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中的民族话语：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

第3章　副刊中的民族话语

就新文学而言，《中央日报》副刊除了1930年代戏剧方面的内容外，并没有多少亮点，也没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相对漠视；二是作为副刊主要依托资源的新都新文化、新文学基础的薄弱。所以，新文艺界针对某些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辩，地点往往在北平和上海，比如1930年代的京海派之争、大众语讨论等等。新都南京则如一个尴尬的他者，不能建立起和自身政治中心地位相对应的文化地位。《中央日报》副刊对新文艺界的讨论和论辩，也会从自身的立场作出反应，但很难引发“原创性”的话题，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如果打破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文学之间的界限，以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末这二十余年为观察期，《中央日报》副刊还是自成风格的，即民族话语的贯穿始终。“民族”是国民党树立自身正统地位的中心话语，也是学界研究国民党文艺活动最重要的切入点，不过，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在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上。实际上，民族话语贯穿国民党执政始终，它与文艺的结合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形态。《中央日报》伴随国民党政权中枢的特性，使其副刊成为观察民族话语之文艺形态的重要窗口。(www.xing528.com)

本章力图梳理副刊中丰富而散漫的民族话语，并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运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文艺中强调“民族”，固然有值得肯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但这种内含强烈“中央”意识的民族话语，本质上则不断走向窄化和褊狭：一方面，出于国民党的文化保守主义，它有排拒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指向；另一方面，出于树立国民党所谓“全民族中流砥柱”的地位，它有唯我独尊，排拒异己的倾向（其中最大的异己力量来自左翼和共产党）。这种窄化和褊狭，主要源自国民党自身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姿态，也受到南京保守主义文化氛围的影响。本应成为凝聚全国文艺界力量的民族话语，经过国民党的窄化处理，遭到思想界与文艺界的普遍抵制；而观察《中央日报》副刊中民族话语与文艺结合的诸般形态，也可看出国民党政权格局与气象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