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探讨的创业环境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业环境，而对于女性这个特别的群体，她们除了受前面探讨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还特别的要受到性别因素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创建企业的社会典型人物的形象是男性，这势必让进入这一领域的女性必须面对更多来自环境的困扰。我们在下面着重要探讨是女性在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来自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环境的影响。
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及教育程度、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心理品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现代大众传媒文化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强势传播阻碍女性就业的发展。
首先，大众传媒不断在强化女性家庭角色及对家庭的自我牺牲。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既是一种商业，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它都不可能脱离性别的刻板印象而存在。一方面，社会中存在着性别刻板印象，基于商业化基础的大众媒介必然会追求大众认同，这就不可能不反映这些性别成见、刻板印象，同时，大众媒介也就强化了、并在新一代人中塑造着性别刻板印象。对新闻人物、教材、杂志、电视广告等的内容分析发现，大众传媒渲染的女性角色大都是家庭角色，而男性大都是社会角色。电视广告强化了女性是家庭主妇，是感情动物，而不是社会物质财富创造者的传统观念。把女性的角色局限在家庭中还表现在，对母亲“无私奉献”形象的歌颂。在媒体的报道中，母亲总是以无私的奉献给家庭，奉献给子女的形象出现，为家庭的牺牲精神常常是媒介报道的主题，而作为母亲，她们的独立人格、个性、个人发展以及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几乎未得到肯定，也就是说社会仅仅赞扬的是母亲的无私和奉献。
其次，突出了职业角色的性别隔离。在主流媒体中，男性的职业（身份）呈高度的单一性和权威性；在教材中，男性角色领袖人物占较大比重，此外还有科学家、音乐家、文学家等。女性角色则主要是烈士和神话角色。即使课文中出现了女政治家或女科学家，也被母亲、奶奶或妻子的身份掩盖了。如居里夫人在课文中以母亲的形象出现；宋庆龄以奶奶的形象出现，表现她对儿童和蔼可亲；邓颖超以妻子身份出现，衬托周恩来的艰苦朴素。这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女性被赋予了传统角色。媒介报道常常在强化着这种意识：如果妻子一心一意照顾丈夫、孩子，她肯定是个好女人；如果妻子在事业上成功，还必须是个好妻子，才能是个好女人；如果没有家庭的成功，即使她有成功的事业，也是个有缺陷的女人。
显然，大众媒介更重视男性的政治、经济权利，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对女性，则更关注其生物性别方面的特征。同时，媒介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社会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包括对性别的理解，性别角色、性别构成的等级以及对不同性别的人的制约。因为只有反映社会文化规范，大众媒介才能与受众交流，并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同，媒介的商业化使之不自觉地追求这种认同。依借着大众媒介自身的传播性、广泛性、快速性，其对社会角色、等级、规范等方面的描述，常常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待，最终会影响受众的认识和行为。
正是这些传统观念及其复活的社会环境强化着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职责，弱化了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就业的能力，使得女性的发展受到制约，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制约女性的教育水平
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通过伦理、道德风尚等方式植根于许多人的头脑中，得到传统社会心理的广泛认同。现代女性的生存环境既有男性自设的文化背景，更多的则是对女性的许多封建说教和压抑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思想和传统文化上对女性的偏见直接影响到女性的教育问题。
（2）弱化女性的成就动机
从心理学研究的成果看，男女对于成就的需求各不相同，策动男性追求成就的心理关键是“竞争”，女性的动机却是“社会的接纳”，加之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和生理因素使女性在创业产生了依赖、自卑心理。许多女性宁愿相夫教子，而不愿创新创业，女大学生中“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识颇具代表性。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女子不如男”的传统心理和社会偏见，缺乏扶持女性、鼓励女性积极进取的舆论氛围，使广大女性在心理上受到极大的压抑，成为妨碍女性成才的严重思想障碍。受传统观念中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以及女性自身生理和心理特质对女性成才的束缚，使女性本身也存在着认知的偏差，对自己的能力和成功的信念不足，成就动机不强，在现实中缺乏明确的职业生涯和生活目标规划，安于现状，在职业选择上更倾向于常规性的稳定的工作，坦然接受在职位晋升上的不公平的待遇。成就动机的弱化，严重阻碍了女性潜能和效用的发挥，影响了女性在职业及职业地位上的追求，制约了女性成为企业家的愿望。
在对南京市女性创业状况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创业往往被冠上“女强人”的刻板印象，或者被认为是“不安分的女人”。调查中，对女性创业表示赞赏的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0．9%，41．5%的被调查者希望社会公正地对待女性创业，19．6%的被调查者反映女性在创业中遭遇了社会的性别歧视，18．2%的认为社会舆论对女性不公正。社会舆论对创业女性的歧视严重影响了女性创业的热情，58．7%的女创业者呼吁应当给女性更宽松的创业环境，更公平的待遇。即便已经成功创业的女企业家，依然把繁重的家庭负担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有60%的女企业家负担着照顾老人的责任，33．3%的女企业家从事全部家务劳动，60%的女企业家从事部分家务劳动，仅6%的女企业家不承担家务劳动。男性创业往往是没有包袱，轻装上阵。社会环境造成的心理弱势成为女性开拓创业的最大心理障碍。
6.3.2 组织文化制约女性的成长空间
（1）组织文化的影响
组织文化是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一些独特的行为方式，独特的风俗习惯，以及蕴藏其中的独特价值观念。无论它属于优良的文化还是劣性的文化，它的存在是客观的，并会在组织成员之间传播并得到加强，形成组织的“小气候”。组织文化决定了一个组织如何看待她的员工，所以，员工的职业生涯，几乎是为组织文化所左右的。霍夫斯泰德（1980）认为，所有组织都有内部分工，劳动分工与性别角色在组织内如何恰当结合起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惯例。一个组织一旦形成某种和性别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就会通过心理定势和从众心理等心理规律形成在组织中盛行的风气和传统。比如，如果大多数成员一致认同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理所当然应由男性担任，则会对少数持相反意见的成员形成一种心理压力，久而久之后者也就认同了大多数人的舆论。
（2）“玻璃天花板”效应(www.xing528.com)
玻璃天花板，是我们为那些阻止女性发展的障碍所起的名字。这种障碍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是实在的、牢固的就像玻璃一样。很多女性直到撞到了，才发现它，因为企业的领导根本不承认有这样的玻璃存在。在企业中有上进心的女性所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玻璃天花板”问题。实际上，所有不担任高层管理者的女性都认为：在他们公司，上层领导低估了女性的能力，主要原因是高层男性领导不愿意接受女性进入高层。女性所遇到的最大障碍依次排列如下。
1）高层领导对女性存在成见，尤其是对女性达到高层的能力和受欢迎度，对她们事业的奉献精神，以及她们的决策能力抱有偏见。
2）人们经常不邀请女性参加重要的会议，而那些会议往往是传递信息、想法和制定决策的会议。
3）女性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她们的才能往往不会像男性那样受到重视。
4）女性更难找到培养人。
5）女性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因而不能加入重要的委员会和项目计划组。
即使存在着所谓的“性别配额”，一直以来，工作上的升迁对于女人来说都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在女权运动进行得最轰轰烈烈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玻璃天花板”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本畅销书《打碎玻璃天花板》。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女人在工作的晋升问题上遇到的难题：先有一层竹幕所挡，继而是一层铁幕，然后还有一层看不见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玻璃天花板。那些打破竹幕、打破铁幕最后上升到跨国公司的显赫地位的女人们，最能切身感受到这种玻璃天花板的滋味：男人在工作上的晋升往往与一个或者多个良师益友紧密相连，女人们在工作上却很少拥有真正的支持者。“玻璃天花板”的存在阻碍女性晋升到公司高层，导致企业中女性在高层次管理职位上的比重低于男性，原因是女性职工在中层管理岗位上进一步被提升的机会明显少于同岗位的男性。
组织文化对女性进行了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就是性别歧视。在商业这个男性为主的领域，女性被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拒绝，缺乏相关的管理实践经验，没有可观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女性创业注定会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女性进入这一领域的意愿。
6.3.3 经济决策未将性别意识纳入其中
性别意识（Gender consciousness）是人类进入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在重新审视性别规范、促进性别平等中形成的观念。所谓性别意识，即从性别的视角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地位、资源和机会获得的状况，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防止和克服不利于两性发展的模式和举措，实现男女平等。性别意识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具有性别敏感和性别自觉，善于从性别的角度观察社会和现实，审视男女两性的特点和角色定位；第二，促进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避免两性差距的扩大和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意识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强烈的性别平等发展的倾向性。
在政府制订具体的发展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妇女的状况，将妇女发展纳入整体规划。并特别强调要将性别意识纳入立法、公共政策、法案和项目。在制订社会发展规划时纳入性别意识，即在设立各项总体规划时，不是一般地阐述社会的发展，而是从性别的角度提出在发展规划中妇女是否同样得到发展。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各项经济政策与妇女的协调发展。比如欧盟及各成员国除建立大量组织机构促进并执行了欧盟支持女性创业发展的政策外，还积极创建支持女性的网络，强化了欧盟对女性的支持力度，如促进女企业家精神的欧洲网络（WES）。该网络代表成员国政府和机构，负责促进女企业家精神，目的是通过讨论会，与已有网络和组织合作、交流信息与经验以及共同从事项目，提高女企业家现有的公众形象，创造一个适宜女企业家成长的氛围，扩大女性中小企业家队伍，增加女企业家的企业规模。欧盟中小企业政策有一个支持女性中小企业家创业发展的政策框架，框架涵盖创办中小企业全过程的、特指女性创业发展困难的一系列政策条文和措施，比如，在选项、技术培训、融资、税收方面给予指向女性的特别关注和支持，对女性合伙人的界定，及对女性合伙人生育期、离异丧偶后的权益保障等。这些带有强烈性别意识的政策措施都极大地激励了女性创业的热情，所以欧盟15国现有中小企业1 800万个，其中女性企业家占20%～30%，这些女企业家创建了25%～35%的新企业。欧盟60%～80%的中小企业是由经理夫人负责具体行政管理之责，可见欧盟大部分中小企业是由女性直接管理或参与管理的，女性是欧盟中小企业（绝大多数为个私企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女性之所以能够成为欧盟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开创人或具体行政业务的管理者，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欧盟官方将性别意识纳入创业政策，有力地支持女性创业和发展的结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非常重视男女平等问题，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行政手段大力推进妇女的发展。为了推进男女的平等发展，政府制定了许多政策，但同市场存在失灵一样，政策同样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也会失灵。目前我国许多政策和法规更多关注的是对男女差异的区别对待或照顾，而对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责任则缺乏具体的规定，这样过分强调差别照顾反而抑制了妇女的平等发展，再加上我国有关妇女就业的政策法规多半是旧体制的产物，已不适应现实情况。
一方面，由于政策人为规定了女性工作年限，使女性早于男性退出工作领域，造成了用人单位在支付退休金数量上的增加和培训女性员工效用的降低。事实上，随着科技发展，中国妇女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到来使男女两性在体能方面的差异不再成为女性就业的重大障碍。
另一方面，政策虽然制定了许多关于保障妇女就业权利的条款，但这些立法中有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倾向，重倡导和原则，轻赔偿和处罚，使得违法者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法律缺少应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政策的效力具有软约束性。
这样，种种制度与非制度的制约加上经济决策中没有将性别意识纳入，使得我国女性创业比西方国家女性创业者必须面对更多的障碍。我国女性创业大部分是生存驱动型的，她们的社会资本缺乏，很难筹措到足够的创业资金。虽然有关部门可以提供“小额贷款”，但手续繁琐，担保困难，不容易办成。妇联和女企业家协会虽然存在，但很难在女性创业中提供实质的帮助，其社会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我们对湖北省所作的调研中，多数被调研者都认为在目前的经济政策环境下，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创业成功，原因在于：①男性社会关系广泛，容易获得创业资源；②男性在创业过程中承担的社会和家庭压力比女性小；③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环境更利于男性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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