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营体制与公共论坛的设计与经营

二、言论的经营与“公共论坛”的设计

储安平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当时任社长的是程沧波。他有革新党报的意愿，但他的革新，是希望《中央日报》更好地“发扬党义与阐明遗教”、为党和政府“辩护”^[19]，其出发点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储进入《中央日报》之前不久，程沧波与章士钊关于陈独秀公审事件的辩论足以见《中央日报》的立场，也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影响。1933年4月国民党法庭公审陈独秀案，章士钊为律师，陈的自辩与章的辩护都很精彩，他们提出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程沧波在《中央日报》社论中给予批评，认为今日中国之根本大法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法理上认定由国民党行使中央统治权，国民党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即为政府。章在答辩中质疑由国民党占多数的国民会议制定的法律之有效性，斥训政为专政。程则强调是民意授予国民党统治地位等等。^[20]程的文章使国民党党员欢呼雀跃，40年后回忆自己在《中央日报》的工作，程仍充满自豪。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中央日报》维护国民党统治地位，把国民党与国家、政府等量齐观，甚至凌驾其上的立场。这和储安平在《〈中日问题与各家政见〉序》、《国家大事》、《团体生活》等文中的立场是有差别的。前者强调的是“党”的立场，后者强调的是“国家观念”；前者强调的是给党义和政府“辩护”，后者则强调国民，尤其是知识阶级对政府的“监督”。不过，此时的储不过二十出头，就其思想而言，只是一种初步的英美式的民主观，对于现实政治斗争还没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尚不至于对这种差异取决绝的姿态。但他接编副刊后，还是感受到了其中的限制。首先是关于副刊《中央公园》的：

中央公园者，中央日报之副刊也。我们在选稿撰稿时，不能不顾虑到报纸自身的立场，这样一来，稿件之来源，便大受限制；而不阅中央日报者，终又无法看到中央公园也。^[21]

在第270期《中副》的《编辑后记》中，也有这么含蓄的一段：

昨天有一位读者寄来了一篇《说国难》，另有一封附函，说他已尽力地不让文章含藏有一个危险的字眼。但是可惜他这个“尽力”即使再加上一百分，我们还是不能刊载。由此可见我们所不能刊载的文章，不一定是因为那篇文章的本身有毛病的缘故。

《中央日报》毕竟是国民党的党报，虽然国民党已成为执政党，南京政府成为形式上的“中央”，是中枢与国家的标志，但其偏狭的一党专政立场并未使南京政府获得一种大的气魄，使之足以号召和团结整个知识界、团结各个阶层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事业。在维护党义的旗帜下，稿件选取自然有很多限制，不提带有阶级斗争字眼的文字了，即便那些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文字也极少能刊出，这决定了《中央日报》不可能成为《新月》、《大公报》、《独立评论》这样的知识分子论坛。储安平虽然很年轻，可是这时已经有很高的眼界，想想他在1931年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编选的《中日问题与各家政见》，格调、气度都可见一斑。在《中央日报》编副刊，虽然稿件来源、选稿撰稿标准、读者群体都受到限制，储还是认真经营，并建立起自己的办刊标准，在形式方面也是费尽心思，使1930年代的这份党报副刊颇足一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当时知识界、思想界的大动向。

这里重点要谈的是《中副》，在储编辑的三种副刊中，《中副》是他心思、精力花的最多的，也最见他的个人风格。《中副》从1934年8月1日正式创刊，到1936年5月14号因储的出国停刊，一共525期，其中除了生病由别人代编几期外^[22]，均由储负责，从时间、刊期、编辑的持续性上讲都超过另外两种副刊，而且，正是为了集中精力编好《中副》，他放下了《中央公园》的编务^[23]，《文学周刊》的两次停刊很大原因也在于此^[24]。1935年2月20日，储在《中副》上写下《读者·作者·编者》一文，表明自己“公正”、“严肃”、“负责”的编辑态度，并希望“获得所有的读者和作者对我们的信仰”，从这种自我期许可看出，储对于《中副》有很大的抱负。在1940年代储用心经营的《观察》杂志上，可以看到三篇认真严肃的报告，即《辛勤·忍耐·向前》、《风浪·熬煎·撑住》、《吃重·苦斗·尽心》，储办刊的抱负和态度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中副》是一种综合性副刊，从征稿启事看，该刊侧重论与评，包括“关于文化的教育的社会的短评短论”、“世界名著以及国内外新书之评述”、“欧美各派学术思想评述”等。^[25]在编辑《中央公园》时，储已经表现出对于论评文的偏好，在版面安排上，他有意识的每天突出一篇论评文字，用四周加边的方式，刊在头篇的位置，并以特种征稿地位向读者征集此类来稿。^[26]在编辑《中副》时，为了增强其言论的影响力，储更是费尽心思。

首先，他在《中副》上建立了“星期论文”和“选载”两种形式，“每逢周日特约名家撰述星期论文一篇并选载最近国内外有价值之言论以飨读者”^[27]。

“星期论文”有模仿《大公报》的意味，事实上储本人正是《大公报》的长期读者，经常以之为对话对象。^[28]《大公报》在1934年的1月1日发布《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它的特约撰述者包括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傅斯年、蒋廷黻、杨振声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第一篇星期论文是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这些撰稿者基本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社会发言，与《大公报》标榜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若合符节。年轻的储安平试图在国民党党报上模仿此种形式，首先表明了他心目中的言论标尺和办刊试图追寻的方向，另一方面说明他对国民党这份党报，以及国民党本身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评估。“星期论文”在《中副》上很快夭折，一共出了七期，包括言心哲的《中国农村问题与中国都市问题》、胡焕庸的《学生找不着出路应当谁负责任？》、勃克夫人的《新中国之创造精神》、郭有守的《中国与国际文化合作》、赵敏求的《国联盟约的修改问题》、郑文汉的《如何可以乐业？》以及陈葓耕的《我国佃农存废问题》等文章。^[29]总体而言，这些专论不见精彩，撰稿者多为南京的教授与政府官员^[30]，格局有限，持论自然也受到“党报”的限制。而且，《中副》经常被“考铨特刊”、“防空特刊”这样的特刊冲挤，出现暂时中断的情况，版面也很快由原来的九栏缩至六栏，剩下差不多半版的位置。但储还是希望在有限的空间内有充实的内容，尤其是言论部分，在《中副》第73期的《编后》中他表示自己将继续努力，希望得到读者的支持：

从今天起，本刊每期改出半版。在字数上虽然减少了，但是我们希望在内容上能够更其充实起来。我们现在打算每天登一篇专论，希望读者常常能够以这类站在学术立场上的论评文字寄给我们。^[31]

“每日专论”是“星期论文”形式的延续。但每天一论，内容就更见充实了，且容易形成讨论的氛围。这些专论，有的是特约名家撰写的，有的是“选载”。在“选载”中，有梁漱溟、叶公超、张申府、顾颉刚、潘光旦等人的文章，选载的刊物则包括《独立评论》、《大公报》、《清华周刊》、《华年》周刊等。^[32]可以看出，储安平试图超越党报在召唤知识界言论上的局限性，与1930年代的知识界，尤其是其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展开对话。

其次，储安平努力营造讨论的氛围，使《中副》成为“公共论坛”。

“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如果说“著述”文字倾向于独白，那么“报章”文字则呈现出多声部的状态，把作者、读者、编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产生论辩与讨论。在报章文字中，最活跃、最能体现其多声部特征的正是副刊文字，因为它出版周期短、反应快，话题的展开比较迅速，容易形成讨论的气氛。五四时期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四大副刊能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力，与其讨论的氛围、论坛的定位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编辑《中副》时也有此抱负，在向读者征稿时，他提出非常欢迎“对于最近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各种问题，能够另有一种意见，提出讨论者”^[33]，希望《中副》成为“公共的喉舌”^[34]。

《中副》上的讨论话题很多，大致可分为编者组织的讨论和自发形成的讨论两大类。储安平自觉组织的讨论，如“新中国之创造精神”、“乞丐与残饭”、“毕业论文”等，与专论、选载特征基本一致，是站在现代公民的角度对社会的发言。他用“本刊征答”、编辑后记、编者志识等形式，自觉组织并引导了这些讨论，并及时对来稿作出评点和总结。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新中国之创造精神”讨论^[35]，该讨论由勃克夫人（赛珍珠）的文章引起，储在“编者志识”中指出，《中副》一直想请勃克夫人写星期论文，而最近出版的《亚细亚》杂志上登载了她的文章《新中国之创造精神》，于是请人“漏夜赶译”，并征得勃克先生的同意，在《中副》上发表。该文的核心观点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种本质，就是真正的创造精神，而目前中国顶缺少的也就是真正的创造精神”这句话。赛珍珠认为这种创造精神，不管在文学、艺术还是科学领域都很缺乏。此文在《中副》的读者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详细的讨论过程这里不赘述，这些反应文字，不管是对赛珍珠表示义愤填膺的反对，或是对本民族加以反省，或是进行理性的调和，都有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在内，虽然论辩未能真正触及思想层面，其意义却不可抹杀。储在请人“漏夜赶译”时，也是带有很强的主体意识的：

这是在中国住了好久的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观察，我们相信勃克夫人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很善意的，但实际上，我们觉得有许多地方勃克夫人不免说的过火了一点。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有一种忠恳的自信，基于这种自信使民族得以复兴。我们决不因勃克夫人说我们缺少创造精神而益自暴弃。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因读了这篇文章而使我们积极努力，更使我们民族的创造力量发挥出来。^[36]

《中副》上关于中华民族创造精神的讨论，以及在讨论中呈现出的强烈主体意识，可以汇聚到当时知识界的思想动向中。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主动发起关于民族复兴和民族自信力的讨论^[37]，《独立评论》、《大公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胡适、张君劢、潘光旦、蒋廷黻、梁漱溟等知识界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卷入其中。不管从哪个角度立论，强调民族必须复兴，也一定能够复兴，强调民族自信力的重要性，是其中的主调。储在《中副》上组织关于创造精神的讨论，受自己“国家观念”的驱动，也是他自觉与知识界的对话。(www.xing528.com)

虽然储安平为《中副》积极选文，撰稿，并组织讨论，在其中实践自己的国家观念和议政热情，但作为党报副刊的《中副》终究不可能是他“自己的园地”，《中副》的读者、撰稿者的观点也不可能和储的期待完全吻合，这点在该刊自发形成的讨论中表现明显。“士与救国”、“服从领袖”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话题。

“士与救国”的讨论，总体上对知识分子的功能与意义提出了深刻质疑。黄尼的《新士气论》为讨论定下了批判的基调，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传统士子及其门第观念、自我优越感、目空一切、骄傲、夸大狂等，更以一种讽刺的笔调指向现代知识分子：

说到青年的士子，则更加自负得不像话，尤其是略为受过一点新文化的洗礼的士子，因为他们稍微懂得一点世界的情势，口中会谈几句洋文，笔底下能够写出几个漂亮的术语来，只要一开口，便摇头叹气，说“中国毫无办法”！这好像他的满腹经验，不见采用一样，但是等你很诚恳地去期待他的所谓“办法”的高见的时候，他又掉臂而去，给你一个不理会，并且在这种不理会态度之中，更含有“你不配谈”，或“对牛弹琴”的侮慢在内。^[38]

在对传统和现代的士人展开批判之后，黄尼主张士大夫要进行一场自我革新运动，脑力体力均衡发展，建立起刚健正直的“新士气”。徐炳昶则强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主张士大夫们在今日国将不国，文化衰退，经济凋敝的情形下，发扬“墨翟的兼爱精神”，负起组织农民的责任。^[39]这篇文章马上引起质疑之声。张鸣春从解剖自己出发，对士大夫能否担当大任表示怀疑。在他反省性文章中，张用充满抒情的笔调描述了贴近大地、在劳动中健康成长的儿时的自己，同时用一种自谴自怜的文笔写出脱离劳动，“脸色苍白，神经衰弱”的“可耻”的自己；农人在这种士大夫的反省中，成为“健康”与“伟大”的表征；对同学当年“我们是中国文化的保持者，国家的灵魂”这样的议论，思之“汗颜”。知识分子启蒙者、组织者的角色在此受到深刻质疑。高迈也认为把救国和组织民众的责任放到士大夫身上，潜伏着很大的危险。就传统的士大夫而言，他们的生活根本上不能和大众打成一片，从其制定的政治措施、礼仪法度等方面，就可以看出与大众间的“隔膜”；今日的士大夫，大部分陷于“文人无行”的弊端，失去了“刚劲”的士气，缺乏躬行实践力，甚至极端讲起来，“读书人常是明廉耻而最不愿廉耻的”。^[40]上述批判声与储的观念是有出入的：《国家大事》等文章，赋予知识阶级一种理想化的角色和优越地位；储在编辑《中副》时努力与知识界，尤其是其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展开对话，也可看出他很看重知识阶级在建国方面的作为。

“服从领袖”这个话题与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形成了对照，习惯于在文章后面加“点评”或“按语”的储安平，在这些文章后未加一字。《能力分配与服从领袖》根据科学界的“分配之规则曲线”（Normal Curve of Distribution），分人类为上智中庸下愚三类，认为庸庸大众“不能不凭借优越分子的保护和指导”，现代社会需要“服从领袖的心向”，这种牺牲部分自由的“服从性”，是“支撑着伟大繁荣的人类社会的重要台柱之一”^[41]；《谈领袖》一文有将领袖神化的倾向，在列出领袖需要的种种素质后，指出一个受人尊崇的领袖之伟大，“这种伟大的精神人格之全面，常常难能以笔墨来形容的，这似乎要凭人们的直觉去吟咏”^[42]；王开蹼则赤裸裸地宣扬“领袖制度”，将之与议会制度、自由主义相对，实际上是鼓吹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自由主义会导致国家组织的散漫，导致“自私

自利的争夺”，民主政治并不能把政权集中到大多数民众身上，领袖制度顺世抬头，是必然的趋势，“历史就是一部领袖的创造史而已”，要救民族救国家，必须推行领袖制度；^[43]杨昌溪则批判五四以来自由主义的“放纵”，鼓吹“绝对服从领袖的精神”，甚至号召用宗教家迷信家“信仰的精神”来对领袖“迷信”^[44]。

这些对领袖的神化与迷信，与国民党内拥蒋派CC系、力行社1930年代对法西斯独裁专制的大肆鼓吹一脉相承，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辩护。^[45]在国难大背景下，中国学界也展开了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46]，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吴景超等过去曾信仰民主政治的学者，转而主张开明专制和新式独裁，但他们主要是从应对国难的现实需要和权宜之计出发的，并没有从学理上肯定专制制度和独裁统治，也没有放弃对民主制度的根本信仰。学界的论战折射出知识分子在国难背景下的两难选择，论战的各方也都带有思辨的色彩。国民党的宣传机器遮蔽了知识分子的这种两难困境和思辨性，把蒋廷黻等人的支持无原则的扩大化，化为支持国民党专政的学理基础。

鉴于储安平在这些宣扬领袖政治的文章后未置一言，也没有在独裁与专政讨论中留下自己的声音，我们无从置喙储在面对这些来稿时的思想状态，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储对这些意识形态浓厚的讨论文字并没有表现出热心。《中副》在储的编辑下，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痕迹并不强，以上这几篇谈领袖的文章是最明显的，但比较起力行社和CC系旗下刊物上的文章，已经算是低调的了，应该说，这和储用自己的视角对来稿进行的“过滤”有关。

从自觉组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储的办刊抱负和理念；从那些自发形成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党报副刊的读者和作者，如何逾过编者的期待视野，主动顺应党报意识形态的要求。这两类讨论，对于呈现储安平对《中副》的设计和想象，以及这种设计和想象存在的困境，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在经营“星期论文”、“每日专论”、选载栏，以及组织讨论的同时，储安平在《中副》上也写下不少文章，以加强和引导《中副》的言论色彩。这些文章的基本特点是：

一、以民族国家为指向的议政热情。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是储政治抱负的初步实践，在诸多文章中，他以民族国家为指向，阐发自己的政治理念。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论，储非常反感。他认为在一个“颓唐衰落的年头”，消极的处世态度只会使社会“停滞不进，一无朝气”，民族垂亡之时“正需人人奋发有为”，应提倡一种“积极的‘求无过求有功’的进取精神”。^[47]新生活运动之初，储天真地以为，如果按照所定计划认真推行，“实可挽救民族的危机”，在民族精神日趋颓唐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广大的纠正运动，实不容缓”。^[48]然而，随着新生活运动的推进及其本质的逐渐暴露，储马上作出了反思，对该运动失去了兴趣。^[49]另外，储批判了“以省为单位的经济自足政策”，认为这是对国家经济的破坏，“完全与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相反”。他强调“一个民族国家之存在，不仅有其政治统一的要求，同时还有经济统一的要求”，在民族危亡中，经济的“分化割据”尤应消弭。^[50]国难当头，储的立论以民族国家为旨归，希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这种热情本无足厚非，但对于借“训政”来实行一党专治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无疑成了其独裁的口实。

二、以民生问题为中心的参与意识。储在1930年代是带着很高的参政热情加入《中央日报》的，但是他心目中的参政，并不是参与到具体的权力机制中，而是基于一个公民的立场，对于国家公共事务的关注与监督。在《中副》的编后记中，储指出“本刊是公共的喉舌，关于大家福利的事情，只要作者态度公允，我们都愿刊载”^[51]。储在《中副》上关注的就业与失业问题、社会上的堕胎问题、托儿事业问题、市政交通问题等，都是很具体的民生话题。其他如市民的贷款问题、乞丐的救济问题、贫民的生活状态问题、南京的住房问题等，储多以“每日专论”的位置刊载。这些文章以及具体问题的讨论，是《中副》极具特色的部分。1946年，储将自己这种基于民生立场的参政意识进行了总结：

国家政治，从政党的角度看，是一种看法；从人民的角度看，又是一种看法。我个人对于“政党活动”的兴趣十分淡薄，而对于“福利政治”的兴趣异常浓厚……政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并增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与幸福。不论哪一批人来，哪一个党来，总要认认真真拣几件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业，在为民谋福利的原则及目标下，大刀阔斧做一下。^[52]

这段对自我政治观的阐述非常清楚，储在1930年代编辑《中副》的经历，正是此种观念的最初实践。

三、以自由知识分子为对话对象。这点和上面谈到的储安平在“星期论文”、“选载”、组织论坛等形式探索中表露出的立场是一致的。储在光华读书期间，思想上受到日益政治化的新月派的影响，胡适、罗隆基、潘光旦等人都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储表露出的思想，可以说是自由知识分子的雏形。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台柱”，反对“暴动式”的斗争，主张对国事持温和的建议性姿态。在此立场下，储自然对唯物主义、对左翼、对无产阶级革命不以为然。在介绍张东荪等人编著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时，他对唯物论、辩证法的提倡者有这样的评价：

辩证法唯物论近年来在中国，真是横冲直撞，目中无人。他们有一种顶坏的根性，就是凡信奉唯物论者都是无产阶级，凡反对唯物论者都是资产阶级；而凡资产阶级所说的都是胡说，凡无产阶级所说的都是真理。这种态度显然只是一种骂人的态度，并非一种学术的态度……^[53]

《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虽云论战，实际上所收文章全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储对张东荪、牟宗三、张抱横等唯物论的反对者大加赞誉^[54]，虽然这种赞誉是因为这些反对者“都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都是根据学理”，但储的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1930年代，茅盾的小说《春蚕》拍摄成电影，储在批评文章中有“茅盾先生是当今小说家的马首”，“是目下中国文坛上顶大顶红的作者”，“目下中国的文坛，正被左倾文艺所霸占着”这些话语，流露出对左翼文学的不满。^[55]储试图突破《中副》作为党报副刊的言论格局，其努力方向并不是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论坛”，而是希望容纳更多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