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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三峡:看七十年的历史转型!

时间:2024-08-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曾用“历史三峡说”来比喻中国的社会转型。其实,这三件大事、“三个历史性转变”也与“历史三峡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历史三峡”的轨迹,实在是一种奇绝壮美境界。

中国历史三峡:看七十年的历史转型!

一、穿越“历史三峡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上“9·11”恐怖袭击、印度洋海啸、冰岛火山爆发、俄罗斯森林大火、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日本特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西亚北非政治动荡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同时,我国发生的“非典疫情汶川玉树等地震灾难、舟曲特大泥石流三聚氰胺问题奶粉、瘦肉精地沟油事件、多处桥梁垮塌事故、煤矿各种矿难、甬温线高铁追尾、新疆“7·5”恐怖事件等等,给我国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社会安定带来巨大冲击。

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兴传媒发展迅速,媒体瞬间聚焦,网络围观拍砖,微博短信互动,使一些公共危机事件连锁、放大的“蝴蝶效应”不断凸显;随着“局部问题全局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正是鉴于种种变幻莫测的危机,当今世界被称为“全球风险社会”,因为我们同住一个“地球村”,灾难面前我们都是“地球人”。

同时,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体制转换的关键时期,就好像我们乘坐着一艘历史巨轮,穿行在回环曲折的长江三峡之间!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曾用“历史三峡说”来比喻中国的社会转型。他认为,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社会各层面变革巨大,第一次“历史三峡”期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由封建诸侯割据转到大一统的郡县制,前后用了200余年,这一“秦汉模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制度,延续了2000多年,这也就是毛泽东曾经所说的“百代犹行秦法政”。从晚清开始,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三峡”期,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治,需要从政治经济的转型开始,这一转百转,大体也要持续200余年,直到本世纪中叶才可能结束。唐德刚认为,那时,中国又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期,便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集中干了三件大事,相继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其实,这三件大事、“三个历史性转变”也与“历史三峡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万里长江上的三峡是一段山水壮丽的大峡谷,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中国的第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就如同过瞿塘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路上山势险峻,绝壁断崖,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才走上正确的道路,但也是烟笼雾锁,崎岖狭峻,险象环生,令人惊心动魄!而第二个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犹如行进在巫峡之中,奇峰突兀,峭壁屏列,谷底涛涌,九曲回肠,何其幽深繁复、曲折玄奇!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恰似进入了西陵峡,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绵延不断,有波谲云诡、激流回旋之惊险,更有大江东去、一泻千里之气象!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再过几十年,也就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有可能完成,东方巨轮将扬帆直下,沿江东去,完成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彩篇章。如果把“历史三峡”比作社会大转型,那么,西陵峡就是社会大转型的最后阶段,这一段也是三峡中最漫长、最艰难的,看似天高江阔,实则扑朔迷离,所有的风险、矛盾、纠结、艰辛,都需要在这一大转型阶段缓和、化解乃至消除,直至走出“历史三峡”,进入江天一色的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史上又一个长治久安的平稳发展期。(www.xing528.com)

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历史三峡”的轨迹,实在是一种奇绝壮美境界。但古人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作为社会大转型最后阶段的西陵峡,我们确实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尤其是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就像三峡中的急流险滩,引发社会燃烧的“燃点”,躲不开、绕不过。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不断化解波谲云诡的风险,积极防患于未“燃”。

一般来说,公共危机发生的原因,不外乎“天灾人祸”这两个方面,天灾是由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变化所导致的,人类很难予以抗拒;人祸则是由于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绝对避免;但所有的“天灾人祸”都有发生发展的规律,都可以通过科学的应急决策来有效的处置,最大限度减缓危机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控制危机的蔓延升级,最大限度降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可见,应急决策是处置公共危机的核心和灵魂,在整个突发事件应对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公共危机减缓、预防、反应和恢复的成效。

由于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偶然性、突发性、易变性、危害性,导致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决策的价值取向、约束条件和决策程序及其效果都有别于常态决策,不确定、不稳定、不可靠的因素非常多,使得决策者很难确切地把握事件发展的各种随机变量,应急决策就需要勇于担当,随机应变,遵循规律,抓住要害,果断拍板,赢得转机。

应急决策,属于非常规、非程序化的风险决策,对于担负处理危机主要责任的决策者来说,是一道考政治、考意志、考胆识、考智慧、考能力的综合测试题。现实中,应急决策是一种特殊的领导力,最能考量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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