的突出，这时在德意志，历史学又成了神学的奴仆。

宗教改革家试图以自己的观点来改写教会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路德教派的历史学家佛拉西斯（Matthias　Flacius，1520—1575）。他长期寄居在马格德堡，主持编纂了一部《马格德堡世纪史》，叙述基督教义和基督教会发展的经过，始自传说中的耶稣·基督的诞生，止于1300年。此书因以100年为一卷，共13卷，故称《世纪史》。佛拉西斯列举事例，说明天主教的教义和教会组织是与原始基督教不相干的，理应加以反对。

另一位路德教派的历史学家斯莱登（John　Sleidon，约1506—1556年），写了一部《皇帝查理五世时代政治、宗教情况实录》，始自1517年马丁·路德的发难，止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成立。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的要籍。

4．荷兰：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国际法”的始祖格劳修斯（Hugo　Grotius，1583—1645），在历史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写过一些关于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的史著，并且为荷兰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与格劳修斯同时的荷兰人文主义学者荷夫特（Cornelius　Hooft，1581—1647），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更为显著。他用荷兰文著有《尼德兰史》21卷，其所包括的年代范围为1555年至1587年，描述尼德兰革命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读之令人奋起。荷夫特是个语言大匠，他的著作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推进了荷兰文的发展。

由于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探险，从15世纪末叶开始，就有了所谓的“地理大发现”，这急剧地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大大扩大了西方人的限界。地理大发现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人们注意到史前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并且可以在国别史的基础上编写出综合性的世界史。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史的编纂成为可能。然而，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开始出现的世界史，有着其时代的烙印。由于新航路发现以后，世界的交往进一步扩大，但在初期，由于东西方在经济发展水平、武器等方面的差距，欧洲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在非洲、亚洲和美洲占领殖民地，压迫和剥削当地人民，进行奴隶贸易。这种情况反映在世界史的编写上，便是西欧那些历史学家大肆提倡“西欧中心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这是一幅描绘生活在非洲的英国殖民者闲适生活的画作。

总而言之，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很显著的。人文主义史学是对中世纪僧侣主义史学的否定，它拨开基督教神学的迷雾，着眼于现实世界，主张要用理智的态度来研究历史，这就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预示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结束，也表明人类对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的永恒追求。

四、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

以下我们略述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欧洲的历史学我们分国别进行叙述。

1．首先我们对英国的历史学进行一下认识。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史的开端。它在当时笼罩着欧洲的封建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柏奈特（Gilbert　Burnet，1643—1715）。他是一名英国国教的牧师，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柏奈特留下两部重要的史著：一为《英国宗教改革史》，一为《我这个时代的历史》，均堪称佳作，柏奈特代表当时辉格党人（Whigs）的观点，歌颂英国国教的确立，赞美1688年“光荣革命”所达成的妥协。

18世纪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不过其历史学家的名声为其哲学家的名声所掩，很少为人们所知罢了。除了《人性论》、《人类理解论》等哲学著作外，休谟著有《英国史》六卷，始自公元前55年、54年罗马统帅儒力斯·恺撒之两次入侵不列颠，止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此书为18世纪所出现的最为详备的英国通史，传诵甚广。

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吉本博览群书，淹通古今典籍，对孟德斯鸠、伏尔泰的著作颇为心折，并与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中坚人物达兰培、狄德罗等有过交往。他善于独立思考，能斟酌众说，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决不倚门傍户，随人俯仰。吉本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来概括公元2世纪至16世纪这1500年间欧洲的史事，并竭尽毕生之力，写了一部体大思精、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虽然主要是记述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经过，但也提到波斯、匈奴、日耳曼诸部族的历史。在他以前，欧洲还不曾有过这样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后来在说英语的国家里，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历史学”一词的同义语。

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史学家中，哈兰的那部《英国宪政史》，曾被英国统治集团奉为经典。而麦考莱的五卷本的《英国史》也很有影响。与麦考莱齐名的卡莱尔则对历史提出一套独特的看法。就他看来，一部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汇编。

在19世纪英国史学家中，成就最大的应推格罗特（Grote，1794—1871）。1846年至1856年，格罗特分批出版其12大卷的巨著《希腊史》。此书始自传说时期，止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巨细无遗地把希腊史做了全盘的叙述。格罗特的《希腊史》以材料丰富、议论精辟见长，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读过这部书，批判地引用其中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来阐述希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恩格斯甚至称赞格罗特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

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历史学家中，独树一帜的是约翰·格林（John Richard　Green，1837—1883）。格林的史学思想相当进步，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立志要写一部人民的历史。1874年，格林出版其所著的《英国人民简史》。此书不同于所有前人的历史著作，他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在格林的笔下，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那些国王和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些愚昧自私的蠢物。此外，格林的文笔也很优美，叙事简洁有力，逻辑性很强，处处引人入胜，因此传诵甚广。实际上，格林是在历史编纂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的历史。

加尔丁纳（SamueI　Rawson　Gardiner，1829—1902）毕生致力于17世纪英国史的研究。他留下3部著作：《英国史》10卷，叙述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大内战史》3卷，叙述革命期间国会党与王党武装斗争的经过；《共和制和护国政府时期的历史》3卷，叙述克伦威尔执政时期的史事。

英国史学中著名的“剑桥学派”，其精神上的祖师是阿克顿（Lord　Acton，1834—1902）。1886年，著名的史学杂志《英国史学评论》创刊，阿克顿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学中的德意志学派》的论文，竭力宣扬朗克学派所标榜的那一套“客观主义”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影响甚巨。“剑桥学派”中最重要的人物，还要数到布瑞（John　Bury，1861—1927）。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古代史专家，著有《希腊史》、《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晚期罗马帝国史》等书，均为不可多得的佳作。1902年，布瑞继阿克顿之后，到剑桥大学任教。在这以后的20多年间，他一面主持剑桥大学的近代史讲座，一面负责主编那由许多历史学家分头执笔、多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是西方史学界通力协作的结果，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2．自18世纪初直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这80多年经常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期”（Age　of　Enlightenment）。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主要是一位政治理论家，是“三权分立”说的倡导者，但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影响。孟德斯鸠在其名著《法理精义》中提出一种说法：“地理环境决定论”。后来资产阶级史学中的“地理学派”，便是以他为祖师的。

孟德斯鸠画像。孟德斯鸠（1689—1755），出生于波尔多城。法国杰出的思想家、社会学家，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理论的奠基者，也是地理政治学派的开山祖。

比孟德斯鸠影响更大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1694—1778）。伏尔泰第一个走上新的道路，用哲学眼光来研究历史。他主张要理智地看看过去，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来作为今人的指南。同时，他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认为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文艺、风俗习惯、农业、工艺、商业、生产技术的演进、饮食起居、人口的增加等等，均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文化史之真正的奠基者。伏尔泰留下四部比较重要的史著：《瑞典王查理十二传》（作于1731年）；《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史》（1751年至1768年分批出版）；《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1756年出版）；《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成于1759年）。其中最足以代表其史学观点和文章风格的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史》。

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以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比较起来，它在性质上更为深入，在规模上更为巨大，在影响上更为久远。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后果，不仅支配着近代法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19世纪的欧洲。

然而，在大革命的风暴里，法国人民忙于创造历史，当时并没有一位人民的历史学家把那些惊天动地的事迹记载下来。接着，在拿破仑横行欧洲时，兵戈扰攘，民无宁日，所以说当时的历史著作也很少。直到1815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各个阶级的人才得以静下来想想过去，总结历史经验，并且各自借历史事实来宣传其政治主张。

在复辟时期，法国的史学相当发达，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

在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中，米涅（Francols　Auguste　Marie　Mignet，1796—1884）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824年，即上距拿破仑的倒台还不到十年，米涅就出版其所著的《法国革命史》。此书所叙史事，始自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止于1814年拿破仑的失败。它不能说是鸿篇巨制，但却简明扼要，思想性和逻辑性都很强，而且文字清丽，晓畅可诵，因此很快就被译为多种外国文，传诵甚广。米涅能用阶级观点来阐述历史，他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认为那是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冲突。他颂扬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说它诞生了一个新社会。除了《法国革命史》以外，米涅尚著有《查理五世传》、《苏格兰女王玛丽传》、《富兰克林传》等书，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复辟时期法国史学的代表人物，还应当首推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兼政客，曾在“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外交大臣、内政大臣、教育大臣、首相等职，经常与革命人民为敌。然而，他却留下不少历史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法国历史研究》（1823年出版）、《英国革命史》（1826年出版）、《欧洲文明史》（1828年出版）、《法国文明史》（1829～1832年分批出版）。基佐看到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其他两个特权等级（僧侣和贵族）的斗争。但他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认为历史的内容和运动取决于人的心理状态。他又说：“从人类历史的演进中，清楚地看见了上帝。”这就比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反而倒退了一大步，把历史归结为神学了。

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些法国历史学家着重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古朗治（Coulanges，1830—1889）。1864年，古朗治出版其所著的《古代城市》，叙述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制度的变革。1874年，古朗治出版其所著《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第一卷，对西欧封建制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他自己的解释。

这是代表着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女神形象。

到了19世纪后半期，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了一个保守的、反动的阶级，他们否定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甚至认为那次大革命无一是处。这种反动观点，在丹纳（Hippolxie　A，Taine，1828—1893）的历史著作中表现得最为露骨。丹纳著有《当代法国之由来》（多卷本，1875—1890年分批出版），肆意诋毁法国大革命。

1814年11月，战胜拿破仑的欧洲四大强国俄、英、奥、普在维也纳讨论欧洲善后问题。

然而，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容否定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史学家仍多致力于大革命史的研究，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奥拉德（Abolphe　Aulard，1849—1928）。1886年，巴黎市议会为奥拉德在巴黎大学特设“法国大革命史”讲座。他和他的弟子们成立了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学会，并创办《法国大革命月刊》，专门刊布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资料和论著，影响甚巨。奥拉德著有《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史》（1902年出版），对法国大革命做了热情的歌颂。

3．19世纪上半期德意志的史学，是在民族自觉的潮流中发展起来的。本来，德意志各邦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激荡，有要求统一的倾向。但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的反动年代中，德意志并没有达成向往已久的统一。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出面呼吁，要求历史学家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

自19世纪20年代起，德意志的历史学家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史料，编纂并出版《德意志史料集成》。这部《史料集成》。包括公元6世纪至15世纪这1000年间所有一切关于德意志的重要文献资料。它按类分编，共分为五个部分：编年史类、法令类、公文类、信札类和考古类。每一部分均由专门学者负责编纂，对于每一项文献资料都要求精详地考订其出处，校正其文句，诠释其语义，使后人进行研究时有一个最可靠的基础。后来，《德意志史料集成》总共出了120大卷，直到1925年才最后完成。

19世纪初，在德意志史学中开一代之新风的是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他原为丹麦人，以客卿的身份在普鲁士王国政府中供职，并一度在新建立的柏林大学讲学，名震遐迩。1811年，尼波尔出版其所著的《罗马史》，在古史研究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历史学家，往往都是辗转抄袭，而不去钻研原始资料，于是以讹传讹，一直错了下来。所以，他这部《罗马史》便从批判前人的著作入手，剔除那些无稽的传说和前人所做的错误结论，而纯粹根据可信的事实，给罗马史搭起一个新的骨架。尼波尔以“科学态度”自我标榜，也曾影响了一代新人。

19世纪德意志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朗克（Leopoldvon　Ranke，1795—1886）。朗克是在“神圣同盟^[6]”和梅特涅的反动年代成长起来的，他在政治上很保守，而在史学研究中标榜纯“客观主义”。朗克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他用“西米纳尔”（Seminar）的教学方法，训练出一批又一批的历史学家，形成一个势力雄厚的学派，即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朗克学派”，影响甚巨。朗克活到91岁的高龄，他的全集有54卷之多，其代表作为《教皇史》。

朗克之所以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中显得重要，倒不在于他的那些著作，而在于他所标榜的那一套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朗克认为：写历史必须“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历史学家应当经常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决不可由于政治上或宗教上的原因而党同伐异。他甚至讳言历史的教育作用，说历史学家不应当存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只追求事实真相，不褒贬是非。然而，这种纯“客观主义”的说教是虚伪的。有人指出：朗克实为普鲁士“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19世纪偏见最深的史学家之一。

在19世纪德意志的历史学家中，卓然自成一家的是修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1854年至1856年，蒙森陆续出版其所著的《罗马史》三卷，叙述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史事。他精于考古学，熟悉古罗马的典籍，加之才兼文史，善于综合概括，叙事条理清楚而文辞典雅，这就使他这部书不同凡响，超过了所有前辈史学家的同类著作。蒙森的《罗马史》和格罗特的《希腊史》差不多是同时出版的，这两部巨著被誉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双璧”。

1858年，蒙森受聘为柏林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一面在柏林大学任教，一面主持编订《拉丁文铭刻集成》（自1863年起分批出版，共15大卷），贡献甚巨。除了上述的《罗马史》以外，蒙森还著有《罗马货币史》（1860年出版）、《罗马法制史》（1871—1888年分批出版）、《罗马各行省的历史》（1885年出版），都是令人叹服的鸿篇巨制。蒙森在其辛勤的一生中留下大量的著作。除了大部头的专著以外，他发表过的论文总共有1500多篇，在古代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开始倡导“文化史观”，其中最著名的是德意志人朗普勒西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他提出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认为：“历史学主要是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历史学家应当用“时代精神”来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朗普勒西特曾长期执教于莱比锡大学，他著有《德意志史》12卷（1891—1909年分批出版），所叙史事止于1870年；后来他又续出《补编》3卷，增述1870年以后的史事。

19世纪末叶，史学方法渐趋严密，成为一种专门学科。1889年，德意志史学家伯因汉（Ernst　Bernheim，1850—1922）出版其所著的《史学方法论》，论述历史学的对象和任务、史学方法、史料考证、历史的结合和编写。直到现在，此书仍为史学方法论的权威著作之一。

4．美国的历史学是在欧洲各国历史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也有其本身的特点。

美国最早的历史著作，都是些探险家所写的回忆录、北美殖民地行政长官所写的编年史和地方志。这些历史著作都比较粗糙，但对研究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史有很大的价值。美国史学的发展，是独立战争（1775—1783）胜利以后的事。那次战争诞生了美国，也诞生了美国的历史学。

美国历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是斯巴克士（Jared　Sparks，1789—1866）。他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做过牧师和杂志编辑，后来才专精史学。1829年至1830年，斯巴克士出版其所编订的《美国革命时期外交文牍汇编》12卷；1834年至1838年，他出版其所编订的《乔治·华盛顿文集》12卷；1836年至1840年，他出版其所编订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文集》10卷。此外，他还编订出版过一部10卷本的《美国名人传记汇编》。斯巴克士主要是一个编纂家，然而他所做的这些资料整理工作，对后来美国历史学的发展很有帮助。

历时8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最终以华盛顿领导的美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图为华盛顿率部开进纽约城的情景。

美国史学的真正奠基者是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bt，1800—1891）。他生平最大的愿望，是要写一部详备的美国建国史，并且数十年如一日，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1834年至1874年，乔治·班克罗夫特分批出版其巨著《美国史》10卷，始自美洲的发现，止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叙述美国如何诞生的史著，不仅以材料丰富见长，而且文辞华美，充满着爱国激情，所以至今仍传诵不衰。此外，乔治·班克罗夫特还著有《美国制宪史》两卷（1882年出版），作为其《美国史》的续编和补充。

美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史学家是普列斯科特（Prescott，1796—1859）。他著有《墨西哥之征服》（1843年出版）和《秘鲁之征服》（1847年出版），分别叙述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和秘鲁这两个地区所发展起来的古文化，以及西班牙殖民者用血腥手段先后征服这两个地区的经过，其中充满着泪痕，但也有美化殖民者的地方。这两部书是姐妹篇，它们同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

在19世纪中期，黑奴制的存废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这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斗争，在美国史学中也有强烈的反映。

美国史学家中最强烈反对黑奴制的是希尔德累斯（Richard　Hildreth，1807—1865）。他出身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在波士顿当过律师和杂志编辑，思想相当进步。1836年，希尔德累斯出版了一部小说，题为《奴隶阿尔基·穆尔的回忆录》（亦作《白奴》），揭露奴隶制的罪恶，感人至深。这部小说和后来斯陀夫人所写的《黑奴吁天录》一样，在“废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849年至1856年，希尔德累斯分批出版其巨著《美国史》6卷。他与其他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有所不同，能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是各州之同意的联合。联邦政府的权力当然高于州政府的权力，各州不能用“州权论”来反对联邦政府的统一措施。这些论点，后来成为进步力量在南北战争中的斗争旗帜。

美国南北战争后，史学界的争论很激烈，形成了“南派”和“北派”的对垒。

“北派”史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舒勒（James　Schouler，1839—1920）。他著有《制宪以来的美国史》7卷（1880—1913年分批出版），着重叙述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历史。与舒勒齐名的罗德斯（James　Ford　Rhodes，1848—1927）著有《美国史》7卷（1893—1906年分批出版），论述南北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罗德斯基本上是用“北派”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但有时也附和“南派”的观点。在他的著作里，可以看出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种植场主日益接近的趋势。

美国史学的发展，曾经受到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史学的影响。在19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有不少学历史的人向往朗克学派，先后赴德国留学。他们回国后多在著名的大学里任教，把朗克学派的那一套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海伯特·亚当士（Herbert　Baxter　Adams，1850—1901）和约翰·伯哲士（John　Willia　Burgess，1844—1931）。

海伯特·亚当士曾长期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承袭朗克的衣钵，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用“西米纳尔”的教学方法来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其弟子成名者甚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海伯特·亚当士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遍布于美国各著名大学的历史系，他们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学派，把持美国史学界达数十年之久。约翰·伯哲士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和他的弟子也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在他的历史著作里，他竭力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样子，既不完全赞成北方，也不完全赞成南方，认为双方都有理由，也各有缺点，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这样两面不得罪的做法，显然是得不出什么正确结论的。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1893年，威尔逊出版其所著的《分裂与重新联合》。此书系以南北战争为中心，叙述19世纪中期美国的史事。在研讨南北战争的责任问题时，他认为，从道义上说来，北方诸州是正确的；但从宪法上说来，南方诸州是正确的。这种折中主义的说法，是为南方的种植场奴隶主开脱罪责。1902年，威尔逊出版其所著的《美国人民史》5卷。此书系模仿格林《英国人民史》的体例而做，它对政治、军事上的大事往往一笔掠过，而详述美国社会文化的演进之迹。

从19世纪的80年代起，美国各地纷纷成立历史学会，推进当地的史学研究工作。1884年，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会成立，它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从1895年起定期出版《美国史学评论》。直到现在，《美国史学评论》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史学专刊。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著名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亲自出席巴黎和会，缔结凡尔赛对德和约，是成立国际联盟的倡导人。因此，他获得了1919年诺贝尔国际和平奖。

19世纪末，美国史学中出现了“边疆学派”，其倡导者是腓特烈·杜尔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1893年，杜尔纳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对美国历史提出新的解释。1906年，杜尔纳出版其所著的《新西部之兴起》，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论点。杜尔纳和他的弟子们用关于边疆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他们被称为“边疆学派”。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美国史学中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学派，其代表者为鲁宾逊（James　Haryey　Robinson，1863—1936）和俾耳德（Charles　Austin　Beaid，1874—1948）。鲁宾逊和俾耳德曾同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合作编写过一些教科书和专著。

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鲁宾逊认为历史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对当前有用。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事实材料，人们可以任意撷取其中的一部分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主张，而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此外，鲁宾逊倡导多元论的“文化史观”。他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这种多元论的“文化史观”貌似全面，但实际上是主次不分，用次要的东西掩盖了主要的东西。1912年，鲁宾逊将其历年所发表的论文编为一集，题为《新史学》出版，宣扬其实用主义的史学观点。他和他的追随者以“新史学”做标榜，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

如果说鲁宾逊是“新史学”的倡导者，那么，俾耳德就是“新史学”的实践者。1913年，俾耳德出版了所著的《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大肆宣传他的“经济史观”。1927年，俾耳德与其妻玛丽出版了合著的《美国文明之兴起》，则用多元论的“文化史观”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

欧洲和美国历史学的发展使得历史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1]荀悦，东汉末政论家、史学家。少好学，善于解说《春秋》。后应曹操征召，于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献帝以《汉书》繁重难读，命他采用编年体改写，乃依《左传》体裁，撰成《汉纪》三十篇，当时人称其“辞约事详”。

[2]沈约，南朝梁文学家。历仕宋齐二代，后助梁武帝登位，封建昌县侯。与周颙等人创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作品区别四声、避免八病，对古体诗向律体诗转变有一定积极影响。其诗浮靡，着意雕饰，因与王融、谢朓诸人之作品，皆注重声律，时号永明体。

[3]经世致用是明清之际主张学问须有益于国事的学术思潮。顾炎武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强调应“引古筹今”，作为“经世之用”。黄宗羲认为：“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

[4]马端临（约1254—1323），宋元之际的史学家。元初任慈湖、柯山两书院山长。著有《文献通考》，历20余年始成，共384卷，为记叙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他熟知宋时士大夫的议论，书中收采很多。

[5]章学诚，清史学家、思想家，为乾隆朝进士。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毕生致力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治史重史才、史识、史法，尤重史意，注意“辨章学术，考竟源流”，昭示思想学问的渊源流变。所著《文史通义》，为史学理论名著。

[6]神圣同盟是指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结成的政治同盟。欧洲大多数国家加入，目的在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