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凯旋声中的革新诉求
盛大的还都典礼、义气昂扬的还都赋，渲染出了一派建国的新气象，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自然踌躇满志。在还都大典当日，《中央副刊》头条即为《还都建国》，宣称国民党已经写下了50年革命抗战的光荣历史，今天正是开始写新的一页的时候，它要写下更精彩，更丰富的内容，决不愿意蹉跎一分一秒的建国时机。不过，纸面上的新气象与时局给人的失望和幻灭，反差却越来越大。抗战胜利之初，叶圣陶便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与友人对时局的失望：“与彬然谈近事，感慨殊甚。复员工作之进行，无非为当事者攫利争权之举。从政者一切恶德，皆于此时表露无遗，殆为古今腐朽之顶点……我国翻身，本以此时为最好机会，今则其机已失，须待从新来过，然而民生因苦太甚矣”（1945年10月27日）；“（元善）此行到上海、天津、北平三地，谓恍如死人复生……并谓各地人对胜利后一切措施之失望，可谓至乎其极。如此政治，而犹欲以盛气凌人，必无幸存之理”（1945年11月14日）。[82]朱自清在《动乱时代》中指出：“中国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一般人都挣扎的生活着。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83]李健吾在《文艺复兴》的“编余”中同样指出了这种由胜利急剧转向幻灭的心理：“这是一个繁复的时代。抗战到胜利，胜利到幻灭，为时不过两年，变化多而且大……”[84]
在《中央日报》的凯旋声中，也夹杂着诸多不谐之音。首都大量的公务人员是该报作者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多追随政府，转徙至陪都重庆，又在胜利复员后跟随政府还都，是与中央政府、与国都南京同呼吸的群体。还都之际，他们写下了充满感奋、欣喜和期待的还都赋，而还都之后，转瞬之间，物价和房荒成了两条折磨人的“巨绳”。关于物价，《中央副刊》上署名“小吏”者声称，受了八年苦难的公务人员，回到首都又遭受着空前高涨的物价的折磨，这个“薪给收入者”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了，快被如狂澜的物价压垮了；署名“小公务员”者则直接喊出“不能涨了！”一听到涨价，“便如有无数蛇蝎钻进我的脑子去喝血，也如一条巨绳渐绞着我的咽喉，不让我透气”，文末的语气更是愤世嫉俗：“不会营私舞弊的薪水阶级都是该死的，这便是目前社会的天然淘汰律。随便你怎样在饥号寒啼，每天有的是曼歌妙舞，可见我们已是社会上多余的一群了”；曾在飞机上望着江南的阡陌，内心悲喜交加的还都人，在物价的打击下，“从内心到外表，从头发到脚趾，没有半点胜利的光荣”，想起物价的硕大，“汗毛都会发抖”……[85]关于房荒问题的讨论，和物价问题一样充斥着《中央日报》的版面，从社论到副刊，此类文字堪称洋洋大观。社长马星野自己也因为房荒的折磨，发出不满的声音：“我与你，没有田地也没有房子，但是我与你，有权利有勇气也有理由向社会要求一间屋子住！我与你，不能贪污，不能发横财，不能以三十万、三百万、三千万来租屋，来挖屋、来买屋，我们要自救！”[86](www.xing528.com)
在物价、房荒这些表面问题的背后，是执政党在复员交接工作中秩序的混乱、投机的盛行，以及政治的腐化这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叶圣陶、朱自清、李健吾等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幻灭感，很大程度上便源于此。《中央日报》自1947年5月起，正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经营企业化制度，经费不再由国民党党部贴补，虽然从以陈立夫为董事长，以于右任、陈布雷、陈立夫、彭学沛、胡健中、陶希圣、马星野、王新命等人为董事的高层队伍中看不出其党报性质有何变革，但企业化的运作还是给该报带来了一定的自主性。另外，1948年9月10日该报《复刊三周年纪念特刊》曾对人事进行了统计，其373名员工平均年龄是27. 5岁，员工的年轻化也给该报带来一丝生机。在马星野任社长期间，尤其是1946至1947年，该报呈现出一定的朝气和革新气象，针对首都的物价和房荒问题，以及贪污腐化、贫富不均等现象，发出了强烈的批判之声，并把这种批判上升到革新政治的诉求上。社论《伸张党纪·革新政治》指出过去的政治存在三害：第一，党政不相配合，以党为跳板跳进政府机关者，大多丢开了党的主义和立场；第二，因循敷衍假公济私的官僚主义潜滋暗长于政府机构之中，官吏不守法纪、不讲效率的现象盛行，而党则熟视如无睹，既不提出检讨，也不追问责任，以致纪纲日坠；第三，政府要人对于贪污土劣，采取了姑息的政策，走上了是非不明，功过不分，责任不专，赏罚不当的绝路。该文指出，要实现政治的革新，必须除去以上的“三害”。其他社论如《岁寒五忆》、《向官僚资本主义宣战》、《建国和亡国的分歧点》、《为难民请愿》、《以群众力量抑制豪强》、《政治改革第一》等，以及副刊中《锯箭杆》、《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强迫有钱出钱》这类文字，[87]也都对执政当局展开了批判，希望革新政治。
《中央日报》在胜利还都后的这股革新浪潮，与19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内部发起的“党政革新运动”是一致的。对于这场革新运动，史学界已有较多关注，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其《蒋介石与蒋经国》一书第五章首先对这场运动进行了学术探讨[88]，而王奇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十三章中则对该运动的来龙去脉展开了更为深入、详尽的论述。该运动大致分成两个阶段：1944年初至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为第一阶段，以陪都重庆为中心；1946年3月至1947年8月为第二阶段，以南京为中心，最重要的言论阵地是南京革新运动总部出版的《革新周刊》。虽然这种“革新”在本质上牵涉到国民党内纠缠不清的派系之争和代际冲突，充满占位和攫利的色彩，其实际的效用实在有限，但革新分子对国民党及其政权存在的腐化、脱离下层民众、缺乏民主、组织散漫、派系林立、忽视文化政策等问题的检讨与自省，还是超越了一般的胜利歌与凯旋颂，比较客观地点出了1940年代中后期伴随国民党政权的恶性毒瘤，属于比较诚挚的体制内反省。《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著有《怎样改造国民党》[89]一书，也属于革新阵营。返都出版的该报融入第二阶段的革新运动中，与首都举行的革新座谈会，以及《革新周刊》（1946年7月创刊、1947年8月停刊，共出版41期）一起，在首都南京营造出了一派革新的氛围。但国民党政权体制之弊已深入骨髓，非一场清议式的革新以及体制内的反省所能拯救。革新运动核心成员赖琏曾在第三次首都革新座谈会上背诵马丁·路德的名言“一切都在创造之中/我们不能得到终局/只能望见前面的路程/圆满的光辉还没有来/日进无已的只有革新”，以此激励革新运动[90]，但从整个革新运动的草草收场，以及国民党政权自1947年以降在总体实力、人心向背等方面的江河日下[91]反观该运动，所谓“圆满的光辉”终成遥不可及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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