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位文化”的营造
1929年11月胡适在《新月》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33]一文，这篇文章和胡适、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发起的“人权与约法”、反对“思想统一”、反对“党化教育”等论争一起，从政治体制到文化取向等方面对国民党新生政权提出了批评。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看，国民党是反动的。他举了三项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一是国民党政府保存古文骈文而不热心推广白话文，其二是国民党违背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思想自由之精神，其三是国民党大力提倡“不适宜于现代”的“旧文化”。胡适同时对国民党这种“反动”表现追根溯源，认为国民党的“智识分子”如柳亚子、陈去病、黄节、叶楚伧、邵力子等，都参与了戊戌维新以来的“保存国粹”运动，该运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运动，“国学保存会”、《国粹学报》、“神州国光社”、“南社”等是其主要阵地，而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也对中国固有文明“抱一种颂扬拥护的态度”，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实在不能了解”。据此胡适推出：“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充满“保存国粹和夸大传统文化的意味”，这种保守的性质导致了一些保守理论的发生，并成为国民党当政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
胡适在1929年对国民党的追根溯源与总体判断具有一定的先见性。1932至1937年，尊孔读经、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等相继出台，作为国民党舆论喉舌的《中央日报》自然以积极的姿态附和，成了观察国民党文化取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到北伐革命，“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传遍全国，成为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的表征。南京政府成立后，也曾明令废止祀孔，但1929年国民党军人鲁涤平、何键的电报使国民政府恢复了孔子纪念日[34]。 1930年5月16日，国务会议议决将南京朝天宫大成殿改为孔子纪念堂。到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更是决定将8月27日定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并在全国范围内规定了相应的纪念仪式：是日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1934年8月27日的祭祀大典极为隆重，政府各重要部门均派大员参加，而从服装音乐到祭祀物“一切悉按古制”的典礼、“恭维先师，万世仪型，明德新民，知化穷神……”这样的骈体祝词，都充满了“复古”气息。[35]在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汪精卫指出中国今日所有的文化和一切学术思想，无一不导源于孔子，孔子不但是中国四千余年文化之总代表，更是中国四万万人的智识之父；国民党内的理论家戴季陶则认为近世欧洲文明的输入中国，导致国人失去自信力，造成社会上的种种纷乱情形，必须“恢复固有的道德智能”。[36]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具有的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而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也最容易走上前面两步。[37]国民党政府在1930年代中期展开的尊孔运动，正是这种狭义民族主义的表现。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与尊孔运动呈现着相似的文化取向。新生活运动在1934年初由蒋介石亲自在“剿匪前线”南昌发起，该运动企图从国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方面着手，用“礼义廉耻”、“四维八德”这些传统伦理来规范国民生活，以期达到所谓“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的目的。 自从在南昌发起后，该运动迅速推广至全国诸多省市，新运总会则在1936年从南昌迁到首都南京，其宣传受到了更大的重视。新运总会干事贺衷寒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破坏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而新运则希望把破坏运动改变成建设运动，“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两者绝对不同。[38]新运的保守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由此可见。“本位文化”的口号是在1935年1月10日，由何炳松、萨孟武、王新命等十教授联名提出的，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十教授对中国文化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反对复古和全盘西化两种论调，主张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本位文化”的主张在1930年代引起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大讨论，本位文化论者与全盘西化论者各执一端，是论争的主要两方。在国民党当局与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关系上，后者附和着前者的文化主张和政策，前者则高度称赏和支持该运动，并推动其成为文化思想界的一个讨论热点，两者关系紧密。事实上，本位文化论者的主要阵地《文化建设》杂志便从属于国民党的文化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39]本位文化论者宣称自己“不守旧”，宣称反对复古，不过从本质上讲，他们的主张仍充满保守气息。主张西化论的胡适对此分析非常尖利，他指出所谓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十教授的宣言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和主张复古主义者如陈济棠、何键等并无根本的区别。[40]
以上谈到的尊孔、新生活、本位文化建设等运动，共同营造了一种“本位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或者说“反动空气”，从总体上呈现了国民党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姿态。作为执政者，他们对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的传播以及思想解放思潮持贬抑态度，“民族”成为他们用以号召人心、推行思想文化统制的旗帜。在“复兴民族文化”的手法上，他们提出所谓“恢复固有的道德智能”、发扬“中国固有的精华”等等，实质上有着严重的保守甚至是复古倾向。“要人言动，力谋复古，青年思想，多趋左倾，如参商之不相见，如凿柄之不相容”[41]，这种观察点出了政府所谓的民族话语与当时前进的思想界之间的距离，也间接点出了中央政权的危机。
《中央日报》在尊孔、新生活、本位文化建设这一系列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附和者和响应者的角色，在1930年代中期，《中央日报》社论、新闻版和副刊紧密配合，共同营造出一种“本位文化”的语境。就尊孔运动来说，1934年8月27日，除新闻报道外，主报刊登了吴铁城的《尊孔论》、邵元冲的《孔子之人格与时代精神》两篇长文，副刊（《中央公园》）则有《怎样认识孔子的学说》一文。吴铁城提出纪念孔子，可以“振发萎靡浮薄之民心，挽救行将中绝的文化”，新文化运动痛诋“吃人的礼教”，吴则对礼教表示深切的同情，认为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这个基本原则与孔子之礼教是相通的；邵元冲分析了民族历史文化与“力追上游”的“时代精神”两者的关系，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孔子学说为新文化之基础”，必须加以发扬光大。1935年8月27日，《中央日报》主报刊登了孔祥熙的《孔子日常生活与礼义廉耻之诠释》以及汪懋祖的《文化建设与尊孔》；《中央日报副刊》则有周荫棠的《孔学之双轨》一文，所谓的“双轨”，一为“尊王”，一为“攘夷”，对“尊王”的强调点出了政府展开尊孔运动的根本用心。除了纪念日，主张尊孔、阐发孔学的文章也是连篇累牍。就新生活运动来说，中枢政要如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朱家弊、邵元冲、陈公博等人的演讲或报告都在《中央日报》及时发表，全国各省市地区的新运展开动态也在该报的观察中。在新运进展的各个阶段，该报都专门刊发社论进行述评。比如1934年3月2日的社论《扩大新生活运动》，就是紧接该报2月27日、28日刊登的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而发的，提倡寻找“往昔的规律”，“恢复以往固有的精神”，扩大新运，复兴民族；1934年3月17日的社论《今日以后之新生活运动》、4月1日社论《南昌的新气象》等也都是应时而发。副刊对新生活运动的响应更是形式多样，有对“礼义廉耻”这个新运口号的阐释；[42]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为传统的“父母妻子”观正名，抨击新文化运动对道德的“破坏”；[43]有提倡以传统的“书院制度”为模范，“恢弘师道”，以挽救旧道德被打倒后社会的颓风和教育的厄运；[44]也有文章从新生活运动本身着手，探讨该运动与民族复兴、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关系。[45]总体说来，对传统道德秩序的向往、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满构成了这些文章的主调。就本位文化建设运动而言，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中央日报副刊》的“每日专论”栏当即发表了庄心在的回应文章，称该宣言“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欲道，沉痛警辟，可算得一九三五年开始的一大快事”，“足以表明中国知识阶级新的觉醒，也是民族革命中的有力的挣扎”[46]，钱仲易、程天放、言心哲等人也相继表示了自己对该运动的认同。1935年3月19日《中央日报》刊发了陈立夫在中央党部作的报告，陈把“对我国固有之德性智能从根救起，对西方发明之物质科学迎头赶上”看作本位文化的“真义”，并将这种“真义”视为中央政府文化建设的指针。“十教授”之一的萨孟武也在《中央日报》上回应胡适的批评，全力鼓吹所谓的本位文化[47]……(www.xing528.com)
围绕着南京政府与《中央日报》的这种“本位文化”语境，与南京以中央大学为大本营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势力相互汇聚，相互激荡，政府方面的文化保守主义由此获得学理的支持，学院化的讨论也由此染上上书献策之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南京政府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塑造自身的中枢地位，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1930年代），在分析其原因时，不可忽视南京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精英知识层的保守倾向。本书第1章已经论述了作为南京第一高校的南高/东大，以《学衡》、《国学丛刊》、《史地学报》、《文哲学报》、《东南论衡》等刊物为阵地，有意与“北都新文化运动”相抗衡的姿态，以及由此形成的“北大重革新，南高重保守”的格局。这种姿态并没有随《学衡》等刊物的停刊、南高/东大之易名为中央大学而断裂，而是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传统并得以“一线相承”[48]。
《国风》和《时代公论》是1930年代中央大学具有代表性的刊物。前者从1932年出版至1935年，共出3卷，后者从1932年出版至1936年，共出8卷；前者由中央大学国风社创办，社长是柳诒徵，编辑则有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等人，撰稿者以中大文史地科教授为主，后者则由张其昀、杨公达主编[49]，撰稿者以中大法学院教授为主。《国风》延续着《学衡》等刊物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姿态，其宗旨“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与《学衡》的“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也有相似之处。《国风》共出有三个特刊，其一是孔子诞辰特刊，其二是刘伯明先生去世九周年纪念特刊，其三是南高二十周年纪念特刊，这三份特刊均把新文化运动视为自己的对立面。[50]在孔子纪念特刊中，有梅光迪的《孔子之风度》、柳诒徵《孔学管见》、缪凤林《谈谈礼教》、郭斌龢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等文章。梅光迪在文中描绘了一个“蔼然可亲意味深长”的孔子形象，指斥揶揄孔子、掊击孔子者为挟“一知半解之舶来学说”的“乳臭儿”；柳诒徵则在文中嘲笑“专打孔家店呵斥孔老头子者”是“自暴其陋劣”，认为孔子教义在一般平民中浸润至深，而“自居为上流社会能改革风气之人物，以推翻成案，打倒偶像为高，纵欲败度，无恶不作”，他建议青年放弃所谓的“主义”而“学孔子之学”；郭斌龢在1931年曾作《新孔学运动》演讲[51]，认为中国向以孔子立国，孔子是中国的国魂，三十年来孔学为新派摧残至一蹶不振，思想界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内乱外辱源源而来正与此相关，应该提倡“新孔学”并以之作为“一切改革之原动力”，在《国风》的文章中，他再次强调“昌明孔学为救弊之惟一方法”。在刘伯明先生纪念刊内，有梅光迪的《九年后之回忆》、胡先骕的《中国今日救亡所需要之新文化运动》、张其昀《刘伯明先生逝世纪念日》等文章。梅光迪认为刘伯明主持的东大文科，“学风之优良，为全国第一”，对于学衡同人针对“流行偏激之主张”展开的“针砭”，梅颇为得意；胡先骕的文章非常尖刻，他指出“吾国国势所以至此”，最大的原因“厥为五四运动以还，举国上下，鄙夷吾国文化精神之所寄，为求破除旧时礼俗之束缚，遂不惜将吾国数千年来社会得以维系，文化得以保存之道德基础，根本颠覆之”，要挽救国势，改变人心浇漓和国本动摇的状态，必须提倡一种“较五四运动更新而与之南辕北辙之新文化运动”，对政府当局之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颇为庆幸。南高二十周年纪念号则是对“南高精神”的总结以及对新文化运动的清算。五四以还，“独南高仍保持其朴茂之学风，屹然如中流砥柱”，“当举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国旧文化之日，南高诸人，独奋起伸吭与之论辩”，“北京方面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南京方面也未尝固步自封，却自有其不激不随中正不倚的主张”[52]等表述都流露出南高学人以民族文化承续者自居的心态。
南京政府的文化举措与南京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取向有极为契合的方面，就尊孔这项而言，远的有数十年前学衡同人对孔子和孔学的捍卫，近则有1932年秋《国风》杂志的孔子特刊，随后政府方面便“尊孔之说洋洋盈耳，见诸命令，形诸祀典，与新生活运动相表里”。对于这种契合或者说影响，学衡派旧人颇为自得。[53]从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讲，1932至1937年政府方面对之极为冷漠，这和《国风》中呈现的姿态是一致的。政府当局与中大教授，尤其是秉持“南高精神”者关系不错，叶楚伧邀请柳诒徵主编《首都志》，陈布雷延请张其昀加入国民党，“吴门”（吴梅）弟子如唐圭章、卢冀野、“柳门”（柳诒徵）弟子张其昀、郑鹤声、胡焕庸、段熙仲等常为《中央日报》撰稿，都表示着双方关系的融洽。
和《国风》杂志相比，《时代公论》则带有直接为政府献策的意味。它以“供国人以发表自由思想之机会，俾于国事稍有贡献”为宗旨，但和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人创办的、同样强调独立与自由精神的《独立评论》相比，它与执政党关系更为亲近，谏士的意味更浓。在该刊上，张其昀对“士流政治”的强调、对“士联式”入党的提倡已显示出参政的热情，[54]杨公达、梅思平、萨孟武等人则直接为国民党出谋献计。梁实秋曾将该刊的立场大致归纳为“承认国民党专政”而“徐谋改良”[55]。不管怎么说，作为政论型刊物的《时代公论》，在文化建设上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及《国风》杂志。
中大为首都第一高校，《国风》则折射着1930年代中大教授群在文化建设上的总体倾向。首都另一高校金陵大学的倾向与中大相似，在本位文化的讨论热潮中，金大文学院成立了国学研究班，由胡小石、黄侃、吴梅等人任指导教师。可以说，1930年代以南京为中心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产生，乃至兴盛，除了胡适所说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充满“保存国粹和夸大传统文化的意味”这个原因外，南京精英知识分子群也参与了这种“本位文化”语境的营造，并给予了学理上的支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