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的《平明》与抗战无关？

一、从《平明》看“与抗战无关”论

《平明》创刊于1938年的9月15日。“平明”与“黑暗”相对，是对抗战阶段的一种理解。《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平明》一文，很好地解释了《平明》副刊面向抗战的宗旨。他在文中说，经过了一年的抗战，“时代向前进展，正是一天光明一天”，“长夜渐过，平明将临”；在这个平明时期，“可爱的社会，可爱的农村，可爱的祖国，整齐步伐随着抗战向前进步”，正在“胚胎未来的灿烂”，预示着战后中国将会出现“异样的光明”；每一个处于平明期的国人，“定须追踪光明，共同奋斗”，《平明》的发刊，是“想把平明时期中各方面透露的光明，给他一个有组织有形体的放送”。程沧波对于《平明》的题材也有所指示：

在这小刊物中，我们要搜集代表平明时期一切现实的描写，如民歌，戏剧，战记，农村，民兵，流亡，野战等文字，更希望刊载这时期“反平明”潮流的一切批评，如旧社会旧心理旧道德的具体批评文字。那两种性质的文字，我们相信同有助于平明时期的进展……

这就把《平明》为抗战服务的主旨说得很清楚了。程对于这份副刊抱有很高的期待，他希望文化界“赞助”它，认为这种赞助，“便是扶助大时代的演进，便是促进大光明的照临”。

最初担任《平明》编辑的是陈凤兮^[77]，大致从1938年的9月到11月。从这近三个月的《平明》看，它与抗战是息息相关的，发表的作品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包括各地救亡通讯、战区素描、抗战诗歌、流亡生活、文化情报以及士兵日记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逃亡曲》（创刊号）、《行军杂记——东线平安无事》（创刊号）、《今日的南京》（9月19日）、《战地通讯——苏州人没有死》（9月20日）、《没有了家乡》（10月12日）、《血债》（10月15日）、《梦怀沦陷区友人》（11月2日）等。另外，由于程沧波的“扶持”，余上沅还利用《平明》的版面复刊了《戏剧周刊》，把国立戏剧学校与《中央日报》被战事打断的合作延续下来。^[78]在南京出版时期，国立戏剧学校和《戏剧周刊》的探索学院化色彩非常浓厚，而到了战时重庆，《戏剧周刊》则紧密围绕着抗战，强调“戏剧入伍”^[79]，集中探讨“街头剧”的写作和演出、介绍战时国内外的戏剧运动等。

梁实秋于1938年12月1日接编《平明》。当时，他以国家社会党代表身份列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受张道藩之邀在教育部担任中小学教科书组主任。接编当日，梁实秋刊出一则《编者的话》，其中谈到了他对抗战与文艺关系的理解：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与抗战无关”论争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段话引起的。在这场论争中，重庆的《抗战文艺》、《文学月报》、《大公报》、《新蜀报》等刊物，连续发表了孔罗荪、陈白尘、安娥、姚篷子、宋之的等文协和左翼文人的批驳文字，昆明、桂林、香港以及上海孤岛等地也有作者参加，影响比较大。批评者大多抓住“与抗战无关”字眼做文章，围绕抗战时期文艺的题材、抗战中的政治立场等问题对梁实秋展开批判，重点则落在政治立场的批判上。比如说，孔罗荪曾暗示梁实秋有汉奸主义的嫌疑，认为“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大多在汉奸报纸上出现，如天津的《庸报》、上海的《新申报》等，在重庆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80]；姚蓬子认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转入“更艰苦的第二阶段”出现，“不能不视作一种可怕的新倾向的抬头，而加以严肃的注意”^[81]。另外，梁实秋的主张在国民党党报的副刊上出现，更令批评者产生与政治有关的联想，对执政党的抗战决心有所怀疑。黄芝冈就认为，“副刊的主编人不能离报的主持人的意旨而另出主张，他只有执行他的意旨，并和正张呼吸相应”，梁实秋主张的背后自然有《中央日报》主持人的“意旨”。^[82]张恨水也认为，副刊编辑和报馆的关系，正如“厨子”和“老板”的关系，梁实秋的主张并不是他一个人的。^[83]对于这场以政治批判为重点的论争，梁实秋有两篇正面回应的文字，都发表在《平明》上，一篇是《“与抗战无关”》（1938年12月6日），一篇是《梁实秋告辞》（1939年4月1日）。他认为批评者主要来自左翼阵营，他们用了左翼作家的“笔法”，不是“在理论上辩驳”，而是断章取义，进行“谩骂与诬蔑”。1980年代以来，为梁实秋“平反”的人不少，最典型的是柯灵。他认为这场论争是梁实秋与左翼文坛的宿怨导致的，梁并没有提出“与抗战无关”论，左翼文人有“曲解的嫌疑”，另外，他认为即便在抗战时期，文艺也应该多样化，“容少许与抗战无关”，梁的主张无足厚非。^[84]我们不急于对这场论争进行评述，而是希望回到《平明》副刊，看梁实秋对于文艺和抗战的关系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他编辑的《平明》到底呈现了怎样的面貌。

认真读《编者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梁实秋确实提出了“与抗战无关”，并非批评者断章取义。“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这句话，表面上说得比较周全、稳妥，但如果联系上下文看，其中的挑衅意味非常明显。在《编者的话》中，梁实秋一上来就声称自己不知道文坛“座落何处”，不知道谁是“盟主”，谁是“大将”，并强调自己不会拉稿等等，显示出他对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排斥。另外，我们要注意到，他的“有关”、“无关”论是在质疑“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与“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整体氛围充满抵触。对于“抗战八股”，他更是抱着敌对的态度，不是想着怎么改进和提高，使文艺更好地为抗战服务，而是劝作家不要勉强“截搭”。即便在今天，我们也很容易看出，梁实秋对抗战文艺评价不高，也不积极，他的语意重点和情感偏向在“与抗战无关”。

在《梁实秋告辞》中，梁宣称：“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材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为梁辩护的文章往往引用这一段，认为梁并没有蓄意鼓吹“与抗战无关”论，在全面抗战的现实下，梁也受到影响，“部分或暂时”改变了自己的文学观。^[85]当然，副刊的面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编者的观念，但是两者之间未必就能画等号，一份以自然来稿为主的副刊，它的面貌有时便会逾出编辑的观念。拿1930年代储安平编辑的《中央日报副刊》来说，他试图从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监督政府，可实际上许多来稿都逾出了他的期待视野，鼓吹“领袖制度”和专制政治。梁实秋编辑《平明》时，没有“拉”稿，“稿子十分之九以上是投寄来的”^[86]，这就决定了《平明》不可能与抗战无关。正如孔罗荪所说：

这次的战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他波及到的地方，已不仅限于通都大邑，他已扩大到达于中国底每一个纤微，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历史所无，在这种情况之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做看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87]

在《平明》上，我们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中华民族在日本蹂躏下的惨状：

每天早上学生也强迫去向日本天皇与皇后叩头！(www.xing528.com)

南京的商店与货栈里有百分之九十七的货物是日本制造的。

每个人也要向日本陆军当局领取通行证（每张法币五元）。没有通行证，就要受恶劣的待遇与枪毙。打踢中国人是日本人日常的动作。（南京）

日本强迫中国的老百姓，商店，农民接受日本军用“票”。但凡胆敢拒绝接受的人，都要到公园去施以切断手指与耳朵的恐嚇。（杭州）

车到了无锡，我很惊讶日本不宣而战的结果会使百分之九十七的房子被毁掉或烧掉……青年妇女在路上给日本兵捉去就带到僻静的地方——母亲或是丈夫也无能为力的。（无锡）^[88]

敌人一跑进百姓的家里，亦不开口，一见女人就像色情狂一样的疯癫野蛮，要是碰不见女人，敌人就用刺刀向上戳穿了天花板，看看有没有女人的踪迹，甚至敌人像上战场一样的疯狂，跳上稻草的堆篷上，用刺刀狠命的向下刺戳……有不知道多少女同胞在这种场合里，因为没有抵抗的勇气和力量，来保守她们祖国遗留给她们的青白身体，而受敌人的刺刀戳穿了她们的心脏，在稻草堆里有她们的血迹，有她们贞魂不散的遗躯，等着我们为她们雪耻复仇而后才会瞑目。（苏州）^[89]

除了这些血淋淋的描述外，《平明》上还发表了部分士兵生活、战场描写、标语口号等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江滨的系列小说《在敌人的后方》（1938年12月21日）、《打郯城》（1938年12月26日、27日）、《江阴一夜》 （1939年1月5日、7日）、《大战马当》（1939年1月9日）、《在×××后方医院》（1939年1月22日、23日）、《流民图》（1939年1月30日—2月9日）、《王镇长》（1939年2月20日—28日）、《新生第一年》（1939年3月23日—30日）等，萧远徵等国立艺专学生的“抗敌木刻”系列（1938年12月）也与抗战紧密结合。讲述个人战时体验、与抗战间接相关的文字，在《平明》上自成特色。吴祖光的《睡与梦》、徐芳的《乡居日记》、陈梦荻的《家》、陈瘦竹的《卖书记》、蓝田的《北望》、杨云慧的《忆长沙》、流金的《忆》、侯飞的《周年祭》等作品都是基于战时个人体验的文字，把抗战、个人、文学三者有机地协调起来。^[90]

《平明》刊发与抗战直接、间接相关的作品，并不代表梁实秋积极提倡抗战文艺。事实上，即便面对来稿中血淋淋的现实，梁也没有放弃他的“与抗战无关”论。在“与抗战无关”论争中，梁实秋正面回应很少，只有《“与抗战无关”》、《梁实秋告辞》两篇，但他在编辑《平明》时刊发了几篇与论争相关的文章，有为自己代言的味道。陈瘦竹在《血腥文学》中指出，文学要以艺术为中心，“目前的抗战文学问题，不是思想上的问题而是艺术上的问题”，文学批评界“对于作品的思想或者意识看得比艺术还要紧，这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刻意强调“立意正确”，产生一些“血腥气太浓”的作品，是无益于抗战的。^[91]陈梦荻在评述雨果的诗歌与戏剧时，强调“一切都要过去，只有艺术才是永远的”。^[92]柳青则对抗战中涌现的“朗诵诗”和“集体创作”不以为然，认为标榜“朗诵诗”是在“巧立名目”，“集体创作”产生不了立体、有深度的作品。^[93]在《后方文人的苦闷及其出路》一文中，柳青更是提出“作品之根基在生活，生活既非抗战，何来抗战作品”，认为后方文人写前线作品是“自欺欺人”、“无中生有”，他的讽刺之语今天读来仍非常刺耳：

他们虽然对于成为时代核心的前线生活毫无体验或者体验不够，可是不甘于沉默，一半为了聊尽文人的实职，一半干脆为了名利，于是拼命架起空中楼阁，制造抗战作品……^[94]

虽然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希望从抗战建国的角度，扩大文艺的题材，不是主张与抗战无关，但字里行间充满讽刺意味。梁实秋在“与抗战无关”论争中刊发这样的文章，不可能毫无用意。另外，《平明》发表了徐丹甫的《说酒》、杨业文的《看火》和《握手》、子佳的《拥挤》、思过翻译的《怎样增加读书的速度》、召音的《吃醋》、文茜的《为什么不说实话？》和《小账》、李敬的《怎么拜访人》、吴定之的《狗》、叶野的《猫》等文章，谈的是常态的人情事理，可以说与抗战毫无关联，这些文章大部分出自梁实秋之手^[95]，与他1940年代创作的“雅舍小品”风格一致。回到《平明》本身，我们可看出，梁实秋不仅提出了“与抗战无关”论，而且试图通过编辑和写作活动，宣扬他的主张。

梁实秋对抗战文艺，尤其是对“抗战八股”的抵触，很可能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1920年代，梁相继出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两个文学批评论文集，提出以人性为中心的文学史观。他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伟大的文学“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这个普遍的人性“乃文学批评惟一之标准”，它以“理性的纪律”作为基础，“根本是不变的”。^[96]在这种文学人性论的指引下，梁认为五四新文学“叛离人性中心”，是一场“浪漫的混乱”；他否认文学的“阶级论”，在1930年代与左翼作家围绕“人性”和“阶级性”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对于文学的题材、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梁实秋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学里面最专横无理的事，便是题材的限制”，“题材的选择是由作者自己的经验与性格决定的，并不受外来的限制。凡受外来的限制者，其作品必无生气，必不真挚”。^[97]对于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梁认为“文学与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但是那关系不太大，不太重要”，“大多数作品不直接的反映当时历史状况”，“记录历史事件的作品，往往不是最伟大的文学，愈是次要的作品愈常反映当时的环境”。^[98]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梁实秋曾编辑《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他认为文艺“对于挽救国难不能有什么大的贡献”^[99]，所以这份副刊主要针对文学本身进行一些学院化的探讨，与现实的国难无关，在“七七事变”前后，副刊上刊登的文章与时局也没有任何关联。^[100]从这个脉络看梁实秋对抗战文艺的态度，我们就不会觉得突兀了。他以人性为中心的文学观并没有根本改变，抗战文艺这种限定题材、表现时代的文艺形态，在他眼中，自然不是文艺的全部，“抗战八股”离他的文学标准就更远了。

在“与抗战无关”论争中，梁实秋希望批评者“在理论上辩驳”，而批评者（不限于左翼作家）则把重点落在政治立场的批判之上，两者处在不同的层面。在质疑批评者“无限上纲”^[101]之前，我们首先应注意到梁实秋立论的不合时宜。从时间上看，1938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十分危急，武汉失守后，“亡国论”甚嚣尘上。汪精卫的叛国“艳电”发表于1938年12月29日，正值梁实秋主编《平明》并提出“与抗战无关”之际。从地点上看，继华北、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陪都重庆面临着巨大考验，国民党政府在战与和这样的大是大非上立场有所模糊，梁实秋此时在重庆、在国民党中央党报副刊上提出“与抗战无关”，这个事件的影响怎么可能局限于文学观念的讨论？作为党报，《平明》副刊在本质上便具有政治意味，这和梁实秋之前编辑的《时事新报·青光》、《益世报·文学周刊》、《世界日报·学文周刊》、《北平晨报·文艺》等副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这个角度讲，文协和左翼文人将批判上升到政治层面，是合情合理的。

在评述“与抗战无关”论争时，我们往往从梁实秋和批评者两方面观察，对《中央日报》及《平明》本身有所忽略。从《中央日报》的角度考量，在论争中，梁疏离抗战文学、抵触统一战线的形象，使这份代表中央的报纸在统一战线话语空间中处境尴尬；《平明》副刊本是《中央日报》面向抗战设置的，在梁“稍为不同”的意见下，也显得不合时宜。老舍曾代表文协致信《中央日报》，指出“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但梁实秋在编辑《平明》副刊时，“态度轻佻，出语儇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上所仅见”，将“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这封信表面上指向梁实秋，字里行间则认为《中央日报》有纵容之嫌，虽然由于张道藩的干涉，此信没有能够公开发表，但《中央日报》处境的尴尬是可以想见的。^[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