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报》对五四运动的阐释-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

一、《中央日报》对“五四”的阐释

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史影响之深远是毋庸置疑的，它也成为我们分析现代史上各种政治、思想、文化派别的一个切入点。周策纵在其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将自由主义者、国民党、共产党作为五四运动阐释中的三大主要力量。他把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观点归纳为“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将共产党的解释归纳为“在列宁的号召下开展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对于国民党以及与之态度相近的中国青年党，周策纵则认为他们“代表了民族主义和传统派的观点”，认为在国民党内占据实权者“或者贬低整个运动，或者批判其在对待民族遗产方面所持的破坏偶像的态度”，他们“有意无意地强调五四运动的民族情感，而反对其反传统的方面”。^[31]周策纵的这种观点可供我们参考，虽然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对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必然有所遮蔽。

《中央日报》代表了国民党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分析1928至1949年该报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尤其是社论，可以让我们对国民党的五四阐释史有更为明晰的认识，对于理解国民党政权在思想文化上的取择和自我建构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为了把这个问题阐释得更为清晰，以下采取逐年列举的写法。

1928年5月4日《，中央日报》社论题为《五四运动的成绩》。该年是五四运动九周年，五四的成绩以及意义被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外交史上占了民众外交史的第一页，一方面在中国文化史上占了新文化运动史的第一编”。它从外交运动逐渐转变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再生的新纪元”，表现在报纸杂志的陡然增加、出洋留学者的陡然增加，以及译著事业的陡然发达等方面。中宣部制定的宣传大纲也刊登在该日的报纸上，大纲指出五四时期，“本党”组织尚不完善，民众没有得到统一的指挥，而共产党则发现这是“大可利用”的机会，利用每年的五四纪念进行“鼓煽”，将五四运动分化成“阶级斗争”，学生界被鼓动失去了安宁统一的状态，再加上国家主义者、研究系等的“乱流而进”，使学生界四分五裂，“这是‘五四’以后最不幸的现象”。

1929年5月4日，社论为《怎样纪念五四》，该文指出“本党”领导的国民革命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它将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斗争从“零碎的解决”转向“具体的革命”，脱离“本党”领导的单纯的学生运动是决不能成功的；现在“破坏”的革命已经成功，青年应从社会回到教室，学成专门的人才，以适应建设的时代。

1930年5月4日，无相关社论。

1931年5月4日，社论为《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政治史上“国民意识集合表现之一创端”，也是“民族运动之一壮举”。但是，五四运动也带来不少“坏影响”，学生界之“风习嚣张，学潮迭起”是其中严重的一端。青年学生在生活和思想等方面过于自由，呈现出“恣情任性”、“傲慢纵肆”，或“悲观颓丧”、“态度浪漫”等多种“流行病状”，必须加以组织化和规律化，使之集中于“本党”的主义之下，方能求得“民族之生存”与“国家之自由平等”。

1932年至1937年的5月4日，均无相关社论。1938年5月4日《，中央日报》迁徙至长沙出版，未见保存；1939年5月4日，在重庆出版，遭遇日军“五三、五四”大轰炸，未见出版。

1940年5月4日，社论为《“五四”勖青年》，指出五四是全国青年的救国运动，也是当时全民族一致开展的抗日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占了重要的一页，“依历史的眼光来分析，那时候之所以会有‘五四运动’，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直接间接，都可说是受着本党革命精神所领导”，三民主义是中国群众运动的灵魂，在抗战中纪念五四，发扬五四精神，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罗家伦在当日中央广播电台播讲《五四运动之意义》，指出五四运动中学生只有国家民族的意识，却没有一贯的政治思想，爱谈各种不同的主义，导致二十年来一系列的冲突摩擦与流血事件，这是五四的教训。《中央日报》对罗的演讲作了报道，另外，陈诚、何浩若等人在当日的副刊上发表了纪念文章^[32]。

1941年5月4日，社论为《青年报国之大道》，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种发端而不是运动的整体，是文化改造的一种试验而不是新文化的结晶；它的主体是个人，精神是19世纪的，灵魂陈旧，对于国家民族利害的认识还很朦胧；五四运动无条件接受西洋文化，理论、主义以及思想，延迟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新文化的产生。文章最后告诫青年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从全盘西化转向以本民族为根基的新文化。该日副刊为《五四纪念特刊》，刊登了吴铁城的《“五四”的精神》、易庚甫的《记“五四运动”》、钱用和的《“五四”运动回忆录》等文章，强调五四作为民族自觉运动的意义，吴、易两文对于五四带来的思想解放乃至“争尚新奇”、没有中心都有批评。

1942年5月4日，无相关社论。(www.xing528.com)

1943年5月4日，社论为《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支流”，五四运动的贡献，缘于国民革命运动，五四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其要义没有超出三民主义的范围；在今日抗战中，团结在“本党”旗帜下，服从领袖，便是发扬五四精神。另外，第五版刊有傅斯年《“五四”偶谈》一文；《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则出有“五四特辑”。

1944年5月4日，社论为《青年运动的又一阶》，该文把公车上书、五四运动、抗战中的青年从军运动放在一起，认为五四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产儿，比公车上书式的“伏阙上书”更为波澜壮阔，但五四运动之“朦胧的祖国爱和民族感”，远不如青年从军运动壮阔和切实，后者是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运动的最高峰。

1945年5月4日，社论为《展开现阶段的青年运动》，该文认为，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国民革命是五十年来中国革命运动的壮阔主流，任何运动只有汇合于这一壮阔主流，才有真实意义和积极成果。五四运动因为本身是一个救国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始有其历史价值，其展开的文学革命，始有其“部分的意义”。

1946年5月4日，无相关社论；《中央副刊》刊有《当年五四在南京》的回忆文章。

1947年5月4日，社论为《蔡孑民先生的警语》，认为五四之所以超越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在学术、思想、文化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它保持了“纯洁的自发性”，今日共产党之于学生运动，正在上演“道旁儿”杀马的悲剧，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侮辱。

1948年5月4日，社论为《念五四·看今朝》，是五四运动29周年纪念。社论称：就起因说，五四运动是一种救国运动；就目标说，它是一种建国运动；就其本质讲，它是一种文化运动；就人物说，它是一种学生运动。认为将五四比拟为狂飙运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不够亲切贴近，最能道出其精神者，是孙中山先生所称的新文化运动，它接受了国民革命思潮的洗礼而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的一大支流。

1949年5月，《中央日报》在大陆停止出版，无五四纪念文章。

从这二十多年的纪念文字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对五四的阐释并没有自圆其说，在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领导者、评价诸多重大问题上前后也有不统一之处。比如说在五四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上，五四是国民革命的“一个支流”与国民革命是五四的“继续”这两个说法就有矛盾；五四有着“纯洁的自发性”与直接间接“受着本党革命精神所领导”两说也不一致；五四“造成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时代”与“延迟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新文化的产生”这两种评价更是有着天渊之别。这种对五四运动阐释的混乱显示出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对该运动意义认识之不足。总体说来，五四运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一面以及它在中华民族革命史上的意义，是国民党最为关注的地方，但对于五四“无条件接受西洋文化”、“争尚新奇”的态度以及随之而起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思潮则评价很低，对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更是很少提及。换句话说，对于伴随五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国民党抱着冷漠甚至反感的态度。

另外，通过对《中央日报》上五四纪念文章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1928至1931，以及1940至1949年这两大阶段中，国民党政权对于五四有较多的阐释“热情”，并试图将之纳入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文化体系之中。这两个阶段前者属于国民党政权的巩固期，后者则处于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时期。1932年《松沪停战协定》签订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六年，属于相对稳定的建设期，南京政权在财政、金融、经济、教育、科学，包括文化等各方面展开了建设工作，但就是这六年中，“五四”似乎成为一个不受其欢迎的名词《，中央日报》无论是社论、新闻版，还是副刊，都极少提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主持或者支持的一系列文化运动和文化口号，如尊孔、新生活、本位文化等，也正是在这六年中密集推出的。国民党在文化的总体取向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排拒，以及政权不稳时对五四话语的权宜利用，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