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副刊》的统一战线

二、《中央副刊》的“统一战线”

与梁实秋不同，孙伏园在编辑《中央副刊》时，紧密结合抗战主潮，以兼收并蓄的姿态，试图将副刊纳入统一战线话语空间中。《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从梁实秋换为孙伏园，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国民党宣传机关在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中的压力。

在副刊编辑方面，孙伏园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相继编过《国民公报》副刊（1919）、《晨报副刊》（1921—1924）、《京报副刊》（1924—1926）、汉口《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27）等。《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在宣传新文化运动、鼓励新文学创作方面不遗余力，《中央副刊》则顺应了当时的革命文化主潮。总体来说，孙伏园编辑的副刊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与时代主潮紧密结合；文艺、思想、学术兼收并蓄，知识性趣味性并重；善于联络作者、组织话题。^[103]《中央日报》社长陈博生之所以邀请孙伏园编《中央副刊》，自然也是看到了他在这方面的经验。^[104]另外，1930至1940年代，孙伏园曾与政府有过多次合作，这也是《中央日报》能够接纳他的重要原因。前文已经提到，1937年孙曾以平教会成员身份担任湖南省衡山县县长、1941年开始担任国民党政治部《士兵月刊》社长。

编辑《中央副刊》时，孙伏园除了在国民党政治部供职外，还与文协这个战时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1年3月，孙当选文协第三届理事，和郑伯奇一起主持研究部，当时文协总务部的负责人为老舍、华林，组织部为王平陵、黄芝冈，出版部为姚篷子、孔罗荪，这届理事和各部负责人一直工作到1943年。在1943和1945年两次换届选举中，孙伏园继续当选理事。^[105]在《文协五周年》一文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抗战与文艺关系的认识：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天津大公报写过一篇文字，叫做《抗战时期文艺工作者干什么？》，我的结论是：依然不要忘了文艺。……我们不要以为抗战建国是生活以外的一件临时工作，在全国总动员的意义之下，抗战建国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只要是有助于抗战建国的，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要归结到这一件大业。文艺也是如此。^[106]

对于文协五年来的工作，孙伏园有以下肯定：“我们没有偏执一己的成见而无端虚耗了抗敌的力量”；“我们没有（或者极少）发表一篇文字，其内容是无补于甚至有害于抗战的”；在文协的鼓励下，文艺工作的产量各方面成绩“都不坏”，“可以堵住有些人所说‘文艺必须有个性，有派别，一致的目的反而妨害文艺的发展’等谬说”。在抗战中，文艺要全面服从抗战建国大业，文艺工作者应该消除“一己之成见”、超越派别团结起来，这是文协的立场，也是孙伏园编辑《中央副刊》的宗旨。

从《中央副刊》的撰稿人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孙伏园在抗战期间团结作家、维护统一战线的愿望。这里不仅有陈立夫、陈布雷、程天放、冯玉祥、华林、陶百川、王平陵、易君左、张道藩、周曙山这些代表官方的作者，也有郭沫若、孔罗荪、安娥等左翼作家，以及老舍、丰子恺、许寿裳、吴祖光、谢冰莹、常任侠、孟十还等进步文人。《中央日报》1928到1949年的副刊中，《中央副刊》的作者面是最广的，显示了孙伏园的编刊能力和魄力。当然，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背景下，国民党党报的副刊不可能真正兼收并蓄，孙伏园可以突破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中央副刊》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宣扬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文章^[107]，这些文章代表着国民党的基本价值观，孙伏园并未对此提出质疑。《中央副刊》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文艺方面。(www.xing528.com)

抗战时期诗人节的提出与正式设立，反映出文艺界以屈原的爱国精神自我激励、团结一致面向抗战的意愿。发起人包括了左、中、右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而由文协出面组织设立，也显示出这个节日的超越党派性。^[108] 1941年5月30日第一届诗人节纪念会，参加者包括于右任、陈立夫、梁寒操、冯玉祥、老舍、郭沫若、阳翰笙等二百余人，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新蜀报》等报均有纪念文章，表现出了文艺界的团结氛围。孙伏园抓住这个话题，纪念会当日，便在《中央日报》上辟有“诗人节专页”，刊登了钱用和的《吊屈原》、易君左的《大民族诗之再建——为纪念屈原而作》、老舍的《论新诗》、安娥的《吊屈原》、堵述初的《屈原之歌》以及他自己的《文艺的地方性与通俗性》等文章，把观念、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的作家融汇到一个版面上。纪念日之后，《中央副刊》还刊发文章，对诗人节中重庆各报的纪念特刊进行了总结和评述。^[109]这些报纸包括《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国民公报》、《扫荡报》等。1942年1月24日到2月7日，孙伏园拿出《中央副刊》十个版面刊登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鉴于郭沫若的左翼文化背景、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以及《屈原》的讽喻色彩，孙伏园的这个“胆识”确实“震撼人心”，诸多回忆文章都提到孙为此被国民党“赶出《中央日报》”^[110]。不过，若关注《中央副刊》本身，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对抗色彩并没有事后的追忆那般激烈，发表《屈原》更多传达了孙伏园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一种理解，这和他对诗人节的重视是一致的。《中央副刊》上发表的解读《屈原》的文章，如孙伏园的《读屈原剧本》（1942年2月7日）、陈纪滢的《关于屈原片断》（1942年4月7日）、严恩纹的《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读楚辞》（1942年5月12日）等，强调“正气”、“中国精神”和“民族意识”，并没有指出它在反抗国内暴政上的讽喻性。孙伏园也没有因为发表《屈原》与国民党彻底对立，1943年他还在《中央日报》发表《平等新约与民众教育》（1943年2月5日）、《文协五周年》（1943年3月27日）等文章，另外，他在国民党政治部《士兵月刊》社长的职务也没有因此被撤销。

应该说，孙伏园在《中央副刊》发表《屈原》，出发点是团结作家、维护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他希望借该剧彰显“杀身成仁”以及“牺牲了生命以换取精神的独立自由”的“中国精神”，^[111]以抗击日本的侵略。《屈原》发表，尤其是上演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强烈的政治讽喻效果，远远超出了孙的想象。当屈原警示昏庸的楚怀王“你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河山”，怒斥阴险奸佞的南后“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的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发出“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怀抱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这种怒吼时，该剧“借古讽今”的意义不言而喻。它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皖南事变”后中国的抗战局面，正如郭沫若所说：“整个中国的局面又处到了二千年前楚国所遭遇的境遇，外有比虎狼之秦更残暴的日寇，内有比令尹子兰楚怀王和郑袖等等更坏蛋的卖国君臣”^[112]。这对在抗战中不断制造反共高潮，破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国民党“文运大员”对诗人节及《屈原》态度日益冷漠，甚至以“诳诞偏激”、“恃才扬己”、“诽谤当道”对屈原加以诋毁，正显示出当局的心虚。^[113]《屈原》的发表，成了战时《中央副刊》的重大事件。

另外需要补充提到的是“胜利后的中国”征文活动。征文启事自1941年8月至9月连续在《中央日报》头版刊登，启事中说：

最后胜利的获得，因国内进步的加速，与国际形势的好转，更多了一层保障。胜利后的中国，一定是富强康乐的，同时也是辛勤振奋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能想到。但是我们全国同胞，从心目中，一定还有一个详细的“胜利后的中国”的想象。 自然“胜利后的中国”早在中央设计之中，但若我们每一位同胞都能把他的“胜利后的中国”写出来，那对于中央设计机关也是有帮助的……

此次征文活动希望参加者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写出对于“胜利后的中国”的想象，也给中央的设计提供参考。这次活动共有一百多人参加，以来稿文体论，包括了论文、小说、杂文、诗歌、演讲稿等；以作者身份论，不限于文艺工作者，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农业、工业各领域的人才。1941年10月至11月，孙伏园在来稿中选择发表了十几篇，包括蒋星德、罗治清论战后中国政治（10月1日、2日），张其泽论战后的中国矿业（10月18日），沈绳一论战后的中国航业（10月29日、30日），张友直论战后黄河的治理（11月26日）等文章，也包括常思的《胜利的憧憬》（10月15日）、龚弘的《一个小乡村的傍晚》（11月20日）、程铮的《憧憬》（11月22日、23日）等文学作品。这次以抗战建国为基调的征文活动，充分显示了孙伏园的编辑才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农业、工业各领域人才对于战后中国的期待与设计，也增强了《中央副刊》的统一战线色彩。

“在全国总动员的意义之下，抗战建国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只要是有助于抗战建国的，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要归结到这一件大业”，这是孙伏园对于抗战的认识。他编辑《中央副刊》时，也是本着抗战第一的宗旨，容纳政治倾向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的作者，使之呈现出统一战线色彩。当然，在官营体制和党报意识形态机制作用下，孙伏园可以发挥的空间实际上非常有限，这种“统一战线”是短暂的、表面的。1942年6月到1943年3月《中央日报》与国民党军方的《扫荡报》出联合版，《中央副刊》被取消。1943年底《中央副刊》复刊，主编换成了王新命，这份副刊为鼓吹国民党“全民族中流砥柱”地位不遗余力，“统一战线”色彩也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