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视角：东南与北方

三、陪都视角中的“东南”与“北方”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中央日报》在国都陷落前夕撤离，辗转经长沙并短期复刊，1938年9月，总社迁至政府所在地重庆。抗战八年中，重庆成了陪都^[56]，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不管是国都南京，还是故都北平，都沦陷敌手，成了遥望的对象。作为战时首都，重庆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人口复杂的城市”，它容纳了来自全国各地“失去故乡的人们”，“这一群人，有着各式各样的言语，也有着各不相同的风俗和习惯”。^[57]割不断的乡愁使这座山城充满了遥望的姿态和回忆的味道。故乡、家、乡愁、遥望、忆等，成了文学表述中的关键词。“我昂着头，竖起脚跟，从没有太阳的时候起，一直到死去了白日的黄昏止，终日地，痴情地，遥望着我的家乡”^[58]，《平明》副刊上一位作者带着悲怆意味的表述显示着这种遥望的厚重感；“故土忧伤的忆念，丝一样萦绕我的忧郁，如白色芦花的太息，无声飘坠”，“像一片深秋的落叶，轻轻地飘落在一池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一圈微弱的波纹，而慢慢的扩散开去”^[59]，这些描述，显示了在轻快中带着哀怨、在平静中夹着愁苦的回忆的滋味。

1938年9月15日，《中央日报》在重庆正式出版，是日该报刊出的《敬告读者》一文，强调了自身与国都南京的紧密关联：

在出版物中，本报代表首都南京之意义最大，一因本报为本党最高言论机关，自创立以迄播迁，在南京出版前后十年。一因本报在南京，历史上为销行最广之日报，与南京市民之关系最为密切。本报今日在重庆与世相见，读者必能猛忆南京之种种，南京沦陷虽已九月，全国人民，至今未尝一日忘南京，南京在今日全国国民心目中，依然为我首都。南京在最近之将来，必为复兴后中国最尊荣之国都。本报西来，凡吾首都昔日所有，物质精神，今日无不尽备于此……所望读者推其眷恋首都之心，维护本报，时时指教之……

此种紧密关联使这座沦陷的国都成为副刊文字频频忆念的对象，不管是南京人，还是由于学习工作等原因迁居南京者，在雾气弥漫的山城东望国都，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眷恋。这种眷恋的所指，更多是作为家乡和家园的温馨的都城，而不是政治意味十足的国都。在1930年代的《中副》上，把南京比做“净土”，认为它是个激励人好好做人、好好读书做事的地方，但容易使人的生活成为“钟摆”的那位作者，如今到了重庆，“每天的日常生活，无论衣食住行，只要和南京有关联的，就会想起了南京”^[60]；重庆的夏夜，令人忆起生活在南京时，在国府路散步、在玄武湖划船、在陵园道上骑自行车的“甜蜜”时光；那些在南京城镌刻了自己童年记忆的漂泊者，对春天的牛首山、六月的玄武湖、秋天的紫金山、冬天的莫愁湖都是念念不忘，甚至按捺不住自己的思乡之情，喊出“我不能永久地离开她，我怀念她呵，我必须和她重聚！”^[6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吴祖光在《平明》上刊发的旧作《睡与梦》^[62]，这是1937年春吴在南京写下的短文，描写了江南暮春时节的美丽，以及身处其境分不清人间与梦境的恍惚和朦胧，那涨得水汪汪的小河、新雨后娇艳的花草、浅草间翩翩追逐的蝴蝶，都让一年后重见此文的作者百感交集，对南京的怀恋也似梦非梦般化到作者笔下，让人如何忘得了南京！而“钟山朝雾惨，淮水暮烟愁，雨冷风飕，白日里兔狐走”^[63]的国都现状，又怎不使人百感交集！

对南京的思恋泛化开来，便是对整个东南的遥望，包括苏州、杭州、无锡、镇江、江阴等地。在《苏州人没有死》、《想起天平山的枫》、《天堂近况》、《忆江阴》、《倭寇铁蹄下的京杭锡》等文章中^[64]，有对“东南好山川”的无限缅怀，更有对三百年前抵死抗清的“东南民气”的追忆。《中央日报》的作者、编者群，大多来自东南这方温柔而又刚烈的土地，所以，当1945年还乡有望之时，《东南沦陷区行》这篇长达两万字的实地报道，会使他们感到“倍外亲切激动”，编者也忍不住在“编者按”中表达了自己想要“啃嚼江南原野的泥土和草石”的心情^[65]。对东南的思念凝结于文学意象，则是大量对“江南”的遥念与怀想：“江南，在我的记忆里烙印得非常明媚，秀美；任岁月怎么剥蚀，永远也不会模糊，……我永远怀念着江南的乡村，恬静的美”；“春天的风，将苏醒生物，更泛起了人们心中蕴藏着的希望，怎能不忆念那多少个孩提时留下的江南美好的记忆”；“我怀想着江南秀丽的河山，我颂扬她，她不知孕育了多少俊秀智慧的人才”；“江南！故乡的原野！我先要安慰你，你是否仍保有经年的绿色？”……^[66]

虽然《中央日报》有较为明显的“东南”意识，其副刊的基本作者群体和在南京一样，仍旧来自东南地区，但重庆的五方杂处也深刻地影响了副刊的风貌。除了大量回忆南京、遥望东南的文字外，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念北平、忆故都、忆天津、望东北、广州忆影、忆澳门、香江忆语、昆明之恋等等指向四面八方莫可辨的乡愁，这种兼收并蓄显示了“中央”的姿态，和同在陪都出版的其他报纸形成了对照。拿最有影响力的《大公报》来说，这是一份“北方”姿态非常明显的报纸，“大公报是北方的报，我们时刻不忘北方”，“大公报是生长在北方的”，“大公报离不开北方，北方没有了大公报也必定倍感寂寞”^[67]等表述都流露出强烈的“北方”意识，其副刊文字中的乡愁也多为北方而发，绝少“江南”之思。

在《中央日报》指向天南海北的乡愁中，与“东南”形成抗衡的，是对“北方”的思念，前者以南京为中心，后者以北平为中心，延续着建都伊始便交织缠绕的新都、故都双城记。那“庄严美丽的天安门”、“古城静夜的明萤”、“郊外的柳条”，以及古老的城头飘起的抖颤幽扬的号声，在在令飘零的游子牵肠挂肚。^[68]当游子的手抚着月光下的高粱叶时，他会想起遥远的北方，他的故乡，那文化的古城“也有着”；每年到了玉兰花的季节，闻到那浓馥的白兰花香的时候，北来的漂泊者会忍不住挂念辽远的故都，挂念那住在古城中的人们，是否还像往年一样去看万寿山的玉兰花；看到南归的群雁，踟蹰在山城的流浪者会很自然地翘首以望，想从群雁那里问询那古城的消息；一本从古城携来的破旧杂志，也引发了作者对1934年在琉璃厂初买此书，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初读此书的细腻回忆……^[69]为何与故都分手多年，“一想起来，总是叫人恋恋不舍，好像追想过去的爱人一样，怪有一种低回的味儿”？有作者将故都的这种吸引力归结于“一种特殊的雾团气”，认为这种“雾团气”包含着乡村气息与都市风味“融合的美”以及新旧皆宜的“对比美”，那“留有余裕，从容不迫的风度”，还有那“朴素，勤俭，厚道和有礼”的古城老百姓，都让这座故都令人流连，在作者笔下，故都如一座宗教圣城，被比做东方的“耶路撒冷”。^[70](www.xing528.com)

广阔的“北方”，与“东南”相类，在《中央日报》副刊中，成了遥望的对象：北方的大平原是值得怀恋的，“她不仅伟大超绝和温暖，而且代表着五千年高雅深博的文化”；“我尤其眷恋阔别那样久的北方，以及北国的人情和风物”，山、雨、雾都“遮不住我对北国磁力一般怀念的深情”；“北方的大平原是那么高远，大野也总是那么宽广”，冬天原野像银色的海，春夏如一碧无涯的绿波，而万里无云的秋日，它显得更为静穆，辽阔……^[71]在这些文学化的表述外，有作者从历史、经济、人文、国防各方面申论“北方”对于“中国”之意义，呼吁政府重视北方：

先从历史上说，中华民族发源在北方，历代盛时建都在北方（长安，洛阳，开封，北平），二十四史有一大半记载着北方，没有北方，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更无论明清与汉唐！

其次从经济方面说，北方物质丰富，矿藏尤多，山西的煤，陕西的石油，辽宁河北的矿，东北的大豆高粱……在在都是建国的资源，工业化的基础。此外，广大的华北平原，美丽的松辽草地，这更是新中国的命脉，我们岂能不顾北方！

再从人文方面说，北方文化悠久，人民朴毅，这更是建国的精神资本，更何况孔孟之圣生在华北，安阳敦煌的发掘在华北，华北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坚忍结实，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悠久辉光，我们岂能忽视华北？

最后再从国防上说，北方有长城的巍峨，更有那居庸塞，山海关，雄镇边疆世无双，中华民族在北方开始在北方建功立业，我们岂能把北方不放在心上？^[72]

这番要求重视北方的表述，已经与以“北方的报”自居，要求“提携北方”的《大公报》同调了。从重庆时期《中央日报》整个格局来说，以上文学化的“北方”之思与更为激越的“北方”意识，对该报的“东南”姿态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北方与东南谁更能代表中华民族之精神？北平和南京谁更可能成为“复兴后中国最尊荣之国都”？这些都成了问题。事实上，在抗战八年中，关于国都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在贵州遵义，以浙江大学教授为主力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相继刊出张其昀的《论建都》（第5期，1941年12月）和钱穆的《战后新首都问题》（第17期，1942年12月），一主南京一主西安，已是针锋相对；在陪都重庆，《大公报》更是刊发了大量讨论国都的文字^[73]，荣贞固、傅斯年、沙学浚、谭炳训、洪绂等人主北平，丘良任、张君俊、龚德柏等人主西安，胡秋原、谷春帆等人主东北，另外还有陈尔寿主武汉、翁文灏主济南，总体基调是主张设国都于北方。1943年9月25日《大公报》社论即以“战后国都宜在北方”为题。《中央日报》作为“代表首都南京”的报纸，在陪都时期并未能对以《大公报》为阵地的建都北方说形成有力的回应，一直到1946年5月5日还都大典之际，才相继刊出社论《理由薄弱的迁都论》以及张其昀的《南京乎？北京乎？》、《定都南京的十大理由》等文^[74]，坚决主张还都南京。

在奠都南京前十年，这座新都虽招致不少批判和不满，但其国都地位尚未受到严重质疑，其破旧立新的“少年中国”气息也曾给人带来希望；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战争与灾难的洗礼，人们开始冷静地讨论、思考战后国家重建的诸多问题，国都的设定也成了其中重要的一项。南京的国都地位，正是在此时遇到最严重的质疑。北平则从一个令人思慕的故乡、一个古老寂寞的文化城，变成国都地位最具竞争力的挑战者。陪都时期，在《中央日报》这份“东南”渊源明显的报纸的副刊上，“北方”仍牢牢地缠绕着游子的心，成为与“东南”并峙的遥望对象，这与1930年代该报副刊在新旧都言说中摇曳的立场相类似，又更加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