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探寻全民族中流砥柱的力量

第三节　“全民族中流砥柱”说

抗战爆发后，《中央日报》迁到重庆。在南京时，《中央日报》一报独霸；陪都重庆则聚集着全国报业的精华，《中央日报》面临与《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蜀报》等不同地域背景、不同立场的报纸竞争的局面。

本书在第1章对重庆阶段的《中央日报》副刊情况有过介绍。这个时段的重要副刊包括梁实秋编辑的《平明》（1938年12月—1939年4月）、孙伏园编辑的《中央副刊》（1941年3月—1942年5月）以及王新命编辑的《中央副刊》（1943年11月—1945年9月）。梁实秋和孙伏园在编辑时，个人色彩比较鲜明，副刊是相对独立的版面。王新命则非常重视副刊与社论之间的配合，副刊在他的主持下，成为宣扬国民党政党意识形态的工具。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激化，为树立自身的正统地位，国民党再次搬出民族话语。1943年3月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以蒋介石名义出版。该书公开向“五四”宣战，极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认为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是挽救民族的惟一力量，“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82]

这种对民族话语权的公开强占，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了“清算”以中共为主的异己力量及其思想，为国民党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建立思想基础。《中央日报》对此自然亦步亦趋，在发表的一系列社论中说：“中华民国的建国史，实在可说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奋斗史”；“本党五十年奋斗的历史，真足以代表中国民族最伟大的精神”，“不畏难，不怕死，艰苦卓绝，成仁取义，至大至刚，不移不屈，这种精神是我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我民族道德最宝贵的传统。而中国国民党就是这国魂的体现者，这传统的发扬者”；“中国国民党继承了中国的优良文化系统”；“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主干，也是民族的象征。从国家剔去了本党，则国家非复中华民国。从民族剔去了中国国民党，则民族非复中华民族”。社论把国民党视为主导民族发展的核心乃至唯一力量，极力鼓吹国民党是“全民族中流砥柱”，“代表中国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国魂的体现者”、“国家的主干”、“民族的象征”等话语，在《中央日报》上层出不穷。^[83]

也就在这个时候，王新命接编了《中央副刊》。在回忆自己为《中央日报》所做的工作时，王最为得意的“是从三十三年秋季到胜利为止的促进青年从军工作”，《中央日报》当时“用副刊地位刊载青年从军新闻，和从军青年作品，受到各地青年军热烈欢迎，成为青年军营的时代宠物”。^[84]王新命在编辑《中央副刊》时，利用副刊时效性强、反应迅速，交流方便等优势，对当局发起的青年从军运动进行集中、热烈的渲染，营造出一呼百应、应者如云的氛围。

1944到1945年，国民党发起青年从军运动，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种令人热血澎湃的口号作号召，按理说应该得到舆论界的普遍支持，并成为中央政府凝聚人心、民气的一个绝好机会。不过，与《中央日报》及其副刊极力渲染出的热烈气氛相对照，社会和舆论界的反应相对冷淡。重庆《大公报》提出青年从军的“副作用”，并把言论的重点转向敦促当局进行“教育的改造”之上；^[85]《新华日报》则与当局针锋相对，在副刊《青年生活》中提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延安去，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另外，据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回忆，当时联大学生“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在从军运动中“疑虑很多”，多数人“观望不前”。^[86]客观说来，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不断制造反共事件，破坏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消极应对民主宪政的潮流，以及在1944年遭受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豫湘桂大溃败”^[87]，都在有形无形中透支了中央的信任度和权威，青年从军运动的号召力也由此打了折扣。

可是在王新命编辑的《中央副刊》中，丝毫没有呈现出外界舆论的质疑声和犹豫感，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6月左右，《中央副刊》以青年从军运动的报道和宣传为主，整个版面充盈着热闹、激昂的气氛。对于从军青年的活动及其作品，《中央副刊》采用了多种自成系列的编排方式：首先是按照学校分类，“复旦大学起来了”、“中央大学从军潮”、“西北工学院的怒吼”、“重庆师范的怒吼”、“同济大学也站起来了”、“干校的剑出了鞘”、“警校员生全体从军”、“国立歌剧学校欢送从军同学”、“政校新闻系全体从军”等等报道此起彼伏；其次是按照青年地域来源分类，诸如“河北人从军去！”、“湖南人！是时候了！”等等不一而足；另外，还有按照从军地分，刊发诸如“我们在密支那”、“我们在虎峰”、赴印度“远征人语”、“塞外青年的怒吼”、“缅北来鸿”、“腊戍散记”等大量通讯文章。这些自成系列的编排，使《中央副刊》成了青年从军运动的信息中转站和推动此项运动的动力源，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充满了副刊。另外值得提出的是，《中央副刊》刊登了大量“送征人”和“从军行”式的作品，尤其是旧体诗词，慷慨激昂足以鼓舞士气，且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举例说来，李拓之赠从军友人的《金缕曲》、《蝶恋花》诸调，颇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以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雄豪、壮美之感；陈布雷送子从军，写下《勗迈儿》一诗，情真意切；胡先骕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所作的《出塞曲》，以“从军思请缨，宗悫怀破浪，投笔起从戎，看剑气弥壮”起首，气势宏壮。^[88]

如果单纯从《中央副刊》的角度看，它对青年从军运动的推动，可以说是以副刊为阵地、铺展民族话语的成功运作。但结合当时的时局、政局以及国民党对思想文化的统制诉求，《中央副刊》的褊狭性还是很明显的。1944年政府改五四青年节为“文艺节”，把青年节改在每年的3月29日，即黄花岗烈士殉难日，显示出国民党树立自身正统地位，抵制五四自由民主传统的意图。《中央日报》及《中央副刊》在宣扬与推动政府发动的青年从军运动时，也是抱着压抑五四的态度，认为五四运动之“朦胧的祖国爱和民族感”，远不如青年从军运动壮阔和切实^[89]；五四运动本质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指针移向思想解放的一面”，使其染上社会、家庭、婚姻革命的色彩，而民族革命的高潮也随之低落了^[90]。《中央副刊》在推动青年从军运动时，更是绕过五四运动，直接将之与黄花岗精神建立血缘谱系，由此将这个运动纳入国民党党史的脉络中；另外，在宣扬该运动时，《中央副刊》还大力凸显服从领袖、听从中央、追随三民主义这些精神，强调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大有对青年军进行党化教育之势。一个本应超越党派之见的全国青年运动，在突出国民党“全民族中流砥柱”的意旨下，染上了浓厚的党化色彩，这体现了《中央副刊》的褊狭性，更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对自身统制地位的竭力维护。

对国民党所谓“全民族中流砥柱”地位构成实质挑战的，毋庸置疑是共产党，这种挑战来自军事方面，更来自政治、思想和文化理念等方面。从《中央日报》副刊的角度看，不管是1930年代初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支援，1930年代中期响应当局的“本位文化”口号，积极倡导民族文艺，还是抗战中亦步亦趋于《中国之命运》的精神主旨，极力树立国民党“全民族中流砥柱”的地位，都有排拒中共及其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强调国民党民族正统地位之意。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央日报》社论指出，对于中共，“我们所举以奋斗的武器，依旧是民族主义”，认为国共的斗争是“合法与非法”、“救国与叛国”、“民族至上主义与民族失败主义”的决斗，并把中共笼统地与汪精卫叛国集团相提并论，^[91]而副刊中除了零星的几篇暗示共产党是“流寇”的文章，塑造无信、恐怖、暴力的共产党形象的小说和诗歌，以及丑化解放区形象的所谓“故事新编”以外^[92]，并未能组织起应对中共挑战的民族话语。相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引下，对于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进程、世界革命的趋势逐渐形成了清晰的认识，并规划了新民主主义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蓝图；同时，中共尊重历史与现实，形成了统一战线理论，并适时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意识形态荣枯盛衰的关键，在于人心所向，而意识形态本身的吸引力和清晰度，则是决定人心所向的基础。1940年代国共在民族话语上分流与斗争的轨迹，以及双方实力的逆转，也昭示着这个判断。

【注释】

[1]参考钱振纲：《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2001年；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柳丝：《关于民族主义的文学》，收入《民族文艺论文集》（吴原编，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也收入该书。

[3] 鲁迅和茅盾的文章分别载《文学导报》第1卷6、7期合刊，1931年10月；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瞿秋白的文章参见《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乱弹》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4] 王平陵：《时事述评》，《中央日报·每周评论》1930年1月13日。

[5] 白痴：《理论与作品》，《青白》1929年9月28、29日。

[6]《通讯》，《大道》1929年10月22日。

[7] 周佛吸：《何谓三民主义的文学》，《大道》1929年11月24日。

[8] 平陵：《再来飚一阵狂风》，《青白》1929年8月7日。

[9]平陵：《建设positive的文学》，《青白》1929年11月7日。

[10] 子亚：《死囚之末日》，《青白》1930年2月21日。

[11]　 卜少夫：《船上》，《青白》1930年2月21日。

[12] 罗锦澄：《民族主义勃兴的世界》（上），《大道》1929年8月24日。

[13] 尚文：《看了〈红人魂〉以后》，《青白》1929年11月14日。

[14] 唐次颜：《介绍〈黑奴魂〉》，《青白》1929年12月18日。

[15] 白珂：《荧幕与中国人》，《青白》1930年1月5日。

[16] 载《青白》1930年2月27日。

[17] 严服周：《收回上海租界》《，青白》1930年2月27日；高謇：《电影与立法问题》《，大道》1930年3月23、25、26、28、29、30日。

[18] 离尘：《金大与大光明》，《青白》1930年4月2日。

[19] 陈大悲：《罗克和薛福尔》，《青白》1930年3月27日。

[20] 章渊若：《再论人权》《，中央日报·自由的言论》1931年8月30日。批评新月派的文章还包括王平陵：《评“思想统一”《》，青白》1929年9月5日；张水淇：《思想统一问题》《，青白》1929年9月6日；张水淇：《思想统一可能么？》《，青白》1929年9月12日等。

[21] 载《大道》1930年7月18日。

[22] 万宝山事件和朝鲜屠杀华侨惨案发生在1931年7月，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煽起的对华挑衅事件。《中央日报》在七八月份连续发表《日人欲重演济南惨案耶？》《、是可忍孰不能忍！》《、对日经济绝交》《、反日！护侨！！救国！！！》、《国难中之民众》、《哀朝鲜》、《多行不义之日人》、《日本最近对华政策》等社论。

[23] 分别载《中央日报·社会科学运动》1930年7月29日《、大道》1930年8月8日《、中央日报·社会科学运动》1930年9月15日《、大道》1931年8月19日《、大道》1931年8月25日。

[24] 陈立夫：《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央日报·文艺周刊》1931年2月19日。

[25] 载《橄榄周刊》1931年5月27日。

[26] 载《橄榄周刊》1931年6月10日。

[27] 朱前非：《呼声》，《青年文艺》1931年9月22日。

[28]《青白》1931年9月24日。

[29] 何双璧：《青白复刊》，《青白》1931年11月3日。

[30]《暴徒捣毁本报痛言》，《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8日社论。

[31] 参见该书第十四章《结论：对五四运动的各种阐释和评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32] 陈诚：《告革命青年》、何浩若：《青年自我的认识》，《中央日报·青年运动特刊》1940年5月4日。

[33] 载《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1月。

[34] 参见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

[3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530至53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537至54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7]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38]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新生活月刊》创刊号，1934年2月。

[39]关于国民党当局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关系，参考董玉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争》，第29至31页，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关海庭：《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40]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天津《大公报》1935年3月31日“星期论文”。

[41]《由废孔到尊孔》，《国闻周报》第11卷第35期，1934年9月。(www.xing528.com)

[42] 何一清：《我之礼义廉耻观》，《中央公园》1934年8月4日。

[43] 王干一：《父母妻子》，《中央公园》1934年8月7、8、9、10日。

[44] 汪家正：《恢弘师道》，《中副》1934年8月12日。

[45] 常鹤峰：《新生活》，《中副》1935年2月18日。

[46] 庄心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回响》，《中副》1935年1月17日。

[47] 萨孟武：《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答胡适》，《中央日报》1935年4月22日。

[48] 胡焕庸：《南高精神》《，国风》第7卷第2期，1935年9月。

[49] 张其昀在《时代公论》出至第18号（1932年7月）时因“与友人创办钟山书局”，辞去《时代公论》编辑职务。

[50] 分别载《国风》第1卷第3期（1932年）、第1卷第9期（1932年）、第7卷第2期（1935年）。

[51] 郭斌龢：《新孔学运动》《，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年11月2日。

[52] 郭斌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意义》、景昌极：《民国以来学校生活的回忆和感想》《，国风》第7卷第2期，1935年9月。

[53] 郭斌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意义》《，国风》第7卷第2期，1935年9月。

[54] 张其昀：《中国国民之分析与民治之正轨》《，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55]梁实秋：《〈独立评论〉、〈时代公论〉、〈鞭策周刊〉 》《，新月》第4卷第3期，1932年10月，署名李敬远。

[56]《文艺宣传会议第二日》，《中央日报》1934年3月17日。

[57]《文艺宣传会议昨已闭幕》《，中央日报》1934年3月18日。

[58]《文艺宣传会议录》，中国国民党宣传委员会编印，1934年。本处转引自唐纪如：《国民党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录〉评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59] 王毂君：《贡献南京各报副刊编辑诸君一点末见》，《新民报》1936年5月11日。

[60] 正清：《报屁股与复古》、哈黛：《应该医医屁股》《，新园地》1936年3月31日。

[61]《沟沿通信》，《晨报副刊》1924年8月25日；《沟沿通信之四》，《晨报副刊》1924年9月7日；“来函照登”编者按语，《语丝》第132期，1927年5月6日。

[62]《国民杂志社第一期职员录》《、国民杂志社社员录》《，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本社成立周年大事记》《，国民》第2卷第1期，1919年11月。

[63] 子远：《晴窗絮语》，《中央公园》1935年3月1日。

[64] 罗正纬：《民族文艺与民族文化》，《中央公园》1937年3月16日。

[65] 吴宓：《黄节先生学述》《，中央日报·黄晦闻先生追悼会专刊》1935年2月25日。

[66] 朱寄侯：《社集呈同坐》，《中央公园》1937年4月13日。

[67] 蔗园：《东社小集序》《，中央公园》1935年9月19日。

[68] 参考《南社社友姓氏录》《、南社湘集姓氏录》，郑逸梅《南社丛谈》（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69]《黄晦闻迫悼大会》《，中央日报》1935年2月25日。

[70] 参考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6至2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71] 吴宓：《 黄节先生学述》《，中央日报·黄晦闻先生追悼会专刊》1935年2月25日。

[72]关于南社文人如陈去病、柳亚子、高燮等人的辑佚工作，参考孙之梅：《民国前南社的遗民情结》《，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73]参见朱寄侯：《叙明代遗民王曲辕北游记》，《中央公园》1935年10月11日。

[74]《明俞公毂序北游记》，《中央公园》1935年10月12日。

[75] 朱寄侯：《俞公毂东瓯游记序言》《，中央公园》1935年12月6日。

[76] 同上。

[77] 王平陵：《民族文艺的内涵》，《中央副刊》1944年3月4日。

[78] 孙之梅在其著作《南社研究》第一章中对南社民族主义旗帜中的种族色彩有较好的辨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79] 蔗园：《中国的本位革命论》，《中央公园》1936年9月3日。

[80] 邵元冲选辑：《民族正气文钞》，南京：建国月刊社，1936年。

[81]《中国文化的评价》，《中央日报》1943年12月17日社论。

[82]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第106页，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

[83] 参见《中央日报》1943年9月6日、9月9日、12月17日、12月24日、1945年5月15日、5月22日、5月23日、5月28日、6月18等日的社论。

[84] 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第543至546页，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

[85] 参见《青年从军运动的副作用》（1944年11月26日“星期论文”）、《望从军青年自重》（11月27日社论）、《教育应该改革了》（12月15日社论）。

[8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5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87] 关于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参见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第259至26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88] 李拓之的《赠从军友人》、陈布雷的《勗迈儿》、胡先骕的《出塞曲》诸篇分别载《中央副刊》1945年1月8日、1月14日、4月11日。

[89]《青年运动的又一阶》《，中央日报》1944年5月4日社论。

[90] 知白：《五四运动的本质》《，中央副刊》1945年5月4日。

[91]《还都·复员·建国》《，中央日报》1946年5月2日社论。

[92] 参见《中央副刊》1946年5月5日发表的诗歌《北方风土画》《、中央副刊》1946年5月30日发表的小说《解放》，以及1948年10月4、6、7、8日连载的《故事新编——从一些小故事中看匪区的真面目》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