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方体制与话语空间-'少年中国'与'六朝风度'

一、“少年中国”与“六朝风度”

国民党政府是抱着开辟“新阵地”、建造“新国家”、表示“新气象”的姿态^[5]，定南京为国都的。试图通过新建设，造成一“最新，最美，革命化，艺术化，乡村化”^[6]的民国都城。这处处强调的“新”字，与故都北平“军阀官僚之竞逐场，丧权辱国的拍卖所”、“封建势力隐伏肇乱之巢穴”、“融化革命志士的洪炉”^[7]种种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不过，说到开辟“新阵地”，总避免不了筚路蓝缕的味道。奠都之前的南京，不管在物质基础、还是文化传承方面都与作为国都的地位存在距离。在1928年吴稚晖、陈德徵、龚德柏等人代表政府利益攻击建都北京论者，以不由分说的口吻拥立南京为国都后^[8]，建都之争便逐渐消歇，如何进行首都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话题。留学法国的设计师刘既漂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建设首都的希望》一文，在纵览世界各名都的同时，描摹出南京城“可怜”的状态：

譬如巴黎，有了法兰西民族一千多年的文化史，才能成为世界最美雅的京都；譬如罗马，有了二千多年的美术过程，和罗马民族征服全欧的精神，才有今日壮美而大方的罗马；譬如柏林，有了数百年来铁血的历史，才有今日最大而坚忍的德京。我们的南京，当初何尝不是宏大而丰富，不过相形之下，未免太可怜了！明故宫的胜迹，我们无从看见，秦淮河的佳景，现在简直不成样子，那飘摇欲倒的城墙，和那七歪八斜的破庙，尚能苟延残喘的存在，这是一件非常侥幸的事实……^[9]

《大道》上《艺术化的首都》^[10]一文也指出奠都前南京的荒凉状：名胜大都荒凉、残缺，只有衰草斜阳还能勾起一丝悼古的同情，令人凭吊唏嘘；街衢房屋，似乎多是中世纪颓废的模型，而偶尔加以不调和的点缀；走遍数十里的大城，看不到一件好的艺术品，听不到一声美曼的音乐，找不到一个完善的研究艺术的机关。南京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在建都四周年纪念会上，同样指出四年前的南京“是一个破坏的南京，一切道路房屋，俱表现残破不整齐的情形”，秩序很不安定，“本来住在南京的人，都想搬往他处去，别处的人及外国人，更不敢来南京居住”，“一般人心，也呈现着异常的不安定，视南京为危险区域，纷纷他迁”。一位1920年代在南京求学者回忆南京之往昔时，曾提到南京街道的肮脏狭窄，灰尘满布，猪在街上与人同行的状态。^[11]

正如刘既漂所言，在新都的建设上，只能从头开始，不依赖遗产“独创一个新的首都来”。国民政府奠都后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乃专设国都建设处，延请专家从事设计。南京当时尚无较为周密的地图，作为设计基础的，“仅一万分之一地图，所有地形，均不准确，即云设计，亦与事实多所不符”。1929年9月，政府以重金测成飞机地图一幅，并据此图在1929年底拟成首都道路及分区计划数种，开始描画新都的蓝图。^[12] 1929年6月“首都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1930年4月15到17日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举行，《中央日报》对此进行了紧密的跟踪报道。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表示，首都的建设是全国建设的中心和着手点，必须集中力量先行展开，《大会宣言》还把国都的建设与“发扬国光”相联系：

南京自奠定国都后，中枢所系，地位崇高，建设之需实居全国之首，允宜规模宏远，气象庄严，庶足以发扬国光，恢阔旧政，树立全国之宏规，昭友邦之隆视……

出席会议的阵容非常强大，包括中央党部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五院院长及副院长，各部院会主管长官，各省政府主席，各特别市市长，南京特别党部代表等等。出席代表被分成三大组，第一组，关于审查首都水利港埠之规划及建设上一切大规模工程之建议；第二组，关于审查建设首都经费之筹措事项；第三组，关于审查首都区域内土地之整理，及工商农林之发展事项。另设临时审查组，审查上述三组之外的提案。在三天的会议中共审议提案64件，这些提案基本上是关于市政工程以及基础性建设的，除了刘纪文“筹开首都博览会”的提案外，基本上无关文化与教育。这是新都建设中的一个致命缺陷，毕竟“一个都城不仅是靠几座官邸，几条街，几家商店或工厂便算完事，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否则都城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13]。不过，在筚路蓝缕中先侧重物质建设也是无足厚非的。文教方面的建设随后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国立编译馆、中山文化教育馆、国立戏剧学校以及国立戏剧音乐院、中央电影摄影场等等次第在首都落成，国都的规模也在“从头开始”的建设中得以初步的呈现。

自国民政府1927年奠都以来，南京的人口每年都有增加，1927年约为36万，而到1935年便增至98万^[14]，体现出了国都的南来北往与五方杂处性；在建设方面，《中央日报》曾在1935年的“双十节”以整版图片展示了部分首都的新建设，包括中央党部会议厅、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中央电影摄影场、交通部大厦、首都饭店等等，国都中这些异于“前代”宗教式、东方宫殿式，而“更多趋向于西方的科学法式”^[15]的建筑，展现着时代的风气与新都的生机。

以“新”为导向的国都建设，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形成了“少年中国”式的国都书写，“到新都来”、“南归”为首都之行赋予了走向“新生”、走向“希望”的意义。有作者自称是“南方孩子”，并把离开故都来到新都形容为“脱离了鬼域，迈进了圣宫”。新都在他眼中象征着“少年中国的活泼生命”：

当头是新宇宙：一个自由，光明，热情的世界，怎不是孩子们理想的天地呢？我真兴奋得要发狂了！……我不许眸子说一声辛苦，贪婪地，广泛地，我的视线在接触着每一个印象……

那些富丽的官舍，堂皇的衙署，整齐严肃的秩序，英俊勇壮的员司，一切正象征了少年中国的活泼生命，这等等新气景呵，在流亡人眼里：真是一帖安慰剂了！^[16]

故都在“少年中国”的比照下，被作者形容为一个“老女人”。虽然她以自己迟暮的爱与恩情，给游子以抚慰和疗养，但作为年轻人，作者不愿“被一个老女人的爱所牵制着”，“灵魂生了锈”，所以离开了故都。另外，在故都新都“老”、“少”的对照下，“南”与“北”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指向：

我们南方孩子，可骄傲，是有胆量与气魄；可希望，是有冒险与勇敢。山水赋与了灵质的秀慧，境势训练了意慨的磅礴。为光明，会像扑灯蛾的不惜牺牲它小小身子。为思想，会像蚕吐丝的不吝那最后一口气。所以展阅文化与政治的史册，南方孩子总被写在重要之章的。^[17](www.xing528.com)

燕赵健儿，则成了辽远的事实了，“几百年来在皇朝的压力下，一头头的野豹子，已成了一头头的小绵羊，不文弱，即愚鲁，古城儿女今只有懦弱，再不见古道热肠，也再不见烈性侠情了”，“把生命都赌与闲逸与游惰，把前程都葬与苟安与平庸，百万旧灵魂都快锈成泥”，萎靡成了这北国古城的心病。“年青”、“爱生命”、“爱前程”的“南方孩子”，自然希望在崇伟的中山陵与浩壮的扬子江的鼓励下，“找光，找热，找活力”，“建设一个康健的新生”。

胡适曾指出，“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18]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曾这样记录自己对国民党新政权的感受：“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19]与上述观感一致，1927年南京在建都之际，“青天白日旗插满城头，平添了许多青年军人与青年同志，精神虎虎，杀气腾腾”^[20]。正是这股新气象和虎虎生气，“把骄奢淫逸的北洋军阀官僚击个粉碎”，也正是在此种氛围中，经过短短几年“蓬勃向上”的建设后，“首都的风景线”已然可以给予游子“一种兴奋，一种震撼”：

转过新街口广场，便入了一条都市公园化的马路，马路旁有草地，冬青，法国梧桐，石凳，种种陈设，从前是没有的，在转了一个弯，便入了繁华的太平路，这路也是新筑的，宽阔而平坦，两边则大的商店林立。Radio中播放着急速的进行曲，人行道上，熙熙攘攘……从大商店中走出的妖艳姑娘，壁上五彩的电影广告，招牌、旗帜，都在我面前掠过。^[21]

这种都会的刺激，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不是类似于新感觉派笔下的上海景观吗？不，不是的，更多的文字告诉你，作为租界的大上海简直就是“地狱下的地狱”，是“恶魔撒坦住的所在”。无轨电车、红头阿三、安南巡捕、黄浦江里各国的军舰、四马路上拉夫的野鸡、戏院里的模特儿、跳舞场、跑马场、跑狗场、回力球、交易所、手枪、银元、红唇、肉腿、香槟酒的瓶子、梵哑林的弓子，这些罪恶的渊薮，正是地狱的表征，“它能够将一个呆子变成滑头，却也会把一个心地纯厚的老实人变成放刁的恶棍”。^[22]虽然新都建设的趋向“西方的科学法式”与上海有相近之处，但两者决不可同日而语，新都是有少年精神支撑的“净土”，让人心生“好好的做人”、“好好的读书做事”的念头，让人觉得“有希望”。^[23]

当我们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看到以上对新都“少年中国”气象的推崇，看到“就‘南京’两字，便告诉你它的大才它的雄姿，才称得起有四万万以上的人民，有二十三省份的地域的大中华的国都”，“任何名字都没有这宏伟，谁也说不明白大黄种族中大中华的伟大，除非它！”^[24]这类无限称赏的文字时，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这种称赏的姿态与主报树立国都中央地位的立场是一致的；看到大量的批判文字与称赏并置时，则不免有些意外。副刊的相对独立性、新都本身背负的两面性、文人的敏感以及在批判中求其进步的意识，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意外”。

这些批判文字，有指责首都的洋楼“都是粗制滥造的模仿，绝无半点儿创造的艺术味道”，一些大型建筑“好像一个小家碧玉的人做了阔太太，气派总不到家”；有指出首都日常生活之不便，尤其是水与一切卫生设备的极度缺乏，以至于秦淮河也成了一条“大阴沟”，蚊子苍蝇大量生产，痢疾盛行；有指责首都都市气息的缺乏，认为它不像一个城市，其荒凉实在与乡村相仿佛；有指出冠盖云集的新都只适合达官显贵，而实在不适合年青的穷书生居住；有指出首都人口的增加是一种“危险”，它没有工商业的条件作为基础，来南京的人“大半想在政府里谋到一官半职”，另外，乞丐的泛滥、游民的增加都有碍于首都的观瞻……^[25]最集中的批判则指向首都中依然存在的“六朝的风度”：

南朝的金粉尽管消亡，然而那风度却依然还在，那就是，名士的清谈，有闲的趣味，享乐的追逐，醉生的梦死。^[26]

一方面，在夫子庙六朝居茶馆等处，到处是悠闲的无事可做的先生们在此消磨，并有嘈杂的管弦，妖艳的歌女相伴；另一方面，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在大街小巷矗立，红绿的广告灯展现着一种新人物消遣场所应有的风度。这些旧式的消遣，新式的享乐，使南京远离了国难的气息，“永远是在六朝的流风余韵中存在”！

秦淮河、夫子庙等记录了六代繁华，充满了散逸、香艳气息的场所，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沧桑、阅过了无数兴亡，曾一度仅存斜阳衰草之古意，但它们对南京市民文化的影响力却一直没有中断。当南京再成首都之时，那种波光潋滟、纸醉金迷的情景似乎又回光返照了：

在这河的两岸，有连绵不断的楼阁，一字排的水榭和纱窗，油碧的栏杆；在河里可以看见装潢得很讲究的画舫，上面有绿漆的扶手，有华美的锦幕，虽然已经十分破旧，但是益发可以令你想起那六代豪华，南朝金粉，那种笙管嗷嘈纸醉金迷的光景。^[27]

夜晚漫步秦淮河畔，霓虹灯中泛着涟漪的河水以及依稀传来的“毛毛雨”与“桃花江”，使人不禁想起杜牧的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只不过“后庭花”变成了“毛毛雨”之类，云髻长裙弓鞋莲步的古代少女变成了曲线毕呈裸腿天足的时代姑娘。^[28] 1930年代国运危急时分，秦淮河“歌舞之场”的繁华，首都中“肉感的表演”，让警醒的文人担心终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一日，并发出“花开花落古今同，几度板桥夕阳红！六代豪华灯影里，千秋事业水声中。依然脂粉秦淮月，一样笙歌杨柳风。国事兴亡谁管得？长安日日走青骢”这样尖锐的批判之声。^[29]夫子庙和秦淮河一样散发着“六朝的风度”，傍晚时分游人肩摩踵接，有南京本地人，也有大量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而茶馆里则是“水阁开轩万炬红，金钲檀板响丁东”、“衣香鬓影灯光底，几曲霓裳绕细风”^[30]，一派闲适散逸的景象。另外，南京假期之多、南京人对于婚丧嫁娶讲求繁文缛节，以及烧香拜佛之风盛行等等，都呈现着令人质疑的“六朝的风度”。^[31]在1940年代的国都论战中，《大公报》曾发表社论，解释中国各朝代“建都北方的享国较久，建都南方的享国就较短”，认为这是因为政府设在财富之区，设施标准就较奢丽，对于国家艰难、民生疾苦不甚感觉真切，故而国家容易出乱子；若建都在北方较贫地区，其施政标准则较朴实，比较知道艰难辛苦，政简民恰自然国祚绵长。^[32]新都中呈现的六朝风度，以及这座民国都城的命运变迁，正呼应着《大公报》的分析。

新都市民阶层中存在的六朝余韵，与京中“秦淮停歌、玄武泛舟”式的文人活动（本书第3章称其为南京“京派”）相互影响，以一种文弱，甚至颓废之气稀释了新都“少年中国”般的刚健之气。1930年代国难声中，北平有令人质疑的混混鄂鄂、醉生梦死，上海有令人厌弃的歌舞升平、奢华淫荡，但南京作为国都，直接呈现着政府方面的姿态和整个国家的气运，出现纸醉金迷之状则难免更令人诟病。以拥护国都与中央为主要任务的《中央日报》，其副刊打破主报的称颂基调，直指首都中弥散的六朝气息，呈现出了副刊的魅力以及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的力度，与京中“在野”的报纸相比较还是大有不同。比如说《新民报》副刊《南京版》，在施白芜编辑期间（1936年7月1日—1937年4月30日），以观察并解剖社会现实、“尽量暴露南京黑暗面”、与被压迫者紧密连接为宗旨^[33]，批判的重心在脱离下层民众的政府机关，以及京中陡增了万千的消费者——公务员之群。《南京版》质疑“首都许多大建筑物，哪一个与民众有关？”尖锐地指出国都中贫富的极端分化以及普通南京人的被边缘化，称南京患着“肺病第三期”、“外强中干”、本质空虚不景气，甚至直接声称“革命的南京已死”……^[34]这些关乎南京国都地位以及政府中央权威的批判文字，在《中央日报》上自然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