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历史学对于教育的作用

历史学的教育功能也是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其教育功能是运用真实具体的历史形象和科学的历史评价，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地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是道德教育和理想教育，还有科学品格教育和历史眼光教育。

道德教育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儒家历来重视修身养性，孔子主张“温、良、恭、俭、让”；孟子强调“善养浩然之气”；诸葛亮重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刘备则主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他们莫不认为注重道德修养是做人之本。中国古代有许多清官，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两袖清风，为官清廉，曾说过“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代名将岳飞则强调“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等等，都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历史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工具，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孔子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首创“褒贬义例”，在字里行间“寓褒贬，别善恶”，对人们的言行做出道德上的评价。对于同样的事件，往往采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作者的态度，不发议论而将褒贬寓于叙事之中。例如，同样记载杀人，就有“诛”、“杀”、“弑”之分，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后世史家称誉其为“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比如说，《春秋》中记载鲁僖公二十八年“天子狩于河阳”，所谓“狩”，即冬季狩猎。其实当时周天子根本不是去狩猎，而是去参加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所召集的诸侯会盟了。本来按照周朝的制度，各诸侯国每年都必须到国都朝拜周天子并进贡，但到了春秋末年，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对当时的现象是非常不满的，他不愿意接受周天子名存实亡的事实，所以用一个“狩”字为周天子加以隐讳，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他认为天子去见诸侯是不合古礼的。虽然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实际上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但从此以后，《春秋》笔法却成为我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后代的史官们记载史实，往往把鉴定善恶功过当作应有之义。从《史记》开始，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就有“忠义”、“节烈”、“贰臣”等栏目，给忠臣义士等赋以极大的赞美，而谴责奸臣和贪官。

赵匡胤画像。赵匡胤（927—976）即宋太祖，宋朝建立者。在位期间，他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结束了混战割据。但其重文轻武、偏重防内的方针，对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有所影响。

从太史公开始，历史学家就尤其注重“德行”这一门，例如，没有事功表现的伯夷、叔齐仅仅因为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而在《史记》里居于列传之首。《三国志》列传也是如此，开篇即是管宁，他正是因为重义轻利而与同窗割席断交，从而被当作德行优秀者，得以记载在历史之中。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只要道德上有过人之处，特别是孝子烈女，就很容易在青史上得以留名，从而流芳百世。而那些受到史家恶评的，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显赫，都有可能遗臭万年，为人所不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史官们的记载中涉及最高统治者的品德时，多是溢美之词，绝少真正的实录。但他们既然可以把最高统治者的言行记录在案，传之后世，那么对最高统治者也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力。统治者一旦知道有关他的历史将被记录，并长久地流传下去，他就不敢为所欲为，以免被千载所唾弃。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有次在后花园中用弹弓打鸟取乐，被急于晋见的大臣打断。不料听完汇报，上奏的都是一些平常之事。赵匡胤很是扫兴，质问那个大臣为何小题大做。大臣说，即使是这些小事，也比打麻雀来得要紧。赵匡胤恼羞成怒，用手上的斧柄把大臣的门牙打落两颗。大臣捡起牙齿放入怀中，赵匡胤见了很生气，说：“你难道留着牙齿想告我的状不成？”大臣说：“我不能状告陛下，但是自然会有史官来记下此事的。”赵匡胤听了，急忙平息怒气，好言对他进行安慰，并赐他财物以示歉意。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出生于哈利卡纳苏城。希罗多德被西方史家尊称为历史之父”。他的著作《历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通史著作，是第一部用历史叙述体写成的历史著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其实，不仅中国，外国也很重视利用历史进行道德教育，例如，从希罗多德的《历史》、李维的《罗马史》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希罗多德尤其重视道德教诲，他认为国家兴亡与人事成败都与君主的德行有关。罗马帝国末期的北非大主教奥古斯丁在他所著的《上帝之国》一书里，更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不过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是上帝惩罚邪恶的记录。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传统史学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明显。“名垂青史”是历代仁人志士所向往的最崇高目标，是他们在苦难中的一种精神慰藉。在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现实生活中史家的褒贬。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林则徐的“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凭谁定是非”，都是著名的例证。邓廷桢对于鸦片走私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对鸦片走私实行弛禁政策，道光皇帝征求各位大臣的意见。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赞成许乃济的意见，并已拟好奏章。他的一个门生看到后向他进言，指出鸦片走私祸国害民，贻害万世，您居然同意弛禁，后世史家会怎么议论您呢？邓廷桢听了之后，猛然醒悟，其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后来成为和林则徐齐名的力主禁烟的代表人物。

历史学的教育功能是十分强大的。中华民族的道德教育一直做得很好，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丰富的营养。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增强我们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和聪敏才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相比，都毫不逊色。通过学习历史，人们还可以从那一批又一批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的感人事迹中吸取精神力量，激发爱国热情。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方志敏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畏强暴、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玡阳都人。东汉末，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曹丕代汉，他劝刘备称帝，任丞相。建兴元年，刘禅即位，他被封武乡侯，领益州牧。当政期间励精图治，并改善和西南各族关系。曾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建兴十二年，病死于五丈原军中，葬定军山。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世世代代还培育出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德，这些也足以教育后代，垂训子孙。例如：

勤于政事的美德。后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为了报刘备“三顾茅庐”知遇之恩，一直勤政尽职，鞠躬尽瘁，事必躬亲。“先是，（诸葛）亮使至，帝（司马懿）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指出钱赎罪）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刘备死前托孤刘禅给他时，他激动地答应刘备说：自己将“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后来辅佐刘禅，确实做到了“惟知君嗣之当辅，而不复知有其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因为如此，诸葛亮一直成为后世人们对待国家、对待事业竭心尽责的高尚道德尺标。同样，西汉抗击匈奴的著名军事家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先国家、民族、社会，而后自己的奉公尽职的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景仰。

范仲淹画像。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他的传世名篇《岳阳楼记》，抒发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精神。

刚正不阿的美德。《汉书》中讲述了张释之执法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汉文帝外出，路经中渭桥，忽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过，把皇帝驾车的马惊吓了一跳。于是，文帝派侍卫把那人抓了起来。然后，交给廷尉，由张释之审问。那人供称：“从外县来长安，听见禁止通行的命令，就躲在桥下了。然而等了好久，见没有动静，以为皇帝不从这里经过了，便走了出来。没想，正好与马车相逢，这才促成此事。”张释之听了，向文帝陈述道：“这人违反了回避的禁令，当处以罚金。”文帝大怒，说道：“这人惊吓了我的马，幸亏我的这马性子温和，若是换上另一匹性子暴躁的，岂不要翻车伤人！如此，怎么能只处以罚金呢？”张释之回答道：“法度是皇帝定的，为天下人所共知。惊马当处以罚金，这也是明文规定的。现在，皇帝居然要加重处罚，或杀或剐，那么百姓还会相信朝廷法律吗！现在既然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公平执法的人，自然要按法律公断了。此事，请皇上深思。”文帝想了一下，说道：“廷尉的判决是正确的。”这件事说明了张释之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本色。

淡泊廉洁的美德。东汉安帝时的涿郡太守杨震一向为官清廉。先前他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时，为官清廉。有一次，他途经昌邑县，县官王密深夜给他送来黄金十斤。杨震说：“作为老朋友，您怎么这样不了解我呢？”王密神秘地说：“夜深了，没人知道这事的。”杨震哈哈大笑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好拿回黄金走了。这“四知”的故事显示了杨震廉洁奉公的品德，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后来，有人劝他趁着为官治些产业，杨震坚拒之，说道：“使后世孙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三国时，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武乡侯，但是在为官廉洁和生活俭朴上同样堪称后世楷模。他在54岁时死于五丈原军中，临死时，还留下遗嘱，要求自己丧事从简，就近葬在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著名的《诫子篇》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这方面的节操。他在其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事实证明，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影响了蜀汉一代官吏的思想作风。他的继承者之一费鄤，不但“宽济而博爱”，而且同样地是“家不积财”，其子弟“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杨震、诸葛亮、费鄤等人的事迹和精神，是始终为后人所景仰的！

执著无畏的美德。这种品德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永远奋进、不可战胜的重要精神底蕴之一。为了追求某种事业的成功，百折不挠、艰险无阻的事例，在我国历史上举不胜举。例如，传说中的大禹接替因治水无功而被杀的父亲继续治水，他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13年，终于征服了洪水，完成了远古时代的一项伟业；西汉时，张骞通西域，被匈奴虏押十几年，逃出后毅然继续西行，到达西域，回来途中再度被扣，逃出后仍回长安以“复命”；东汉时的班超则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在西域经营了30多年，极大地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唐朝时期，法师玄奘为去天竺取经，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而不悔，终于到达目的地，取回佛经，并在长安大雁塔日夜翻译，直至逝世，以成宏愿；鉴真和尚同样经历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六渡茫茫大海，终于按照誓约完成了赴日传律授戒的任务，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历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他们有的为了“俗世”，有的则为了“宗教”，但是，其执著的追求，遇百难而仍向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的身上同样都深深地烙印着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从上面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在人类的历史中所蕴涵的有关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内容，是丰富而且感人至深的。“历史无情亦有情”，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历史遗产，用以陶冶青少年乃至全民族的情操，无疑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www.xing528.com)

与中华民族具有如此丰富的美德相同，在世界史上，也有无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不息。从被法国人民誉为“奥尔良姑娘”的抗英英雄贞德；到出生入死、帮助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塔布曼；从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弗逊及其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到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党人制定的《国民公约》，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九年到广东，派人翻译外文书报；编四洲志》，与总督邓廷桢协力查办，严令英美烟贩缴出鸦片237万斤，在虎门销毁；并积极筹备海防，屡次打退英军武装挑衅。1840年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后，他严密设防，使英在粤无法得逞。因受投降派诬害，被革职。

凡是读过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读过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读过谭嗣同“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些感人肺腑的诗句，谁能不为他们执著而又崇高的感情所激动呢？梁启超说过，历史是爱国心的源泉，真是一点也不假啊！

和道德教育一样，理想教育也是历史学所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尤其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理想教育的教科书。我们应该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类总会有一些理想的，即对于美好事物或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连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是十分重要的。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但同时也需要让他们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去确定自己的理想。否则，就可能像一个鼠目寸光的人，把眼前的一些急功近利的目标作为一生追求的最高理想，最后终究是要失败的。如果理想的目标同历史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那就不只是要失败，甚至还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历史上有不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终生享尽了荣华富贵，最终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许多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他们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始终未能在生前实现，终其一生穷困潦倒，甚至死于非命，可是他们却被后世永远地怀念着，流芳百世，成为一代又一代追慕的对象。

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之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在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中，要树立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理想。尽管具体的理想目标有可能不同，但都必须使自己成为对这个世界有用的人。我们时代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同时也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空想，它的基础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个科学认识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不是先验的教条，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具体生动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历史，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能加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从而坚定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利用历史教科书中理想教育的内容，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要帮助他们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自我，另一种是胸无大志，缺乏远大的理想。要教育他们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贡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历史教学要通过大量的史实，引导学生从优秀历史人物身上吸取营养，从小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的理想。要使青少年逐步懂得：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受社会制约的。因此，个人的理想、抱负是以国家、社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个人只有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还要善于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所以应该在历史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献身科学的精神。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人。世业医，继承家学，更着重研究药物。著有《本草纲目》。

在进行科学品格教育时，要培养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例如，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为了实地考察维苏威火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严谨的观察和考察，创立了科学进化论；居里及其夫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实验设备，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发现了镭，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而我国古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呕心沥血27年，三易其稿，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这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才能有建树。

同时，还要养成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巨大的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中华民族的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何等壮烈和无畏的情怀！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另外，还要重视历史眼光的教育。历史眼光可以开拓人们的视野和心胸。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新陈代谢，生生不息。当我们鸟瞰那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时，看到那一幕幕或壮烈或缠绵的历史剧，看那些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纷纷粉墨登场又谢幕，我们不禁会产生强烈的历史感。古人早就意识到历史大幕开开合合，一切正如白驹过隙。如孔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苏东坡长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三国演义》的开篇辞“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如毛泽东高诵“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罗素认为，历史学除了求真和实用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重大的价值，就是开阔我们的想象世界，使我们神游于古人或来者的世界，从而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崇高境界。历史眼光还要求我们看到历史是一个前进上升的过程，古人往往会觉得人生终如南柯一梦，例如，曹操就慨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朝诗人陈子昂则发出这样的感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宋代词人晏殊也有类似的叹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消极情绪的反映。我们应该培养自己奋进不已的精神，乐观向上的情怀。

一个人历史眼光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历史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要培养历史眼光，首先要学习历史。三国时，据有江东六郡的孙权，手下有位名将叫吕蒙。他身居要职，但因小时候依靠姐夫生活，没有机会读书，学识浅薄，见识不广。有一次，孙权对吕蒙和另一位将领蒋钦说：“你们现在身负重任，得好好读书，增长自己的见识才是。”吕蒙不以为然地说：“军中事务繁忙，恐怕没有时间读书了。”孙权开导说：“我的军务比你们要繁忙多了。我年轻时读过许多书，就是没有读过《周易》。掌管军政以来，读了许多史书和兵书，感到大有益处。当年汉光武帝在军务紧急时仍然手不释卷，如今曹操也老而好学。希望你们不要借故推托，不愿读书。”孙权的开导使吕蒙很受教育，从此他抓紧时间大量读书，很快大大超过一般儒生读过的书。一次，士族出身的名将鲁肃和吕蒙谈论政事，交谈中鲁肃常常理屈词穷，被吕蒙难倒。鲁肃不由轻轻地拍拍吕蒙的背说：“以前我以为老弟不过有些军事方面的谋略罢了。现在才知道你学问渊博，见解高明，再也不是以前吴下的那个阿蒙了！”吕蒙笑笑：“离别三天，就要用新的眼光看待。今天老兄的反应为什么如此迟钝呢？”接着，吕蒙透彻地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还秘密地为鲁肃提供了三条对策。鲁肃非常重视这些对策，从不泄露出去。后来，孙权赞扬吕蒙等人说：“人到了老年还能像吕蒙那样自强不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一个人有了富贵荣华之后，更要放下架子，认真学习，轻视财富，看重节义。这种行为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这就是著名的“吴下阿蒙”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一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学教育功能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