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营体制的话语空间与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一、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储安平1933年夏到《中央日报》，编辑《中央公园》（1933年7月—1934年6月）《、中央日报副刊》（1934年8月—1936年5月，以下简称《中副》）、《文学周刊》（1934年5月—1936年4月）三种副刊。1936年6月他以《中央日报》驻欧特派记者的身份远赴英伦，并在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学习，1938年夏回国，曾回《中央日报》任撰述委员，一直到1939年。应该说，1930年代的储安平，这个从20岁跨向30岁的年轻人，与国民党的中央党报关系密切。该报副刊与1940年代的《客观》、《观察》杂志，以及1950年代他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一起，显示了储思想进展的基本脉络；要观察储安平的思想轨迹，并借以考察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命运，《中央日报》中的储氏与储氏编辑视角下的《中央日报》，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话题。

四五十年代的储安平是学界的关注热点。1946年9月创刊的《观察》杂志以及该杂志开创出的“观察时代”，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的“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8]，储安平也由此被视为由王韬、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人共同开创与坚守的“文人论政”精神谱系的重要接力者^[9]，达到了他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事业的高峰；1950年代经过短暂思想蛰伏后，储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在“双百方针”中尖锐地提出了执政者的“党天下”问题，该言论给储的命运带来了一连串困噩，并使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相对而言，学界对于1930年代储安平思想认识还不够。对于储与《中央日报》的关系，相关论述往往用一两句话带过，而他在该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也未见收入文集^[10]，这对研究储本人的思想进程与研究1930年代的《中央日报》，都是一种缺失。

1928至1932年储安平在光华大学就读，光华大学对他精神气质的熏陶自然非常重要。二三十年代之交该校教授队伍颇足一观，包括胡适、罗隆基、徐志摩、钱基博、潘光旦、王造时、江问渔、吕思勉等，而校内的各式演讲集二三十年代活跃的知识分子于一炉，演讲内容大部分直指重大社会问题^[11]，对培养学生的眼界和社会参与意识非常重要。就储个人来说，他较多受到以胡适、罗隆基、徐志摩等人为主的新月派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文学观与文学创作方面，也表现在政治观念方面。

储在光华大学就读于外文系，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洋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徐志摩当时在光华外文系任教，是储推崇的师长兼友人。储说过，“十年来中国文坛的收获，志摩先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徐的散文成就比诗要大，他“文笔严谨”，在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12]在进入《中央日报》前，储已在《北新》、《真美善》、《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散文、小说作品，那些带有自叙色彩的文字，读来有一种令人感怀的力量。“心在那无极的感伤之海里就像一条小小的船，失去了舵，也失去了橹。热的血，热的泪，像澎湃的波浪只管向着四周冲”（《残花》）；“我的母亲只是像一个被白云遮住了的晨月，朦胧地，永是隐约在水浪里的天边”，“过去，过去的生活像条已经幻逝了的虹；未来，未来如在暴风雨之前夜的天边一颗星”（《母亲》）；“人生就是那样的sentimental，母亲给我带来一副容易感伤的气质。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没有停的一天的希望”（《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这些“诗意葱茏”^[13]的抒情文字，使储安平与陈梦家、方玮德等人一起成为新月派的“后起之秀”^[14]。(www.xing528.com)

1957年储安平在“交代”材料时，谈到自己在光华大学期间思想上受到罗隆基的影响。^[15]罗当时是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也是新月派非常活跃的人物。1927年在上海重新聚合的新月派，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中，日益显示出自觉的政治热情，《新月》 2卷6、7期上的《敬告读者》中出现了“以后还要继续的谈‘政治’”，并增加了政论文章的声明。罗隆基主编了《新月》3卷2期至4卷1期，在他主编期间，更是加强了刊物的政治色彩，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挑起“人权与约法”论战，使《新月》逐渐成为“讨论政治的著名论坛”^[16]。储在罗隆基编辑期间，在《新月》上发表了《墙》（3卷7期）、《一条河流般的忧郁》（3卷12期）、《一段行军散记》（4卷1期）、《悼志摩先生》（4卷1期）等文章，虽然都不是政论文章，但置身于这样一个政治论坛，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1931年尚未毕业时，他就着手编选了《中日问题与各家政见》一书，1931年1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该书收有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武堉幹，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贯彻》周刊社、王造时、陈启天、《时事新报》、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的20篇文章，在序言中储提及编选意图：“一国家民气的盛衰，外交政策，治国纲领等等，在有形无形中，全见到政府的生存根据。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们对政府功效检督的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17]此时的储安平已表现出对国事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给弟弟们的信》193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但其中大部分文章写于1932年^[18]。储安平在这本书中用书信的形式，向“弟弟们”（知识阶级的“生力军”与“后备军”）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看法。在《国家大事》、《团体生活》、《论政治人格》等文中，我们可以系统了解到储对知识阶层与国家事务关系的理解。《国家大事》指出，中国之所以不能形成一个强国，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中国人民没有民族精神，没有国家观念”，中国以往的封建寡头政治也不能使大家有参加政治、过问国事的可能性。而到了现代，“国家是全体国民的，你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你便是中华民国的一个主人”，“政府的权力是我们人民赋予他的。但是这赋予可不是绝对的赋予，不是永远的赋予。假如他们不能遵从国民的公意，我们可以随时收回我们以前给他们的权力”。这些话表达了储的国家观念与参政意识，同时表达了政府在国家之下，民意应该监督政府的信念。《团体生活》认为一国走上政治民主的最大条件，“在乎人民政治意识的发达”，一国的昌盛，“不能不依赖知识阶级的经营”，知识阶级是国家的“台柱”，要以一种刚正的精神和“公”的态度，救治国家、建设国家。在文末储宣称“二三十年后的中国有没有希望，政治能不能上轨道，只须看今日的我们能不能养成良好的团体道德，健全的政治人格”。这篇文章表达的参政议政意识与《国家大事》相仿，但文中突出强调了知识阶级的定位，从“国家的台柱”，“国家是我们的”等语可看出，储赋予知识阶级一种理想化的角色和优越地位。在《谈政治人格》一文中，储认为作为知识阶级应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基础上，与持不同的“主义与思想”者，“公正”地参加公共事业，对于国事的发言，“必须是善意的批评式的，建议式的，而不是恶意的谩骂式的”。该文表现出储对政府善意、温和的姿态以及对法律制度的信任。

综合以上所谈，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进入《中央日报》前储的思想状态：他在光华大学受到徐志摩的影响，对文学创作有相当的兴趣，在那些令人感怀的散文中留下了一个年轻人忧郁的身影；他受到日益政治化的新月派的影响，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观念”，认为知识阶级是国家的“台柱”，应该取一种建设的、善意的姿态，担负起监督政府、建设国家的重任。1933年进入《中央日报》编辑副刊，是储“国家观念”和知识阶级议政信念与现实政治的第一次触碰，他对文学的兴趣和议政热情也在副刊中相互交织、相生相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