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高”谱系中的《泱泱》
抗战胜利，《中央日报》于1945年9月返回南京出版。《中央日报》及副刊进入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中央副刊》和《泱泱》是这个阶段的两种主要副刊。前者刊登新诗、小说、散文以及杂文等，以白话文作品为主；后者则刊登诗词曲、书画、金石等传统文化、文学作品，以文言为主。两相对照之下，《泱泱》明显格调清雅，作品丰厚，《中央副刊》的规划则相对庞杂，刊登的作品水平也一般。这与民国时期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圈相对重视传统文化的存续，以及首都南京新文学基础相对薄弱这些大的文化环境有关，更受到主编卢冀野个人偏好与文学观念的影响。
本书第1章曾指出，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的南京高校是《中央日报》副刊作者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首都的文化环境影响深远。如果作一番大致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1920到1940年代这种影响力的绵邈。 1920年代，中大在南高/东大时代以《学衡》为主力，汇聚了《国学丛刊》、《史地学报》、《文哲学报》、《东南论衡》等文科刊物，欲与“北都新文化运动”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使南高/东大的文科乃至整个南京文艺界，形成传统的诗词曲创作相对繁盛、新文学基础相对薄弱的格局。1930年代，中大文科以《国风》杂志为旗帜，相继刊出孔子诞辰特刊、刘伯明先生去世九周年纪念特刊、南高二十周年纪念特刊等，继续标举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南高精神”。这种精神，与南京政府在1930年代的文化举措之内在精神颇为契合，参与了“本位文化”语境的营造。抗战八年，国都沦陷，中大同人也随之星散，其中竺可桢、梅光迪、张其昀、郭斌龢、景昌极、缪凤林、王焕镰、任美锷、李旭旦、楼光来等集中于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并以张其昀为主编，联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云南大学的教授，出有《思想与时代》[114]杂志。他们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115]，“一以发扬传统文化之精华，一以吸收西方科技之新知，欲上承南高/东大诸教授创办《学衡》杂志之宗旨，以救世而济民”[116]，对南高/东大文科对待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有所延续，并有所拓展。汪东、胡小石、汪辟疆、卢冀野、唐圭章等国文系师生则随中大迁至重庆，卢冀野在抗战中主编由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创办的《民族诗坛》[117]杂志，汇聚中大师生诗词作品，撰写其师吴梅事略以及学衡旧人吴芳吉评传，并重行组织“潜社”，在“曲录”栏刊出“潜社渝集”。时代的激荡已将当日秦淮河畔的诗酒风流化为中兴鼓吹之气，但《民族诗坛》与东大文科的风气还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接下来便是1945年抗战的胜利以及政府机关、高校的还都。在马星野的盛情邀请下，卢冀野“下海”[118]主编《中央日报》副刊。《泱泱》于1946年1月16日创刊，出版至1948年11月29日，共646期，这是卢全力编辑的副刊。可以说，《泱泱》与1920年代的《学衡》、《国学丛刊》、《史地学报》、《文哲学报》、《东南论衡》，1930年代的《国风》等，基本上属同一谱系，即欲与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北大”相抗衡的“南高”谱系，和抗战时期的《民族诗坛》、《思想与时代》等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气相求。《泱泱》是“南高”谱系与《中央日报》发生直接关联的标志，之前的《学衡》、《国风》诸刊同人虽然也经常给《中央日报》副刊供稿，但其影响主要是在文化风气的形成、文化主张的策应上。
观察东大校友、吴梅高足卢冀野在这个“南高”谱系中的言论与立场，可以增进我们对《泱泱》副刊的理解。卢冀野（1905—1951），原名卢正坤，后改名前，字冀野，自号小疏，别号饮虹，出生于金陵书香故家。[119]“自胡适之先生的文学革命说高唱入云，风景云从，颇及一时之盛”，1919年方在中学读书的卢冀野也受到影响，任情走笔，写下不少“新体诗”。1922年入东大国文系，适逢吴梅应东大聘离开北大南下，卢得以师从吴梅治曲。在东大，除了参加以吴梅为首，由王起、唐圭章、王玉章、叶光球等东大国文系诸生组成的“潜社”，定期结社习词颇受师友赏识外，1926年卢冀野还在东大“东南论衡社”主办的《东南论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诗词曲作品、论文及杂笔，其曲作多注有吴梅删润字样，论文、杂笔有《泰州学派源流述略》、《春雨琴声》、《清代女诗人一瞥》、《所望于今之执笔者》等。从《所望于今之执笔者》中卢应对“君等之《论衡》，故为艰深之修辞，其有复古之意，而甘心迷恋骸骨乎”的诘问，以及为《论衡》辩护的姿态看，他应是该刊的主力成员。《东南论衡》以文言为主，文学部分的撰稿者除吴梅、卢冀野、王玉章、唐圭章等“潜社”同人外，还有胡先骕、刘永济、范存忠、黄仲苏、张世禄、厉小通等人，与《学衡》、《国风》等内容侧重不同，风格与内在立场则相似。卢冀野熏染于东大文风中，逐渐形成对白话/文言，新/旧文学的看法。1926年他集数年来所作的“近于旧诗词曲”的“新体诗”，选录32篇成《春雨》集，在诗序中提出“以旧格律传新精神”的“新文学观”：
溯逊满晚季，新文学盛称一时。所谓新文学者，以旧格律传新精神。如南社马君武辈，新会梁任公，其文传诵至今。洎乎胡适海外归来，复以新文学相号召。彼之新文学，初止于用白话而已。其后和者议纷，破除陈骸无遗（彼等称旧律为骸骨），于是口所道，心所思，无论为情绪之表现，理知之寄托，悉名之诗，“啊，罢，啦，呀”，语尾辞遍纸上，比来报章犹可见及。若是诗篇，日数首，月积一集，识者病之。[120]
此段论说，对胡适等人提倡的新文学运动不以为然，而“骸骨”一说，则可回溯至1920年代初以《文学周报》为阵地的新文学阵营与南高师生间关于“骸骨的迷恋”的论争。对于自己的“新体”尝试，卢则颇为自得，自视“正统派”，吴梅当时对于新体诗的意见，“也是多多采取词曲，正像金冬心、徐洄溪‘自度曲’一样作法”[121]，这对卢更是一种鼓励。1930年，卢冀野又一册新体试验诗集《绿帘》由开明书店出版，不过，此时他对于新体已无太多热情，对于其能否取代旧体表示出强烈的怀疑，“而今而后，说不定我或者便与此绝缘。因为这一两年来，我最迷信‘旧坛盛新醴’（New wine in old bottle）之说”[122]，事实上，卢自此罕有此种白话新体诗的创作。不管是“以旧格律传新精神”，还是“旧坛盛新醴”，其文学观与学衡同人都颇为贴近，尤其是其中的吴宓和吴芳吉。(www.xing528.com)
1932年，学衡派重要诗人吴芳吉去世，《学衡》此时已不得定期出版，刚创立的《国风》杂志自1卷4号起先后刊登了吴宓、柳诒徵、刘永济、卢冀野等人的悼念诗文，与吴宓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大量的追悼文章相互呼应。卢冀野此时在河南大学任教，除在《国风》上撰文外，他在自己主持的《河南民国日报》特刊《会友》上发表《吴芳吉评传》，在抗战时期他主持的《民族诗坛》3卷6期上继续刊出这篇评传，将吴大量诗作增附于评传之中，并刊登吴弟子周光午对其师作品的笺证，对吴芳吉一直保持称颂之意。在《吴芳吉评传》中，卢对于吴在长沙办的《湘君》杂志以及其驳斥胡适的《论吾人眼中新旧文学观》等文颇为看重，对其坚持在诗中保留“无邪之教，逆志之说，辞达之诚，行远之箴”，以及在艺术手法上坚持“遣韵必协，设辞必丽，起调必工，结意必远”深以为然。 [123] 1938年10月10日、19日、21日卢冀野以《民族诗坛》主编人身份应教育部邀请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民国以来我民族诗歌》，该演说可视为其诗学观的总结。在演说中，他认为自胡适提倡的白话诗，到后来的无韵诗、散文诗、小诗和西洋诗体等“新体白话诗”，“在内容方面说来，较旧体更觉贫弱，我们只见新的烂调套语，铺满纸上”，“大家认为是失败了”，而与之“相反对”的学衡派“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则更为公允：
胡步曾先生的《中国文学改良论》、《文学之标准》、《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这几篇论文皆抨击胡适而击中要害。胡步曾先生在文学上有很深的修养，不过笃古太过。力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者是吴雨僧先生，《学衡》杂志的主编者。他曾系统的介绍西洋文学到中国来，也能够取异国文体之长，与我们旧有的技巧相融合。客观的说：他的主张是最中正公允的……他在《大公报》上所编“文学副刊”，所予给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埋没的。[124]
由此卢冀野坚定了“旧瓶新酒”说，这里的旧瓶，不独为旧有诗体，还包括词曲等“大大小小不同的瓶”。卢的代表作有《明清戏曲史》、《读曲小识》、《八股文小史》、《冶城旧话》（笔记）、《饮虹乐府》（散曲）、《饮虹五种》（杂剧）、《中兴鼓吹》（词）等，吴梅称其曲可“传世行后”，将其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125]老辈文人如陈衍、夏敬观等对其诗词作品也多有推崇。[126]吴宓在1934年自编的《吴宓诗集》的附录中，认为卢“以其刚健愉快之精神，使吾侪中正宏通之主张，得见知于莘莘学子及芸芸群众”，在河南编辑《会友》时亦本“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宗旨，多可诵之作，可见吴已将其视为同道中人。[127]卢在重庆主持《民族诗坛》时，吴宓曾从云南来书，对该刊“多所奖励”，并许为之撰稿。[128]相反，新文学中人如夏丏尊因卢不大写语体文而爱弄元明人的曲，戏称其为“明朝人”，徐志摩则直呼其为“旧诗人”。[129]曹禺则认为“这些年来能运用新字眼入旧体的”，只有苏曼殊和卢冀野两人，对卢在融通新旧方面的评价很高，对此评卢甚为满意。[130]
《泱泱》是卢继《会友》、《民族诗坛》等编辑的刊物，也延续着自《学衡》以降中大文科偏重传统文学的主流风气。《泱泱》征稿启事标明欢迎下列内容：一、近代掌故，二、生活随笔，三、报告文学，四、趣味小品，五、短论，六、人物描写，七、短篇小说及诗歌（无论新体古近体词曲）。虽然欢迎的文类颇多，对于新旧体也没有限制，事实上，646期的《泱泱》仍以传统的诗词曲，以及掌故、考证、研究文字为主，所谓的新体小说、诗歌几乎不见踪迹，其刊头亦为传统的山川风物写意画或篆刻作品，格调古朴。卢冀野的友人称“谁说诗坛今冷落，泱泱风味篇篇新”，认为《泱泱》仍“一本民族诗坛格调”[131]；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它“须作文艺之导师；执骚坛之牛耳；发扬古朴优美之文化；激发刚健充沛之正气”，因为“报纸副刊大率新旧杂陈，徒资遣兴，其别出蹊径，古调独弹者，当首推‘泱泱’，逆挽颓风，保存国粹，张皇幽微，雨晦鸡鸣，舍‘泱泱’其又谁属？”[132]卢对于这份刊物十分用心，自认“是用全副精神在工作”，当出满百期或逢周年纪念，他大致都会写一篇文章进行总结，在“要能广博要能高”[133]的自我期许下，有意将《泱泱》引向传统文化风味中，作为“全国风雅的总汇”，表征出泱泱“大国民的风度”。在《三年来的泱泱》[134]中，卢颇为自得，认为《泱泱》对旧体文学抱“旧瓶新酒的主张”，经过三年时间已自成“定型”，“和国内其他报纸的副刊并没有很相像的；有之，也只是普通的兄弟伙子，不似孪生的那样相像”。
将《泱泱》视为与《学衡》、《国风》等一脉的刊物，一方面出于其内在文学观及文体选择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人员聚合上的相似性。在《泱泱》上，柳诒徵、汪东、吴宓、汪辟疆、姚锡钧、范存忠、郑鹤声、唐圭章、王玉章等原南高/东大的师生得以文笔相聚，而诸如对东大教授王伯沆、胡翔冬等教授的悼念文章，也有浓厚的怀旧之感。值得补充的是，与《泱泱》的诗词唱和、掌故小品相对照的，是由方豪、罗根泽、段熙仲先后编辑的《文史周刊》。这份副刊以刊登文史类学术论文为主，南高/东大的校友或当时中大的教授也是主要的撰稿者，包括张世禄、罗根泽、郑文、吴世昌、王季星、陈定闳、李翊灼、郑鹤声、卢冀野、王玉章、任美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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