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遗产：了解何为历史学

第四节　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

我们所说的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它们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对它们进行认识，可以指导我们对历史学有个更清楚的认识。

〔秦〕兵马俑。这些秦朝遗留下来的兵马俑，对于我们研究两千多年前秦国的军事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历史遗产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前人在工业、农业、畜牧业、渔业等各方面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各方面的发现和发明，总之，前人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切流传下来的成果，都在历史遗产之列。历史遗产是指人类已往全部历史过程所遗留的成果。前面所说的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和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古籍便都是遗留下来的很好的历史遗产。由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在前代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人类文化的进展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因此历史遗产的积累，不论从质或量的方面考察，都是后来居上的。

史学遗产是历史遗产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即人类的史学发生、发展以来的成果。举凡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观点、历史文献整理、史书编著、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的成果，都属于史学遗产之列。比如说，杜佑的《通典》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史学遗产。

因此，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不论从纵的发展过程来说，还是从横的各个方面来说，史学遗产都只是历史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史学遗产不是历史遗产中的一个孤立的、无足轻重的部分。史学遗产包括前人史学发展的成果，前人的史学成果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先前历史发展的进程，总结了先前的历史遗产。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历史遗产的研究和史学遗产的研究，实在不可偏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史学遗产的研究，对于历史遗产的研究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史学遗产的研究密切地关系着历史遗产研究的整体。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有了人类的历史，就有了历史遗产的继承。从采集到农业，从狩猎到畜牧，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原始人所取得的这些进步，都是在历史遗产继承的过程中实现的。当然，这样的继承完全是自发的。随着文明的发生和文字的发明，人类于是逐渐有了史事的记录。

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朝代都很重视本朝和前朝历史的编纂。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为前朝修史、为当朝修史的原则以及私人修史之风的盛行，使中国史学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驾齐驱，呈现出记载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和体裁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从体裁上分，中国传统史籍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会要体等多种形式。从数量上看，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史书要占总量的“十之七八”，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传统史籍中，除了官修史书外，还有大量的私家著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遗产的丰厚宝库。丰富的史学遗产不仅为人们学习历史、把握现实提供了便利，同时更为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国殷代“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甲骨卜辞中就有史事的反映。周原来是一个小邦，竟然灭了大邑商，这在周人自己也多少有点惊奇。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再三分析殷灭亡的原因，当时的文献《周书》中反复说明要以夏、殷二代为鉴，相当认真地总结前代的历史遗产。周代以后，史学逐渐发展起来，总结历史遗产，以史为鉴，这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秦汉两朝继承了前代修史的传统。汉武帝时政治急速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要求，这就需要整理古今历史，注意历史经验的总结，探讨历史的因果关系。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严密的历史巨著《史记》，而后又出现了《汉书》、《资治通鉴》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

宋代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原名《通志》，宋神宗特意赐名为《资治通鉴》。以后史书以鉴为名的不少。由此可见，随着史学的发生和发展，人类对历史遗产的总结和继承逐渐由自发的阶段发展到自觉的阶段。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编纂中的成果和问题逐渐积累起来，又成为客观存在的遗产。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开始了对史学遗产的探讨。唐代刘知几撰《史通》，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探讨史学遗产的专著。他在评论前代各种史书得失之余，又综论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实为前所未有。这样，人类对史学遗产本身的研究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次年又坑杀了400多名方士和儒生。这一事件，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人们对于史学遗产，正如对待整个历史遗产一样，往往有两种极端错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迷信古人，食古不化，寸步难移；另一种倾向是，任意割断历史，甚至对前代的史籍或史学成果采取摧残的措施。秦始皇灭六国以后，有一次在咸阳宫讨论是否分封诸侯的问题，两种意见就反映了两种极端的倾向。博士淳于越认为，商周以来分封子弟功臣的传统不能变，还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反驳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易也。”他还具体分析废封建、置郡县的好处。这些本来都是正确的。可是他又走到了极端，向秦始皇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结果铸成了焚书的大错。当然，销毁历史典籍的事，在秦代以前就有过。据孟子说，周代班爵禄的情况，“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秦代以后，这类的事也不少。这种做法，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www.xing528.com)

对待史学遗产，必须批判地加以总结，而不能简单地抄袭。在史学史上，后代史家抄袭前代史书的例子并不少见。就连班固这样的史家，在《汉书》中抄袭《史记》的地方也不少，而且有的地方竟然抄出了笑话。《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汉书·陈胜传》中因袭之，则说：“高祖时为胜（即陈涉）置守冢于砀，至今血食。王莽败，乃绝。”既然至王莽败已绝，怎么能说至今（东汉时）仍血食？颜师古分析说：“至今血食者，司马迁作《史记》本语也。莽败乃绝者，班固之词也。于文为衍，盖失不删耳。”班固的这一疏忽，说明了简单照抄是不行的。

其实，早在古代，就有一些人对史学遗产采取了或多或少的批判的态度。孟子本是一个“言必称尧舜”的人，他也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他还说：“《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对于他所最爱称引的《诗经》、《尚书》，也不是全盘照收的。

古人对于史学遗产能有一定的分析鉴别的态度，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可贵的进步。但是，古人的分析鉴别本身不可能没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刘知几在《史通·因习》中批评了前代史家忽视条件变化而因袭前史旧例的缺点，确实能给人以启发。但是今天从他所批评的实例来看，有重要意义的并不多。例如，《史记》把初起时的刘邦称为沛公、汉王，《汉书》因袭了《史记》的成例。刘知几认为，《史记》是不以一代一家为主的通史，在刘邦称帝前那样称呼他是可以的；《汉书》是西汉一代之史，刘邦为汉高祖，就不该照《史记》那样被称为沛公、汉王了。刘知几认为这涉及帝王正统，是史法中的大事，他写得那样认真，而我们今天看来就未免觉得可笑。

历来的史学工作者都是踏着前代史家的脚印前进的，不能不从史观、史料、史法、史文等方面继承前人的成果。由于各人在总结前代史家得失时的自觉程度和努力程度不同，他们在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也就各有不同。不过，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创新的史家，他们都是对前代史学遗产有较好的批判继承而又对当时的时代精神有所领会的人。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谈之子。早年游历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主持改革历法。后因李陵之祸，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所著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体裁，影响所及，十分深远。按《史记》内容，除作者亲身调查所得，还取自前代的《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秦记》、《楚汉春秋》等书。《史记》的体裁也得自前人的启发，《史记》有12本纪，本纪为编年体，取法于《春秋》；有10表，取法于《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等；有8书，为专门史，《世本》有《居篇》、《作篇》，可能是专门史的滥觞；有30世家，基本上（主要指先秦诸侯国）也是编年体；有70列传，为人物传记，刘知几以为此体乃司马迁所首创，而章学诚则认为“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司马迁的真正创新在于他把许多传统的体裁加工并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当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使他有了资料条件，另一方面是汉代建成大规模的皇朝，造成“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时代特点，给了他以强烈的感染。他的《史记》结构，跟汉代大皇朝的结构，于形于神，都有相通之处。司马迁撰《史记》的成功，既在于他善于继承、师法前人，也在于他同时富有时代感。

唐朝杜佑的《通典》，开创了史书的典制体体裁，以后相沿，清代尚有续作。就这种专门史汇编的体裁而论，《史记》的8书和《汉书》的10志，是《通典》的雏形，《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杜佑在《通典·自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段话说明了杜佑安排全书内容的逻辑结构，也表达了他“将施有政”的构思层次。杜佑作为政治家、理财家而兼史学家，对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了然于胸，力求从各种制度的发展中寻出得失的缘由和应对的方法。其实，杜佑当时面临的问题，正是封建制度各方面长期发展以来的结果。虽然他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的《通典》，既有对历史的分析借鉴，又有相当鲜明的时代感。

刘邦画像。司马迁的《史记》，跟汉代大皇朝的结构，于形于神，都有相通之处。

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我们可以获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坚强精神。一部中国历史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又都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种交往的结果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吸取，更是情感、心理上的相互认同。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只有统一没有分裂，但分裂毕竟是短暂的、痛苦的，统一则是长期的，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每当中华民族结束分裂、再造统一、国家重现兴旺之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某些帝王的文治武功，更重要的是看到在政治统一的背后还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在中华文化的灵魂中浸透的统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牢不可破。而这种追求统一、认同统一的观念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它又使得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巩固、不断增强。

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现，使得历史学成为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科学性的高度体现，既科学地批判地总结了前人的历史遗产，又体现了无产阶级渴望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出现，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历史学领域里革命性的创新，它使历史学这辆古老的车子充满活力，向着光明的未来飞速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