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创业家行为与环境的影响

6.2　创业环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

什么因素导致了创业活动的差异？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不少学者认为，环境对于解释任何创业现象都是一个合理的出发点。因为创业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不同的环境中，通过创新引起经济系统的变化，而创业又是由个人通过发现或响应经济机会来为个人和社会创造价值的。成功的创业与它们的环境和谐共处，从而能够实现交易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解释环境的重要性。

6.2.1　正式制度与创业行为

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的。正式约束又称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它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由有关各方共同制定，对个体和企业行为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机构、法律框架和金融体系。例如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基本法律成为了影响企业家行为的内涵和外延的重要因素。适合企业家精神的制度框架包括一系列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这些基本制度组成了生产、交易、分配的基础。

对于转型国家，有四个方面的正式制度与创业密切相关：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因为宏观政策影响创业者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尤其是那些具有投资前景的项目；二是税收政策，包括总的税收负担和征税的方式；三是政府推进市场化的措施，例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中介组织以及商业支撑体系方面的改革措施；四是产业政策，直接针对小型企业在创业中的不利地位而采取的援助措施。与此相联系，制约创业活跃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市场化改革的缓慢推进；法制体系的不完备；金融体系的不健全；税费制度的不透明等。

1）市场化改革缓慢的国家，不友好的市场环境对小企业创业构成明显的阻碍。回顾中国十几年来的改革，在建立市场主体、形成基础作用的基础性改革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商品、要素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在城乡关系、分配关系、企业家制度、政府转型等建设方面进展缓慢，例如，在当前各种不同利益关系并存、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企业家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正如著名转轨经济学家科勒德克教授（2000）指出，“如果企业家精神主要是面向资本形成、投资、扩大出口、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及公平竞争的，那么增长集团可能是强有力的。但是，如果企业家精神的指导思想是对现有资本进行再分配、逃税和避税以及不公平竞争，社会中有影响力的集团会倾向于反经济增长。”

2）法制环境一贯被认定为企业创业与成长的决定因素。法律框架不仅涉及到法律法规，也包括一个发展中的具有执行能力的、使大多数人员可以执行的制度化框架。OECD的年度报告经常强调，一个国家或社会要想产生大企业家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经济架构，在这样的经济架构之下，个人的创新精神能够在法律的层面上得到最大的保护。这是因为企业家在创新的时候，肯定会对以前建立起来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破坏。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家表现出与他同时代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时候，这些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初通常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甚至会引起某些震荡，这时，如果有一个稳定的法律架构，那么尽管有人不太喜欢这些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家的创新之举。一般的理论主要研究执法的效率，在更具体的研究中，特定部门的市场制度的法制规范和不同国家的情况比较则是研究的主要侧重点。

从企业准入制度看，创业程序的繁琐与否构成创业过程难易的基础。Simeon等人（2002）非常细致地考察了85个国家创业者从申请注册企业到真正开业需要的成本和时间，发现加拿大只要经过2个注册程序，2个工作日，成本指数0．014 5；香港需要经过5个注册程序，15个工作日，成本指数0．033 3；而中国需经过12个注册步骤，92个工作日，成本指数0．141 7；俄罗斯则依次是20，57，0．197 9。上述制度障碍还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当然，对中国的实际来说，在创业程序上存在地区差异，北京、深圳、上海等地有较为“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实践。但是，国外学者所揭示的集群“创新小生态”和集体学习的微观机制对企业家精神激发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在国内出现，地区高新技术创业的差异主要在于市场环境、政策和资源状况等宏观因素的影响。

3）对于创业融资来说，融资制度的安排会对创业者产生不同的激励。新创企业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就能够建立起来，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创业的资金门槛仍然稍高。尽管金融系统推出了各种措施，包括创业板、担保、专项资金等，但是，中小企业、创业者极难得到银行的支持。然而这几年中小企业却发展迅猛，表明目前中小企业从非正规渠道的融资量非常大，创业者普遍寻求非正式债权、股权市场融资，表现出以下特点：民间借贷利率一般为银行贷款利率与中间费用之和；家族、社区、同学等关系是融资的信誉机制，约束较强；存在私募基金、地下钱庄、汇款、兑换、咨询等有效率的专业中介服务，有独特的处罚制度安排等。那些具有真实的生产性和消费性支出的民间融资是正规的融资，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的金融诈骗、高息揽存、高利贷、洗钱等融资活动则视为非法融资。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优化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使民间融资走上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这是政策及立法层面亟待实现的一个飞跃。

4）税收法规和其他商业法规的频繁变化是转型的特征，为了鼓励人们创业在税费方面形成了诸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制度措施。例如，为了帮助失业者自谋职业，鼓励他们开办小企业以减少失业，我国各地普遍规定了税收优惠以及社会保障金措施。但是，由于不少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而难以落实，创业过程中的“三乱”现象比较突出。

在企业家精神被限制的环境下，企业对一国经济的贡献也受到限制，制度变迁成为一个激励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通行的做法是保护产权，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制度对单个企业的影响并非都是一致的，企业家地位的不同会导致它选择的制度背景不一致，企业家会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制度环境选择各自的行为方式和创业方式。

6.2.2　非正式制度与创业行为

当正式制度失败或者不完善，或者是当一部分社会团体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时，非正式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它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和支持，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当非正式制度在起作用时，人们关注的中心开始由“从上至下”转向“关注基层”。

（1）文化与创业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被定义为一个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秉性。在创业的命题中，文化永远具有规范性内涵，社会的共同文化支持着劳动的分工，减少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它的变迁是缓慢的，摇摆于“保守”和“创新”之间。但是在转型背景下，东方社会某些具体的文化特征正发生急剧的变化，这曾经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文化系统，已突变为一个“文化增长资产”，也是人们所说的“新儒家经济”。由于儒家鼓励人们节俭积蓄，引导人们以钱生钱。节俭储蓄和为积累而积累必然产生如此多的善于理财聚宝的企业家，带来快速的长期经济增长。

文化还为企业家规定了特别的角色，进而形成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对于企业家的认可程度在国家之间是不同的，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如果一个社会对创业致富的人不宽容，那么这些人可能会采取两种办法来回避风险。一种办法是当他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小富则安”，如果企业家持这样的心态，那么创业成长的可能性会小。另一种办法是把积累的财产转移走，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2）关系网络与创业

创业过程是附着在一个连续的社会关系的动态网络中，这个动态网络促进并且也限制着“创业家、资源和机会之间的链接”。虽然个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但是由于人类行为认知的局限性，以及对认知和信息收集过程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因素决定了新企业的形成不完全归因于个人行为。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创业机会的主要来源，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越是发达，能获得的创业机会信息与决策支持信息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企业家本人就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力与倾向，更容易开展创业活动。在上述框架下我们可以看看创业者的策略选择，在转型阶段的前期，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创业者更多地依赖网络和“强”关系创业。关系网络进一步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纵向网络上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另一个层次是横向网络上与供应商、客户的关系。在转型经济的前期，企业家更希望通过纵向网络获得创业和发展所需的资源，抵消制度不确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到转型经济后期，企业家通过政府关系指向的资源获取能力呈递减趋势，而横向关系在创业和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家正是通过调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运用其中蕴涵的社会经济资源，解决创业过程中的难题。

虽然关系能使企业家获得很强的互补优势，但是通过网络进行知识和信息的传递也会产生风险，关系网络的建立是有代价的。弱关系对于传递非重复性信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获得一次弱的信息要耗费的代价高，如果没有把关系网络的代价考虑进去，网络的功利性和效率性就不能解释清楚。

（3）信任与创业

在中国创业背景下，信任与忠诚、权力、关系等密切联系。马可一和王重鸣（2004）认为信任表现出一种“差序性”格局。由于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决定了中国社会对正规制度的信任比较薄弱，创业背景中的信任主要依赖于关系的弹性和非正式性，而不是明确的合同。普特南（1993）和福山（1995）等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基于亲缘的信任关系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工业组织。如华人企业都拥有深刻的家族痕迹，而且规模都较小。李新春（2002）进一步指出，企业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信任表现形式，在创业初期，血缘关系是产生信任的基础，企业更多是一个家庭企业，家庭内的矛盾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的成长，在家庭小团体信任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家族信任。另外，对非家族成员的信任度很低。这种信任的差异导致了激励约束的差异，从而在激发非家族成员提高人力资本产出水平方面存在困难。正是因为家族企业普遍缺乏制度化信任，限制了家族企业对社会性管理资源的吸纳与整合能力，从而制约了家族企业的成长。(www.xing528.com)

但是，我们并不能高估血缘信任关系在企业创业中的作用，Krug和Hendrischke（2002）认为，在中国由于法律制度、商业支撑体系以及中介机构的不发展，创业精神依赖于企业家创办企业的能力，他们有两个方面的选择：个人寻求合作的机制或者企业之间的组织行为；创业者们通过集体合作来创业。对于信任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借用普特南的观点，首先，从网络来看，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强化了彼此间信息﹑观念和意见的交流。这使得人脉关系本身逐渐沉淀。其次，信用和口碑的信息传播，以及频繁的面对面互动，都提高了建立信任的基础。而互信才能建立共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社会快速转型﹑人和资本流动强的脉络下，社会规范已经不是乡规民约，但也不一定是明确的协议条款、契约、法律或政府成文的管制规则，实际是在互信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互相接受的规则。

6.2.3　不确定性环境与非生产性创业

在一个不稳定、“不友好”的环境里，企业家调配资源时会寻求一些替代的方式，以应付政策不确定组成的约束条件。企业家为逃避政府的“攫取之手”，有了非生产性的创业精神。

Scase（2003）曾针对转型国家从创业者中区分出食利者（proprietorship）。具备创新精神的创业者的目标倾向于资本的积累和绩效的改进，而食利者作为资产的所有者，可能将所赚得的利润转移或者消费掉，而不是用作更长远用途的资本积累。在这种情况下，食利者的动机不再是追求市场机会、创新和不确定性，而是为了即时消费或者维持奢侈的生活水平。根据Scase的观点，在经济转型的初期，食利者而不是创业者，不能更好地描述了小企业行为的特征，从宏观层面上，尽管这类小企业提供了就业和福利，但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意义不大。

非生产性的创业精神之一是逃税。例如在转型初期的东欧，创业者建立一个（或一系列）空壳企业来逃避税收。在成熟的经济社会运用空壳企业来避税是很普遍的，但是在转型国家却有不同，尤其是在这些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的国家（如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税收体系的频繁变化和高税率相结合，迫使企业家使用逃避战略，以减少收益和税款，保护企业自身的资本。

另一种非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是寻租。企业家资源在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是存在的，问题是不同社会制度为企业家资源提供的机会不同，如果社会制度为企业家资源的非生产性应用，甚至破坏性应用提供比生产性应用更高的报酬，企业家资源就会被引离生产用途。其原因：一是转轨经济中存在的“裙带主义”；二是买方向卖方直接实施贿赂。两者经常会在同一次交易中同时存在。如果缺乏适当的外部约束，“裙带主义”和腐败行为也会建立起声誉。不少学者在对新兴市场经济和成熟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中，对于信任度高、社会腐败率低的传统论点提出置疑，认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指向朋友和血缘亲属的信任属于“特指信任”，它体现了信任的“黑暗面”，提高了私营经济参与商业贿赂的可能性，企业家针对公务员的信任也会助长腐败行为。这样，在特指信任高，而普适信任低的环境下，企业家建立的涵盖朋友和亲属的商务关系网，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非生产性创业精神的另外一条途径是灰色经济。多数对于灰色经济的研究倾向于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国家收入的流失，但是经常被忽略的是灰色经济对合法制度、标准规范和法制可能造成的后果，灰色经济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存政治制度和正常经济活动规则的合法性的一种透支。它的手段包括官商关系、非法集资、假冒伪劣、欺诈、走私、洗钱甚至“黑社会”等。据估计，前苏联的灰色经济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对于中欧国家来说这一数字是21%，OECD国家是11%。

创业者的隐藏信息行为也会助长非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信用低下，私营企业的外部环境很不确定，很难通过正式制度规则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因此，它们往往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来获得支持，如戴“红帽子”，假外资，假注册，少报从业人员等。结果是企业产权模糊，资产归属不明确，管理不规范，“两套账”，在这种情况下，将经营信息控制在企业内部，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我们可以借用社会学的“合法性”概念来解释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机制。当环境不确定时，创业者不知道如何去做的时候，通过模仿那些成功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诱导了模仿行为。创业者为了对资源供给者提供最大的激励，往往试图制造可靠、可信的外在形象。对大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外在形象的模仿，诱使人们对新企业产生一种信任。哈恩（1991）曾这样解释：企业的模仿行为与企业规模成负相关，大企业具有稳定的战略，但是小企业规模小，适应性程度低，具有很强的模仿性。一个合乎情理的推论是：企业家在对个人定位后，会开始模仿同类企业的做法，他们会采取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外在形式，或者最多进行简单的改进。

6.2.4　创业活动与创业环境的互动

社会学认为社会行动与社会环境是互动的关系。新经济社会学则进一步提出“社会行动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的结构对社会行动有着制约作用”的观点。作为社会行动的创业活动与其所处的创业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创业活动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社会环境为创业者提供了手段或工具，也限制了创业者的活动范围（或者还可以这样理解：创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政策扶持资源来自于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创业活动对社会环境具有明确的外溢效应（如本书前面分析的创业活动的社会效应），这种外溢效应进而促进创业环境的优化。从创业活动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开放流动、结构非刚性、以后致性为主的社会通常能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更多的创业机会，因此是创业活动活跃的社会；而创业活动的活跃，又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更加开放与流动，行成二者的良性互动。

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线，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可以明显地看出前后呈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封闭刚性，个人被束缚于社会单位中，没有创业的空间与途径；而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开始转型，商品经济日益活跃，社会流动逐步通畅，后致性取代先赋性，刚性化渐弱，人们有了创业的空间与机会，创业能量得到迸发与释放。80年代之前创业活动的沉寂与之后创业活动的活跃归根在于创业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们的创业意识得以萌动并且有了创业的选择自由与选择机会。

当代中国创业活动的活跃，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效应，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创业环境的优化：对创业活动从体制外逐步到体制内的认可与扶持。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没有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方向，计划经济还是主体的体制下，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这一时期的创业活动只是一种体制外对策与安排的产物。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的目标确立，创业活动在体制内开始得到承认：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活和十四大决议，将私营经济提高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明确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逐步将创业从最初的体制外的安排，纳入到体制内承认与支持。但是要看到，在现阶段中国的创业活动虽然在体制内得到承认与支持，然而在与其他国家间的横向比较中，中国的创业环境还处于国际中下等水平，中国属于创业环境较差，但创业活动活跃的地区，创业环境的不佳直接影响到创业活动的成功率。其中原因主要在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创业活动虽然在宏观层面上被体制所承认与扶持，但是这并没有充分转化为政府事务部门的有效扶持。在金融、税收、市场管制、教育培训等方面，尚需要更多的努力。

6.2.5　创业环境对创业行为的影响

环境影响创业的理论有两种，一是资源依存理论，另一种是种群生态学理论。资源依存理论认为，由于组织不可能从内部生产所有的必要资源，所以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处于一种与环境因素相交易的关系。种群生态学理论是以组织群落作为分析单位，通过检验企业的、特别是初创企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研究进化和选择。目前，学术界对于环境和企业成长关联性的关注已渗透到多个领域，但系统地探讨环境对于创业成效的影响仍主要归功于组织生态理论的出现及完善。但国内创业环境的研究主要以资源依存理论为基础。创业环境的优劣对社会经济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唯有一流的创业环境才会催生和造就一流的企业家。

学者张玉利、杨俊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创业的外生因素作用机制的综合模型，如图6－1所示。

图6-1　外生因素作用机制的综合模型

该模型表明：机会成本是感知机会到创业行为过程的关键因素，外生因素（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和个人特质）正是经由影响企业家的创业机会感知，改变企业家对既定创业机会成本的主观态度，作用于感知机会到创业行为的决策过程，最终导致各不同文化环境、经济环境下的创业水平差异。

学者范巍和王重鸣（2004）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与个体创业倾向有显著相关的环境变量有创业成就感、创业经济回报、创业特性优点和创业环境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这4个因素都与个体的认知能力有关，它们是个体的主观认识，而非客观的必然。具体来说，对于创业成就感，创业行为虽然有着很高的风险，但它所带给个体的成就感也是相当高的，给个体以很高的满足感，是控制自身命运的机会。而创业经济回报，也是如今大多数创业者创业的目标所在。创业的特性优点是指除去成就感和经济回报后个体创业的其他优点，如拥有自己的企业，自己当老板，可以自由支配、选择自己的员工，可以获得更多的尊重，更高的安全感等。这些都是吸引那些潜在创业者前来创业的原因，这也是影响个体创业的重要因素。而创业的环境影响则是个体对整个社会环境是否有利于自己创业的知觉，只有前面3个因素吸引个体前去创业还不够，那只是内驱力。整个社会经济大环境才是外驱力，它对个体的影响非常大，事实表明，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地区创业企业的发展速度是很惊人的。

这些研究都表明，优化创业环境能够给创业主体带来诸如人才等有用的资源，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这为政府采取措施优化创业环境勾勒出良好的愿景，进一步鼓励政府在优化创业环境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