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与党外编者：民国官方体制与话语空间

第4章　副刊与党外编者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一切党报的主席”，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最重要的言论机关，其言论撰述队伍萃集了国民党的宣传班底，其中叶楚伧、程沧波、陈布雷、胡健中、何浩若、陶希圣、马星野、潘公展、王新命、殷海光等都是名噪一时的笔杆子。当然，在其言论中，偶然也会有张其昀、胡焕庸、郑鹤声、朱约庵、张月超、吴景超，以及胡适、朱光潜、傅斯年、周策纵、毛子水等学者的声音。对一份大报而言，副刊的地位与言论有着显著的不同。言论代表报纸的政治取向、立脚点和发展方向等，需要谨慎从之、严谨立论。作为国民党的中央党报，言论对于《中央日报》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该报专设主笔室，言论由主笔、总主笔层层把关。王新命回忆1943年初进《中央日报》主笔室的情况时，用“上了中央日报第一课”作标题，对其中的壁垒森严、层层把关、集体作业等状态作了形象的介绍^[1]，而张道藩更是因《中央日报》立论之难而对担任该报主笔“敬谢不敏”^[2]。从现代报纸副刊发展史来看，相对于报纸正张，相对于言论版，副刊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言论版更多呈现集体色彩，而副刊则能更多凸显主编的个性和偏好，《中央日报》的副刊也有此倾向。

纵观《中央日报》在大陆出版的二十余年，从出版时间长短与连续性、内容水准、与主报的关联度、主编等多方面考量，《青白》、《大道》、《中央公园》、《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中央副刊》、《泱泱》等是其主要副刊，涉及的编者主要包括王平陵、华林、周邦式、王新命、储安平、梁实秋、孙伏园、卢冀野等人，其中储、梁、孙、卢等人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比较淡薄。当然，他们与执政党多少有些关联：储的伯父储南强是江苏宜兴士绅，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交游甚密，储本人亦得吴稚晖等党国元老赏识；梁在抗战时期是国家社会党的核心成员，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作为在野党的国家社会党宣扬民族主义、反对阶级斗争，总体上是偏向国民党的^[3]，另外，梁与国民党主管文宣的张道藩等也关系密切^[4]；孙则在1927年编辑过国民党汉口《中央日报》的副刊，1930至1940年代，他供职的平教会与政府有过不少合作，而孙自己曾以平教会成员身份担任湖南省衡山县县长（1937年），并担任国民党政治部《士兵月刊》社长^[5]；卢曾以“四参国政，两渡天山”自矜，“四参国政”指的是他曾四次以南京市代表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参政员，“两渡天山”指的是他随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巡视新疆之事，于右任和卢也以诗词相唱和，关系甚洽^[6]。储、梁、孙、卢等人与政府、政要间这些多多少少的关联也是《中央日报》副刊接纳他们的基本条件。这种“准入证”有一定的限制，给这些编者发挥的空间事实上也是有限的，但正如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设立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一样，虽然实际的权限和效用有限，但它对于凝结全国的民心、民意共赴国难，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www.xing528.com)

《中央日报》引入储安平等人编辑副刊，可以用副刊的相对开放性来解释，其实更多反映出国民党自身人才的缺乏。在国民党对党治文艺的规划中，拉拢中间派作家是一项重要策略。中央宣传委员会曾把“吸收中立作家”定为重要方针，并明确指出：“本党欲增厚党的文艺运动的力量，则对于国内一般素无色彩之作家，自应予以相当之联络，使之渐渐与本党接近而成为本党文艺战线之友军”^[7]。希望这些“友军”为党治宣传效力，是国民党拉拢党外文人的主要目的。从储、梁、孙、卢等人的情况看，他们在编辑副刊时基本上都坚持了自己的主体性，体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他们对于国民党中央党报的副刊，有着自己的想象和设计。这种想象和设计，与国民党追求的党治宣传有所契合，也有所碰撞。《中央日报》副刊这个官营体制下的话语空间，由此显得更为驳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