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文艺”与遗民话题
前文已提到，国民党中宣部在1929年的全国宣传会议上提出了“三民主义之文学”口号，但在实际的创作方面却响应甚少；对于1930年代初发起于上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在政策层面给予有力支持，在民族话语把握上的前后矛盾，也使该运动陷入一种尴尬境地。面对所谓“左翼反动文艺”和“浪漫文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中宣部也承认“本党在宣传方面，对于文艺运动思想改造的工作，没有基本的建立”[56]。到1930年代中期，在尊孔、新生活、本位文化等运动展开的同时，文艺运动也开始得到集中关注。1934年3月15日到17日，由中宣部召集的全国文艺宣传会议在南京举行。中宣部主任委员邵元冲指出：“我们现在对于文艺运动的目标，一方面是需要民族文艺来发挥历史的民族精神，我们能在文艺的种种方式中间，尽量表现民族过去光荣的历史，才可以从过去的民族怎样艰难困苦去建立国家的事实，振发民族的精神，增加民族的勇气，来抵抗目前的内忧外患；其次我们也需要时代文艺来适合实际的环境……”[57]面对各省、市党部对“三民主义文艺”、“民族主义文艺”、“民生主义文艺”、“民族文艺”等等提法纠缠不清、莫衷一是的情形，会议最终决议“本党文艺理论”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以民族文艺为现时文艺政策，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智仁勇”等精神，突出“民族自觉自决”、“民族自信力”等“民族意识”。[58]
“民族文艺”由此在1930年代成为政府试图用以规训文艺界的口号，这种偏向于在传统中寻找“光荣”和“勇气”的民族文艺，与“本位文化”的语境本质相通，更与执政党的文化渊源合拍，故而自成系统。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中枢，南京文艺界反应最为灵敏，拿报纸文艺副刊来说，在“民族文艺”的导向下，就出现了“轶闻”、“遗事”、“考证”等漫天铺地的情形，“个个都像蠢鱼样，拼命地向故纸堆中钻，时时替陈死人作起居注”[59]，“谈掌故”和“复古”之风，盛行一时。[60]
1932至1937年间，《中央日报》主要的副刊是《中央公园》和《中央日报副刊》，前者的主要编辑有储安平（1933年7月—1934年6月）、华林（1934年11月—1935年2月）和周邦式（1935年3月—1937年11月），后者则由储安平一人负责。储当时是一个初具自由主义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他编辑的《中央公园》更多呈现着新文艺界的动态，《中央日报副刊》则紧贴社会热点问题和思想界最新话题，保持着一种活泼、直接的现实观照，与《中央日报》整体的保守氛围形成了反差。对此，本书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展开论述。华林和周邦式则更多带有传统文士的意味：华林曾在1924年发表讲述个人情史的《情波记》，周作人指出他利用了“传统的贞操观念”和“人心世道的大帽子”来报个人的失恋的私怨，“是最普通的老中国人的一个代表”[61]；周邦式即周长宪，号恕斋，字邦式，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五四运动中，他是北大《国民》杂志社的主力成员，担任《国民》的编辑工作[62]，1920年代曾与龚德柏、张恨水、贺子远等人共事于《世界日报》，据其友人介绍，周“古文师桐城，诗宗少陵，朋辈中殆无出其右者”，擅长于旧体诗词，[63]另外，他还是湘籍的南社成员。正如《中央公园》一作者所言，“先民典籍，即储蓄民族精神之仓库也。故民族文艺家，应多从四部方面勤加研讨”。[64]华林和周邦式编辑的《中央公园》，都较为偏重从传统的文化、文学形态以及英雄名士的史迹中挖掘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传统的书画、碑刻、瓷器、金石等的赏鉴，古典诗词曲的研究等随处可见。黄节、黄侃、章太炎、陈衍等“国学大师”在1935至1937年相继去世，《中央公园》刊发了包括吴宓、夏敬观、林损、陈钟凡等人所作的大量悼念文字，称赏他们“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65]的精神，而对于1936年鲁迅先生的去世，却不置一词，这种反差充分显示着《中央公园》对于“民族”偏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解。周邦式还在《中央公园》上聚合起强调中国“固有之文字技巧”的“东社”，社员有田星六、罗达存、冯一擎、龙湛岑、冉豫初、张业辉、管雪庐、鲍慈修（先德）、潘勋青、朱寄侯、顾九（蔗园）、黄黼馨、周邦式等人[66]，《东社小集序》大致可看成该社的宣言：
自西学东渐，左行文字盛行中国以来，一般学者，对于固有之诗词音律，每每弃置不谈；其尤甚者，意谓是皆冬烘腐朽者之所为，有志者，岂屑屑于此耶？
夫獉獉狉狉者，我无论矣！而我辈之略解文字，号称知识分子者，固不能无情感；其蕴于心而发于声者，类须有文字符号以记之，而记之之文字符号，其舍我之固有者而求诸异国耶？曰：我国固未亡，用固有之文字技巧，以记我之心之所欲言，固莫之或禁焉。设舍近图远，舍己就人，而在我人日常应用之间，仍捍格不入者，我奚取焉？
我东社同人，若谓为冬烘腐朽，则其间固有远涉重洋，而习数国胀形文字者；然举日常应用或抒情适性之文字，一举而弃之，必异国情调之是从，我决其必无如此妄诞；且与其削足以适履，而仍不能亦步亦趋者，曷若存我固履，而高视阔步之为愈乎？
……[67](www.xing528.com)
在1935至1937年周邦式编辑《中央公园》时，东社成员是撰稿的主力。在首都雅集时东社同人均以文言诗词互相唱和，他们在强调“固有之文字技巧”、“固有之诗词音律”时所透露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雅集、唱和这些相互交往的方式，都让人联想起试图以士子之力光复汉室、恢复神州的南社。事实上，东社的发起人周邦式、成员田星六、冯一擎等人本就是南社中人。[68]另外，在对宋明两代遗民资料的辑佚及精神的阐发上，东社对南社也有承续之处。
在“民族文艺”的倡导声中，《中央公园》中最为集中、最能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便是遗民话题。1935年2月24日黄节（晦闻）的去世与相关追悼活动，使遗民的志行、精神与气节等话题逐步成为《中央公园》的热点。黄去世后中央政府以崇隆的规格为之追悼，由汪精卫主祭，出席成员则有汪精卫、邵元冲、罗家伦、陈树人、褚民谊、曾仲鸣、马俊超、林损等一百余人，而林森、蒋介石、于右任、蔡元培等国府政要均致有挽词。[69]黄节早先曾鼓吹排满的民族主义，与邓实等人合作创办《政艺通报》，组织国学保存会，刊行《国粹学报》，为集中了“东南文化界精英”的晚清“国粹派”的中坚人物[70]；之后又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发起南社；在学术方面，吴宓称之为“今日中国诗学宗师”[71]。在追悼中，黄节在鼓吹民族革命、保存国学、提倡诗教方面所做的工作都受到推崇，汪精卫等人更由此进一步表彰他身上顾亭林式的遗民志行。汪指出：“回想明亡之役，数百年间，虽有黄梨洲、顾亭林等，能极力鼓吹民族，而在近代能把这种思想，这种情绪，付给士大夫的，就只有晦闻先生，所以他的一生，完全尽悴于这种事业，以办国粹学报始，以笺注顾亭林诗集终……”；吴宓在《黄节先生学述》中指出黄在北大自1934年起，由毛诗改讲顾亭林诗，“盖鉴于国家民族危难之日亟，故欲踵仿亭林之志事，于人心学术深植根柢，以为日后恢复之计”，“实乃今日之顾亭林”；汪精卫的挽联“岭海二樵斯嗣响，亭林千古有知音”和蔡元培的挽联“诗名不让黄山谷，志行庶几顾亭林”也都将黄节与顾亭林并提。《中央日报》对追悼会的详细报道，以及《中央公园》在黄节去世前后近一个月刊载的大量悼念诗词和文章，是遗民话题在《中央公园》展开并成为热点的引子，而东社成员则是宣扬遗民志行与节操的主力。
与南社成员热衷辑佚刊行明季遗烈诗文相似[72]，东社成员亦以辑佚此种乡邦文献为职志。朱寄侯是其中最为积极者，“包山旧隐”的自称也显示着其志趣所在。他在家藏原稿中整理出明遗民王曲辕的《北游记》和俞公毂的《东瓯游记》两种，并分别在《中央公园》1935年10月至12月、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连载。山阴王曲辕，名雨谦，明季曾以孝廉应礼部试，面对腐败振笔疾书，以致犯忌被默，明亡后耻事异族，二十年杜门不出，至清康熙元年方出，自越至燕，历程五十三日，日有所记，其“躬奉鼎革，怀抱未展，痛夏变彝，诧僚以殁”，因眷怀故国而作此“麦秀之歌”。[73]友人俞公毂为之作序，称其“笔墨多端，动关至性，其写荒凉也每以艳，而写富贵也则常以悲，一日之内，起人歌哭”[74]。在王曲辕五十三日的行程记录中，面对山川风物，时有真性情流露其间，他对“东南民力尽矣”的哀叹，对昔日与龙蟠虎踞之金陵“力答气应”，而今日萧条无比的“鲁邦”的悲愤，对京城“名深利切”、“满目不合时宜”的无奈，都流露出对明季的眷恋以及对以夷变夏、斯文扫地的愤慨，“虽无激烈之言论，而字里行间，时流露不忘故国之思”[75]。同里俞公毂曾从王曲辕游，《东瓯游记》记录了其四十六日的行程，朱寄侯称其文笔志趣与《北游记》相仿，“读记中游江心寺谒文信国祠一节，知康先亦为明季有心人也”[76]。
辑佚之外，宋遗明遗的文章、气节、道德，包括各种轶闻都在《中央公园》中得到集中的阐发，这长串的名单包括岳飞、文天样、谢皋羽、郑所南、谢枋得、张苍水、顾亭林、王夫之、黄宗羲、王季重、吴尔壎、汪梅湖、杨廷枢、吕晚村、夏完淳、朱柏庐、陈言夏、江天一、阎应元等等，经历鼎革的明季诸“烈女”、“节妇”之诗作也得到了关注和表彰。不管是辑佚诗文、考辨事迹，还是梳理学术理路、品鉴作品“，民族气节”的宣扬都是其中的第一要义，王平陵在《民族文艺的内涵》中认为“民族文艺的惟一的内涵”便是民族气节[77]。这里的民族气节，和“民族主义”这个南社得以聚集的“旗帜”一样高度重视夷夏之防，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78]朱寄侯在辑佚王俞两遗民原稿时，便“太息痛恨于清初文网之密”，并强调“我汉族”的文化正统地位；而诸如《谢皋羽的民族诗歌》、《读所南诗杂记》、《顾亭林的学风》等等也都透露着种族主义的色彩。东社成员蔗园将这种遗民式的、充满种族色彩的革命称为“中国的本位革命”：
中国革命的导线，从明末满人入主中国以后，迂腐的理学见解，已经被种族间所受的创痛打破了；从此明遗氏如顾亭林黄梨洲等，就利用排满的心理，来高唱革命论调——这种论调，绝没有感受到西方民权自由思潮的影响，而和民权自由，恰恰暗合，我无以名之，就叫他是中国的本位革命论。[79]
明遗式革命，由于加上“中国本位”这个修饰语，大有成为中国革命正统的意味，遗民带来的民族文艺，也似乎接续着华夏的正统文脉。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的革命渊源和文化谱系，也被蔗园上溯到这种“中国的本位革命”，他指出，孙中山在创兴中会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这个主张，“和明遗民所苦心孤诣昭示后人的，是一脉相延的”。周邦式在编辑《中央公园》时，常常将对遗民的纪念和彰扬文字与对国民党革命历史和革命英烈的追怀文字编排在一起，将抵死抗清、力续华夏文化的遗民与辛亥的英烈、黄花岗的烈士等同置一版，力图彰显国民党与遗民式民族节气内在的承续关系。可以说，《中央公园》大力宣扬遗民精神与民族文艺，暗含着突出国民党革命正统和文化正统地位的苦心。这种苦心和国民党政府搭建自身文化谱系的努力是一致的。前面已经谈到，在1935年黄节去世后，政府曾高调悼念并着力表彰他身上的遗民志行；1936年中宣部主任委员邵元冲选辑的《民族正气文钞》[80]中，有岳飞、文天祥、俞大猷、戚继光、史可法、张煌言、顾炎武、黄宗羲、秋瑾、林觉民、黄兴等44位作者入选，在这个从南宋至民国的“民族正气”谱系中也可看出国民党对遗民文化的认可与推崇；1943年《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则直接指出，在清代260年间，中国人以最大的努力，“保持自己的图书，组织自己的会党”，“中国国民党的远缘，就是在明末清初诸大儒的学说，和他们寄托在广大民众里面的会党的组织”。[81]
胡适曾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点出国民党的文化渊源，认为国民党的“智识份子”多属于戊戌维新以来的“保存国粹”运动，从“国学保存会”、《国粹学报》、“神州国光社”一直延续到“南社”。正是这种文化渊源，决定着国民党政府在文化政策上偏重传统的倾向，也决定着它与接续华夏文明的遗民文化表面的亲和性。但已成执政党的国民党，在1930年代大谈所谓的“遗民文化”，与整个时代氛围不合；《中央日报》副刊考辨遗民、烈女、节妇的事迹、辑佚相关诗文，这样构建起来的“民族文艺”，与时代是隔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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