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都南京论”与“还都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至此获得全面胜利。对于一个百年来屡遭外患、屡屡蒙羞的民族，对于在抗战中颠沛流离辗转播迁的国民来说，没有什么比“胜利”更能带来慰藉、刺激与兴奋。在重庆、在昆明、在南京、在广州、在广袤的乡村……到处都充斥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兴奋与狂欢，为国土重光，更为似乎近在眼前的国族复兴。《中央日报》副刊展现了陪都重庆的狂欢之景：“人们到处在跑，在吼，在欢呼，好像怒涛冲激着海岸一样，他们疯狂了”；“满街爆竹，烟土飞扬。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狂”；“教授，学生，一齐欢悦……长长的行列，高举起火炬，照澈了每个角落，大家欢唱着胜利之歌”……[75]返回南京之初，重庆的狂欢之气还是萦绕于该报，由渝返都的人们依然沉醉其中：
我来回头想想重庆和平之夜的狂欢景象吧！那座山城里用眼泪及惨苦激起来的快乐的火山爆发，在历史上，在艺术构想上，你永远不会有这个经验……国旗，灯笼，帽子，手帕，在笑声里，在歌声里，在锣鼓声里，在恭喜声里，把山城顶到半天空中了，大家都像是吃醉了，是的，大家都醉在这胜利的酒里……[76]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布“五五凯旋令”，并于5月5日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还都大典。此次国府的“胜利”还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大公报》所评述的，近百年来中国政府或元首由于外患而播迁有四次之多：一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北京陷落，咸丰帝逃亡热河；二是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之役，北京再陷，慈禧太后及光绪帝逃亡西安；三是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的“一二八”事变，首都震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四就是抗战中国民政府之移驻重庆。这四次播迁，前三次的还都均在城下之盟以后，分别以北京条约、辛丑条约、淞沪停战协定结束，政府或元首均是仓皇出走，蒙辱归来；唯有抗战是敌寇降服，国土重光。[77]即便是惨胜，也难掩五五还都大典的崇隆与庄重，难掩人心的欢愉以及对复兴建国的期待。
政府之决定还都南京自然使主张建都北方者心有不满。《大公报》在看到还都令后提醒政府认清建都南京的缺点，认为就建都地位论，中国内政外交重心常在北方，南京偏处东南并不相宜，“江南固属锦绣之区，但政府不应以深居堂奥为安”，而应从高处放眼全国；在还都大典当日，《大公报》仍对政府之还都南京表示惋惜，认为这是缺乏“远见与英断”所致，如建都北平，建国之气象将由此一新……[78]《中央日报》是在1946年还都前夕，开始在言论中反驳迁都论调、捍卫南京国都地位的。社论《理由薄弱的迁都论》（1946年4月7日）、张其昀的《南京乎？北京乎？》（1946年3月26日）、《定都南京的十大理由》（1946年4月28日）以及屠仲翰的《还都南京之意义》（1946年5月4日）等文拉开了“定都南京论”的序幕。《理由薄弱的迁都论》宣称：“我们反对庸人自扰的迁都论，反对抹煞革命建国与建都历史的主张，我们坚持永远以南京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是国父指定的首都，且为国父陵寝所在，自1927年建都以来已逐年推行现代化的都市建设，抗战中虽满目疮痍，但其规模仍是现代化首都的规模，“并不像北平那样的充满宫殿庙宇的气息”，要想革命建国，必须集中意志进行南京的国都建设。张其昀则认为还都声中的迁都北平论，是些“浮议误解”，有可能动摇国民的意志，影响建国的核心。他归纳了十个要点以阐发自己的定都南京论，其中总理建国方略中千余言涉及南京，而未有一语道及北平，南京江流海潮四通八达，“可胜任为太平洋时代之新首都”，北平终究无法成为一个海都，南京合乎“新市政”的“美丽”、“新颖”、“方便”等要求，“至于江南春色自非燕地风沙所能比”等条均是针对北平而发。屠仲翰则从历史政治、南北民性、地理、经济文化各角度申论其定都南京论，认为历来外患均由西北或东北而来，建都南方方可增厚民族基力，自南向北抗拒之；以民性言，南方人富革命建设精神，北方人偏于保守和守旧，一时代要谋求改变与建设，当依赖南方民气之进取性；以地理言，长江流域介乎黄河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是民族文化的中坚地区；以经济文化言，长江流域也是中国经济文化之中心。以上四篇文章或条分缕析，或引经据典，为定都南京论造势。 自还都至1947年奠都南京20周年，《中央日报》言论中的定都南京论此起彼伏，这是对抗战期间建都之争迟到的回应，更是针对1946年底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上国都议题的发言[79]。张剑鸣的《定都南京论》、陆健夫的《由革命建国观点论建都》、黄育华的《定都南京不可移易论》等文都立场鲜明地主张以南京为国都，代表了《中央日报》言论的主流姿态。
在《中央日报》返都出版后，副刊上也有一些支持定都南京的文章，如《中央副刊》上的《谈还都》，《泱泱》上的《南京·北平·西安——从历代的建都说起》、《迁都驳议》，《地图周刊》上的《建都平议》等。不过，相比起言论版的斩钉截铁和密集攻势，副刊上此类文字相对平和。面对政府之胜利还都，副刊更多用“还都赋”的形式，用偏于感性和个人化的语言来书写、记录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中央副刊》上刊登的作品以白话为主，作者多用小说或散文书写各自心中的还都赋。阔别国都八年多，坐在返都的飞机上，自然诸般况味交织于心，“飞机很稳，目光随着滚滚长江向东流，看见了江南的阡陌，也看见了巍巍钟山，毕竟是还都了！心里一片辛酸，夹杂着难抑的喜悦，只觉得眼睛一阵热”。触碰到故土的一刹那在还都人心中引发的波澜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一位返都的公务员这样描述自己自豪而又轻快的心情：(www.xing528.com)
机轮落地的声音告诉我，目的地到了，我像凯旋归来的战士，骄傲地快活地踏下地来！微风吹动我的头发和衣裳，觉得轻快而温暖，而机场不断点头的草儿，更给人以亲切的感觉。我微笑着告诉不及周岁的孩子：“南京到了，你看看这是我们的首都！”
小说《归来》写男主人公经过五小时左右的航程，回到国都的土地，“一下飞机，他真想趴下来用他那微颤的嘴唇亲亲那绿茵茵的土地”，这和上面那位年轻妈妈的心情是相似的，充满了抑制不住的感奋与欣喜，具有虚构性的小说与作者本人的内心合二为一，分不清哪是虚构，哪是现实。[80]《中央日报》记者卜少夫是1945年随该报先行返都的，在回到南京第一天写报道时，曾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不用客观冷静的新闻笔法，而用个人化的第一人称，如写散文般写新闻通信：
晚间，在秦淮河畔的一家餐厅吃饭，我曾经走近河边，沿着栏杆，踱了几个来回，秦淮河水悠悠，依旧潺潺的流着；西望文德桥，东眺利涉桥，桥依旧；我凝视着桥，水，寥落的人家，我跑回餐厅，干了一满杯，我不知我吞下的是什么……[81]
这篇似乎有些语无伦次的新闻通信，真实记录了还都者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读。现实与虚构的混杂、文体的交织，以及情感的喷薄而出，正是还都赋的基本特征。
以刊登古典诗词歌赋为主的《泱泱》副刊，也在卢冀野的主持下，刊发了众多响应“建文”运动的“还都赋”。卢本人的《中兴鼓吹还都献词》以及唐玉虬的《还都曲》，本书第4章已有摘录，其中“至竟还都！长思忆龙蟠虎踞”，“幸元戎今日凯歌回，同欢舞”，“启我义轩开创史，按我汉唐疆域图”，“八载深离泪满裾，国都归兮我心舒”诸句均展现了还都的豪迈、昂扬以及悲欣交集。赵天民的《还京乐》（第59号）、田劲的《还都泪》（第155号）、汤鹤逸的《还都感赋》（第333号），以及成惕轩、朱偰、寄禅、钱公来等人的还都诗作（参见《泱泱》第162号与第209号的“还都诗辑”），在金瓯收复、故地重游中抒发了自己对于还都的感受：“城阙蒙尘八九春，山河依旧劫灰新。多情最是台城柳，犹自依依恋故人”抒发了一个重回国都者最初体味到的亲切感；“丝丝烟柳石城门，楼外斜阳水外村。金粉六朝零落后，莺花犹似美人魂”展现了劫后的莫愁湖依然存在的风致；“今回真见紫金山，一羽翩然我已还”，“万里播迁成一梦，从头呼吸在江南”书写了还都后的庆幸与幸福感；而从“金陵王气依然在”、“词人重集凤凰台”诸句中可见国都之气的再次汇聚。
不管是以刊登白话作品为主的《中央副刊》，还是以刊登古典诗词歌赋为主的《泱泱》，在个人化的还都赋中都充满了感奋、欣喜和期待，即便是抚今追昔的感慨也不乏希望之气，“还都”与“建国”、与“复兴”有机地融汇在一起，与言论中对国都南京的捍卫、对建国的期待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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