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营体制下压抑的文学与文学者

三、被压抑的文学与“文学者”

在进入《中央日报》前，储身上有两种气质：一是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热心，那些充满自信和激情的表述，表现出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事功意识和使命感；一是对文学的兴趣，在他的抒情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敏感和忧郁。这种事功意识和抒情气质，构成了储安平特有的矛盾，他在《说谎者》^[56]一书的自序中说：

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诅咒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

在这里，文学与事功的对立，被储比照为感情与理智的对立。在两者之间，储把自己身上流淌的“怅惘”、“懦弱”这种感情因子当成需要努力克服的对象，他追慕的是那种“刚强的意志”^[57]，亦即理性的力量。理性带来“像拿破仑图霸欧洲那样的雄心”，引诱着储走向自己“英雄的梦”^[58]，促使储告别那个敏感忧郁、吟唱心灵的自我，压抑着他在文学方面的发展面向。在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时，他用最多的精力经营《中副》，将之视为实践自己参政理念的舞台。《中央公园》和《文学周刊》则是文艺类的副刊，储在断断续续编辑这两种副刊时，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对文学和文学者的压抑。

1933年12月5日，年轻的诗人朱湘投江自沉，在文坛引发了关于“朱湘之死”的讨论。何家槐是较早发表看法的，他在1933年12月17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朱湘之死》一文，指出其死值得关注，因为它的意义不限于朱湘一人，而是大批彷徨跋路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何接着致信储安平，该信刊在《中央公园》1934年新岁特号上，题为《元旦征答》，希望能借《中央公园》继续展开对朱湘之死的讨论。

储以1月10号为截稿期，共收到应征文章22篇^[59]，在《中央公园》上连载了10篇，另外还陆陆续续刊载了一些相关文章。与赵景深、柳无忌等朱湘朋辈在《青年界》和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60]等处刊发的“朱湘纪念专号”相比，《中央公园》的讨论文章同情与慨叹的声音相对较少。张鸣春、章伯雨、白鸿、沈谔、余之伴等人都将朱湘之死归于个性因素，认为其死于“文人的剧烈的歇斯底里症”，死在“怪僻和孤熬的性情里面”，属于“中国名人的变态行为”。^[61]作为编者的储安平，在讨论之中保持了一种冷漠的姿态，他在1934年1月15日的“编者按”中表示对于朱湘自杀事件“一无意见”，亦无文章可做。刊登在同日，没有署名的《题外文章·什么诗人文人》语气与储相仿，作者说自己对于朱湘事件“没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但他从此事件说开去，表达了对“文学家”习气的强烈不满，认为他们往往把自己看成“人类的至圣”，对于一切都取攻击态度，而“社会根本上是一群人组成的，功过大家都应当负责”，但那些诗人与文学家往往逃避他们应负的责任，不能“作有打算的生活，作有经纬的事情”。联系储安平之后发表的批评“文学者”的文章，这篇《题外文章》正代表了储对于朱湘之死的看法，他从朱湘的轻生自杀衍生出自己对于文学者的不满。

也就是在1934年的元旦，杨振声发表了《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62]一文，赋予文学庄重崇高的使命，希望文学作品“创造一个勇敢，光明的新国魂”，在“创造一个新中国”中负起自己的责任。储安平向读者介绍了这篇文章，在《论文学者》^[63]中，储表示同意杨的意见，不过，他觉得，要在今日中国创造一份新的健全的文学，“先决条件，必须在这个社会上有一批健全的文学者”，“在讨论今日中国文学的内容以前，须得先注意到负‘今日中国文学责任’的文学者本身的生活训练的健全与否的这一点上”。他对文学者评价是比较低的，《论文学者》一文集中表达了储对文学者的不满。他强调的是“负责”、“健全”、“系统”、“条理”，而在文学者身上他更多发现的是“浪漫”、“随意”、缺乏办事和应世能力。他站在一个有强烈事功意识的公民的角度，看待在生活中挣扎的文人的境遇，很容易遮蔽掉以个人情性表达为核心的文学，在制度化体制化的社会中可能存在的疏离感和脆弱性，从而缺乏一种同情。另外，30年代文学在社会改造中的价值，在储这里也不被看重，他甚至引用吴稚晖对文学惊人的调侃之语“文学不死，大祸不止”，表明对文学社会功用的质疑。^[64]

储安平编辑的《中央公园》、《文学周刊》，主要是陈梦家、孙毓棠、方玮德、曹葆华、孙洵侯、李长之、林庚这些新月派或广义京派作家的园地。储自己就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与上述作者是朋辈关系，作为编者自然会带上自己的好尚。在储的观念中，新月派或广义上的京派作品，虽然“在气魄上比较小一些”^[65]，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却是真正好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里面有文坛缺少的“严正的格律”和“文学的尊严”^[66] 。 1935年11月开始，储还编辑了一份“纯粹的文学刊物”《文学时代》，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有老舍、宗白华、臧克家、梁宗岱、陈梦家、余上沅等；在1940年代储独立创办的《观察》杂志上，文艺栏占了极小的篇幅，这个篇幅，主要还是留给卞之琳、李广田、曹禺、梁实秋、叶公超、萧乾、陈梦家、袁昌英这些京派作家。在强调文学的“格律”与“尊严”时，储对于上海文坛表现出极度的不满，也可以算是他对当时京海派论争的一种态度：(www.xing528.com)

目下中国的文坛，特别是上海文坛，实为“垄断”和“下流”，两种习气所毁伤……我们试观现在上海的文坛，俨然各有组织，各有阵营。彼此攻讦，彼此戕杀。……我们试看，现在上海一般文人，三日一短篇，七日一长篇，那种机器式的制作，如何使我们能够读到充实的创作？……^[67]

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幽默文学被时人称为当时上海文坛的“四大主潮”，而其中幽默小品又独领风骚。^[68]储大有将这四种文学均归入海派之势。他对左翼文学的“霸占”文坛不以为然^[69]，在储编辑期间，《中央公园》刊发了一些讽刺左翼文学的文字，如《观念论的游戏》、《普罗文学作法》、《转变与还原》等^[70]；对于迎合国民党统制文艺需要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文学”，储似乎并无兴趣；而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攻击左翼文艺的“第三种人”，比如说韩侍桁等，倒是《中央公园》和《文学周刊》的常客；对幽默小品的批判则显得更为热闹，林语堂在《中央公园》似乎成了众矢之的，左一篇《讨林语堂檄》、右一篇《拟幽默大师墓志铭》，极尽挖苦之能事^[71]。以商业化为内在机制、强调个人趣味的幽默文学，在1930年代遭到左中右各派的围攻，处境尴尬。左派说“《论语》以笑麻醉大众的觉醒意识”，右派则说“《论语》以笑消沉民族意识”。^[72]《中央公园》上的批判文字，大多基于民族的危机，或质问民生凋敝灾难连连之际何来幽默，或认为幽默文学脱离幽默本意，往恶意的讥讽和刻薄方向走，会使青年愈加“乖僻和嚣张”，在当时的批判潮中没什么新意。储安平本来就对文学和文学者评价不高，认为文学的社会功用实在有限，上海“彼此攻讦，彼此戕杀”的文坛让他对文学更加失望，幽默文学的风行似乎也在呼应“文学不死，大祸不止”的惊人论调，《致幽默大师林及论语社诸贤》^[73]一文呈现出储对幽默文学的尖锐讽刺。

储心中强烈的事功意识和“英雄的梦”，拉着他离开以个人情性表达为主的文学，文学在社会改造、国家建设方面的实效，在储这里，也不被看重。在储1930年代编辑的三种副刊中，重言论、重事功、轻文学的态度是比较明显的，《中央日报》的副刊在他眼中，首先应成为知识阶级参政议政的公共论坛。

1936年6月储安平远赴英伦，在《欧行杂记》的序记“我要向莽原里飞”中，储这样表达自己离开的心情：

我有我更大的启望，我有更无边际的贪求，我有我更野漠荒蛮的生力……我爱在苍茫里索摸，我爱在无可挣扎的境遇里挣扎，我爱向渺无边涯的天空冲去，我要飞，我要尽情的放脱我的灵性，我要毫无顾忌的在莽原里来去自如……^[74]

“我要飞，我要尽情的放脱我的灵性”，这是储安平之成为储安平的最精彩的一笔。他希望自己变得“刚强”，让自己“在东南西北里奔”，“在一个圈圈一个圈圈里磨练”，南京给他提供了安逸的生活和“极有兴趣”的工作，表面上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但他还是要“转换方向”，因为他有“更大的启望”。

出国期间，储陆续向《中央日报》发回自己对于欧洲政局的观察通信^[75]，还在《中央日报》副刊《贡献》上连载了“欧行杂记”、“英居漫记”系列散文^[76]。不过，《中央日报》毕竟是一个宣扬党义，以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为使命的党报；储安平则代表着具有初步自由主义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认为知识阶级是国家的“台柱”，有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监督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两者出发点一个在“党”，一个在“国”，有着根本的差异。1930年代的国难语境中，民族危机暂时掩盖了这种差异，像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吴景超这类民主政治的信仰者，都曾转而主张开明专制和新式独裁，储只是一个二十多岁、具有初步自由主义思想的年轻人，对于执政党、知识分子、国家之间的关系自然还没有足够的辨析力，编辑《中央日报》的副刊时，他显然缺少《客观》与《观察》那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撰写的文章也有些枝枝节节，缺少一种思想的穿透力。但是，储安平思想中一些基本的元素在编辑活动中已经呈现了。民族国家至上观、以民生为中心的“福利政治观”、知识分子“台柱”意识等，这些观念的注入，给汲汲于“维护党义”的党报开拓了新气象；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互动和对话，也给《中央日报》副刊带来了新的维度和视角。文学的力量虽然不被储看重，但本着“严正的格律”和“文学的尊严”，《文学周刊》成了陈梦家、孙毓棠、方玮德、曹葆华、孙洵侯、李长之、林庚这些新月派或广义京派作家的园地，有其文学上的价值，《中央公园》也和新文学保持着紧密联系。储退出编辑的《中央公园》，则呈现出另一特色，谈遗民、谈孔子、谈道德、谈气节，在国难中趋向于挖掘传统思想的余晖，缺少一种活泼、直接的现实观照，保守气息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