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在野：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

四、国都的“京派”与“在野”的剧运

一般来说，“京派”是指平津地区以朱光潜、沈从文等学者型文人为代表的文艺派别，他们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注重道德上与文化上的健康和纯正，优游于中西文化，有着乡土牧歌的风味。认为南京存在“京派”自然令人诧异，不过，自1927年南京取代北京成为中国的国都，北京改为北平后，大众关于“京”的想象已逐渐趋向于南京。比如说，铁路上的京沪线指的就是南京上海两城；所谓的“京派”大学生，指的并不是北平的学生，而是在首都南京就读者，他们是“绅士镇静的，官僚雏形的”^[110]；被称为京派的商人指的也是在南京从商者^[111]…… 1930年代戏剧界也出现了以南京为“京派”的说法：

最近几年来，中国话剧界里忽然有所谓“海派”“京派”之分……“海派”与“京派”这种的称呼的来源我没有考证到结果。有人说：“海派”是指在上海做戏剧工作的一群人，而“京派”是指在南京的。又有人说：“京派”是指在官办的戏剧团体服务的，而“海派”是指“在野”剧人……^[112]

这些以南京上海、在朝在野区分京海派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在1934年的京海派论战中，鲁迅发表《“京派”与“海派”》一文，冷静地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南京在1927年开始已成国都，如果套用鲁迅抓住的京派“近官”、是“官的帮闲”这种特征，把在南京“近官”的文艺称为京派，似乎也契合京派的本质。

另外，拿中国文艺社这个首都“近官”文艺的典型来说，它在抵御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保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方面，与平津地区的京派在表面上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文艺社在1930年代中期曾设立“文艺俱乐部”，这是其主持者华林、徐仲年等人倡议发起的。1930年代初，华林、徐仲年等曾在上海主持文艺茶话会，并出有《文艺茶话》月刊，他们来到南京，自然也带来了这种品茶论艺的风气。据徐仲年的介绍，文艺俱乐部是以法国的沙龙为“模范”的，类似于中国的“茶话会”，这是文艺家的友谊会，是一个“自由集团”。^[113]这个俱乐部每周四举行“交际夕”活动，聘请文艺界名人作演说或报告，或者由社员们自由探讨文艺问题，比如说请陈之佛教授讲工艺美术，请商承祖教授讲德国文学，请Fran Spineller夫人朗吟诗歌，请张道藩、余上沅、刘呐鸥讲戏剧电影等等，自由讨论的话题也不脱纯艺术的气息。这种俱乐部和“交际夕”活动，和平津京派之读诗会、文艺沙龙等有形似之处，官方的资助使之无商业上的压力，倒也培养出几分文艺上的优游感来。称南京“近官”的文艺为“京派”，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补充的是，南京的“京派”也有追慕平津文坛和文人之意。从文艺社的《文艺月刊》看，沈从文、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于赓虞、梁实秋、凌叔华等“京派”和“新月派”作家是该刊所“拉”的重要作家，而该刊的封面也有模仿《新月》的痕迹^[114]。

南京近官的“京派”是“中央”扶助的，也是《中央日报》副刊的主要关注点。从1930年代首都的剧运看，中国文艺社及其演剧活动、张道藩的戏剧实践、剧校的公演和演剧探讨是其关注的焦点，三者对于“纯文艺”的偏好以及与时局刻意保持的“距离感”，遭到“在野”者的强烈抨击。在首都，《新民报》相对于《中央日报》是一份“在野”姿态明显的报纸，其社论和副刊（以《新园地》、《南京版》为代表）对现实和时局反应敏锐，内含民间的批判立场，对《中央日报》“京中第一大报”身份构成了挑战。对于中国文艺社的文艺俱乐部和“交际夕”活动，《新民报》在描述评论时就充满了春秋笔法：

那文艺厅更布置得艺术了，屋角的一座石膏美女模特儿，曲线是多么诱惑人啊，徐悲鸿先生的一幅猫儿追老鼠的国画，神情是非常的活跃，另外几副国画，山水人物，皆是令人赞赏的珍品，沙发上坐着的一群群一堆堆一排排的文人学士，其姿态、神气，那就更入画境了。^[115]

……淡绿色灯光，在浓郁的树林中，跟天上的月相映着流光，是一个诗意所在呀，是一个美丽的山之谷呀……

“返回自然去”，这是他们的口号，用人生尽量浸到自然之怀里去，这是文艺社且尽欢的表征……没有一些苦痛，沉郁，悲愁的氛围，也没有一些灰色，凄惨的素质在……这里原是一个超现实的理想所在呀……^[116]

《中央日报》及副刊中重点介绍的剧运，《新民报》及其副刊往往一笔带过，而且经常用一种讽刺和批判的手法。它重点关注的则是田汉等人组成的中国舞台协会及其在首都的公演情况，其中《新园地》副刊姿态最为明显。《新园地》在1935年12月1日创刊，到1937年5月3日停刊，挂名主编是赵继纯，实际则由田汉和阳翰笙主持，堪称左翼文艺在首都的大本营。中国舞台协会正是由田汉、阳翰笙联合在京的戏剧人才，召集上海的大批人马在首都建立起来的《，新园地》创刊号便是舞台协会的公演特刊。

1930年代，尤其是1934至1937年首都剧坛异常热闹，从文艺社《茶花女》公演拉开帷幕起，影响力较大的有唐槐秋领衔的“中国旅行剧团”赴京公演《梅萝香》、《茶花女》《、雷雨》等剧，首都公余联欢社《自救》与《自误》两剧的公演，首都磨风剧社之公演《娜拉》等剧，由陈大悲领衔的上海剧院之公演《西施》，另外还有陈凝秋领衔的上海吼狮社公演，马彦祥组织的“联合剧社”公演，中国舞台协会的三次公演，剧校的十多次公演等。^[117]其中，舞台协会的公演最具“在野”的自觉。《回春之曲》、《械斗》、《黎明之前》、《洪水》、《复活》等剧均紧密结合现实，充满战斗力。被国民党困居在南京的田汉一方面仍然坚守着南国社时期“在野”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已经走出早期的唯美与诗意，达到了艺术与时代的真正融合。在《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中，田汉指出“‘学院派’并非是一个可诅咒的名词，它的坏处只是容易烦琐地注意艺术之次要的装饰的部分，而忽视当前最迫切的需要，艺术的奇花是应该在狂飙般的运动中生长的。因此它将是野生的，属于民众，为民众，由民众的”，而不是“由政府来包办”，把基础“建在政府上”；在舞台协会开演之际，田汉致词希望戏剧艺术要密切结合现实，“通过艺术世界使民众都注意国难而急求所以突破之道”；对于“暴风雨中的南京艺坛”，田汉很不满其中的“秦淮停歌、玄武泛舟”以及“中国现代艺术家的精心的杰构”，认为从技术上讲这些“杰构”自然有所成就，但它们未能“敏锐地适切地回答当前的客观要求”，艺术家应保持时代的敏锐，给“苟安着、惰眠着或摸索着的”一般人以警策，而不是重新提起“一般人已经解决的问题”，“在家庭男女之间兜圈子”……^[118]结合南京那些“近官”文艺的表现，可以看出，田汉的自我期许与对艺坛的批判都相当有针对性。

田汉的文章以及舞台协会的公演信息大都刊登在《新民报》及其副刊上，是1935至1937年《新民报》文艺内容的重点，并且在发表时打破了主报和副刊的界限。理论的探讨、公演的评论、剧目的介绍，甚至舞台协会成员的日记、行踪等等，在《新民报》上都得到密切的关注。在公演诸剧中，《械斗》攻击中国民族“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劣根性；《回春之曲》唤起大家勿忘国难，继续奋发的精神；《洪水》表现了长江中区某乡村因水灾而造成的惨剧，歌颂了农民的伟大力量；《黎明之前》叙述了一个顽固的母亲因反对子女参加抗日斗争而毒死子女并自杀的悲惨故事，激励民众的抗日精神。《复活》的公演则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这部取“批判的态度”介绍的伟大剧作，如镜子一样，照着中国的社会问题，当波兰的革命青年在狱中唱着《莫提起》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快上断头台唱着《怀乡曲》的时候，必然使爱国的“同病相怜”的观众“洒一掬同情之泪”。^[119]在《新民报》的评论中，舞台协会和田汉代表着当时戏剧界的最高水准：“在今日严重紧张时局下，真能代表平民与青年之积愤而叱诧呼号者，当无如伟大之田汉”；《械斗》与《回春之曲》等剧，“俱是不朽之作，益以济济群英，集合演奏，洵是民族苏醒之强心剂，不仅中国舞台协会之成功也”；^[120]《复活》一剧“抓着了‘时代’，表现了‘时代’”，“其功是不亚于法国巴黎的战争画，和苏俄伏尔加河的船夫曲，自当与世并存的”。^[121]

纵观这段时期的《中央日报》及其副刊，在1920年代末大力推介南国社和田汉的这份报纸，在国难当头的1930年代，对于田汉和舞台协会贴近现实，充满战斗性的剧作表现得轻描淡写，甚至是有意遮蔽。除了中国文艺社、张道藩以及剧校的演剧外，它也关注了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院等《梅萝香》、《茶花女》、《西施》等剧的演出。田汉的文章只有《跃动的心》和《等待着批判》两篇，前者发表在徐悲鸿主编的《艺术副刊》上，后者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文学周刊》上。评论文章也是寥寥，和田汉等人“震破了死静的秦淮”的“激越的歌声”^[122]远不相称，更和自身作为“中央”大报的身份不相称。

南京“近官”的“京派”对于活跃1930年代首都的文艺界，尤其是戏剧运动起了较大的作用。他们试图在首都文坛形成“中心的观念、一致的步调”，希望他们的刊物成为“中国文艺界的秤称”，他们的言论“能穿透文艺界的厚壁，而广播到全国文艺家的耳朵里”。但是在国难当头迎合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淡化文艺的抗争色彩，试图充当“美化中国的酵母”，“创造美的宫殿”^[123]，确实显得不合时宜。文学史中平津地区的“京派”自然也使文艺与时代、政治保持着距离，有着对纯文艺的追求，但在其文学活动中寄寓了道德承担意识和对民族发展的设计，在更高层面触碰现实、反思整个民族，而非刻意的为艺术而艺术。南京的“京派”在名称上可以成立，但在精神内蕴上则欠缺太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沦陷，首都短暂的“承平”时代宣告结束，南京的所谓“京派”以及那种“秦淮停歌、玄武泛舟”的氛围也一去不复返，即便到1945年返都后，也未能汇聚成一股力量。这也从一方面证明了这种“京派”的脱离现实与缺乏根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平津的“京派”，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在战后满目萧条百废待兴的故都里，总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使这个派别以各种方式汇聚、生根，乃至再次繁盛！

客观说来，建都南京的头十年，南京政府还是表现出了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划和落实。文艺上也是如此，政府对戏剧运动的资助就是一个典型。《中央日报》副刊在这十年中，从政府立场出发，对于“鼓励首都艺术的空气”、推动首都的戏剧运动尽了自己的力量。这种“鼓励”与“推动”的根本意图，是宣传国民党自身的文艺主张，探索党治文艺的发展方向。从副刊的实际面貌看，所谓的党治文艺是模糊不清的，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映照下、在现实时局的冲击下，必然走向失败。

【注释】

[1] 杨晋豪：《南京的文艺界》，《大道》1929年3月28日。

[2] 白龙：《南京的新文学界》，《中副》1934年12月23日。

[3] 转引自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88至790页，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

[4]《记者志》《，青白》1930年2月12日。

[5] 王平陵：《欢迎江苏民众的剧社》《，青白》1929年11月24日。

[6] 王平陵：《扩大中国戏剧运动》《，中央日报·中国文艺社戏剧组第一次公演特刊》（下文均注《公演特刊》）第3号，1931年6月14日。

[7] 炎：《谈谈所谓“海派”和“京派”》《，中央日报·戏剧》1937年7月2日。

[8] 余上沅：《本校一周年纪念刊致词》，《中央日报·戏剧》1936年10月16日。

[9] 张道藩：《首都文艺界近况》，《中央日报》1935年9月20日。

[10] 况鳞：《检查与联运》《，大道》1929年8月1日。

[11] 鲁迅：《伪自由书·不通两种》及附录《，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2] 代表性文章有张水淇：《思想统一问题》《，青白》1929年9月6日；周佛吸：《唱导三民主义的文学》《，大道》1929年9月26日、10月1日、10月2日；王平陵：《建设positivc的文学》《，青白》1929年11月7日。

[13] 王平陵：《南国社的昨日和今日》，载《矛盾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戏剧专号”，1933年3月。

[14]《青白》1929年6月18日。

[15] 见张静庐辑注之《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16]《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民国十八年查禁书刊情况报告》，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214至21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7]倪伟对“三民主义文学”有深入的辨析，参见《“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第一章《三民主义文学》。

[18] 参见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第285至303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19]许由：《中国文坛消息杂记》《，新星》创刊号，1929年10月。

[20] 冯乃超：《中国戏剧运动的苦闷》《，创造月刊》第2卷第2期，1928年8月。

[21]《前言》《，流沙》第1期，1928年3月。

[22] 熊佛西此类文章主要发表于《戏剧与文艺》，该刊1929年5月创刊，出版至1930年12月，共出14期。

[23] 张健：《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和艺术戏剧运动》，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1998年第3期。

[24] 田汉：《序〈南国周刊〉》，《南国周刊》第1期，1929年8月。

[25]《青白》1929年5月30日、6月1日、6月3日、6月4日。

[26] 王平陵：《南国社的昨日和今日》，《矛盾月刊》第1卷第5、第6期合刊“戏剧专号”，1933年3月。

[27] 王平陵：《欢迎江苏民众的剧社》，《青白》1929年11月24日。

[28]《记者志》《，青白》1930年2月12日。

[29] 陈访先：《北方社会之鸟瞰》《，大道》1929年11月17日。

[30] 德佑：《从上海到首都》《，青白》1929年7月23日。

[31] 杨晋豪：《南国社与中国戏剧运动》《，大道》1929年6月27日。

[32] 第一期公演分两次，即1928年12月的上海公演与1929年1月的南京公演；第二期公演亦分两次，即1929年7月7日至12日的南京公演，7月29日到8月5日的上海公演。

[33]《月夜忆寿昌》《，青白》1929年8月2日：《夜雨孤灯忆予倩》《，青白》1929年10月2日。

[34] 庄心在：《民众戏剧的理论和实践》，《青白》1929年10月16日。

[35]《大道》1929年3月11日。

[36]《大道》1929年11月3日。

[37]《青白》1929年6月4日。

[38] 王平陵：《艺术与政治》《，青白·南国特刊》第1期，1929年7月6日。

[39]平陵：《“降到低地去”》《，青白》1929年6月17日。

[40] 平陵：《欢迎南国》《，青白·戏剧专号》第3号，1929年6月30日。

[41] 西冷：《中国戏剧运动的启蒙时代》《，青白·南国特刊》第3、4期，1929年7月12、14日。王平陵曾用的笔名包括西冷、史痕、秋涛、草莱、疾风等。

[42] 云飞：《南国给我的印象》，《青白·南国特刊》第3期，1929年7月12日。

[43] 田汉：《日本新剧运动的经路》，《南国周刊》第1、第2期，1929年8月。

[44] 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第3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5] 黄素：《“第三条路”与离物质的“爱”》，《南国周刊》第4期，1929年8月。

[46] 郑千里：《民众剧，南国及其他》，《南国周刊》第5期，1929年9月。

[47] 许德佑：《摩登戏剧运动》，《青白》1929年12月28、29、31日。

[48] 陈大悲：《民众的戏剧与我们》，《青白·戏剧特刊》1929年6月10日。

[49] 陈大悲：《民众的戏剧与我们》，《青白·戏剧特刊》1929年6月10日。

[50] 陈大悲：《开不成幕的民众剧》，《青白》1929年5月8日、9日。

[51] 葛建时：《我们的第一次公演》，《青白》1929年11月24日。

[52] 沈泽民：《民众戏院的意义与目的》，《戏剧》第1卷第1期，1921年5月。

[53] 熊佛西：《戏剧应以趣味为中心》，《戏剧与文艺》第1卷第12期，1930年9月。

[54] 平陵：《戏剧杂谈》，《青白》1930年5月28日。(www.xing528.com)

[55] 予展：《所谓民众戏剧》，《矛盾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5月。

[56]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上）《，矛盾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5月25日。辛予系南京开展文艺社的成员，该社为南京中国文艺社外另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社团，主要成员均任职于国民党党政部门，故此处称“自家人”。

[57]《本社第一次谈话会纪事》《、答胡梦华兄》《，中央日报·文艺周刊》第4号，1930年10月16日。

[58] 参见曹聚仁：《文坛三忆》（上卷明远楼前），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59] 王平陵：《读了〈论散文诗〉以后》，《文学旬刊》第25号，1922年1月11日。

[60] 代表性文章包括：《不灭没的恋爱》，1921年7月11日；《我底恋爱观》，1921年7月17日；《异性社交的态度问题》，1922年6月22日。

[61] 王平陵：《“科哲之战”的尾声》，《学灯》1923年7月19、20日。

[62]《雷峰塔下》《，学灯》1921年10月9、12日《；西湖之雪》《，学灯》1922年3月8日《；回国之后》《，妇女杂志》1929年5月号。

[63] 许德佑：《〈回国以后〉的读后感》《，青白》1929年10月13日。

[64] 参见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周刊》第2卷第1期，1930年5月。

[65] 王平陵：《南国社的昨日和今日》，《矛盾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戏剧专号”，1933年3月。

[66] 田汉致王平陵，该信载《青白》1929年5月16日，《田汉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未见收录。

[67]《老母与新都》（田汉回复王平陵），《南国周刊》第9期，1929年10月。

[68] 离尘：《戏剧与革命》《，大道》1929年7月9日。不过，这个提案最终并没有在大会上提出。

[69] 阎哲吾：《建设省民众剧场及演剧学校之三步计划》《，大道》1930年1月1日、3日。

[70] 高旸：《提倡戏剧运动》，《大道》1931年7月8日。

[71] 苏芹荪：《一年来的中国话剧》，《读书顾问》第4期，1935年1月；《剧坛情报》，《中央日报·戏剧副刊》1934年10月9日。

[72] 参见《本社第一次谈话会纪事》、《本社第二次谈话会纪事》，分别载《中央日报·文艺周刊》第4号（1930年10月16日）、第5号（1930年10月30日）。

[73] 子柔：《茶花女上演的第一夜》《，公演特刊》第4号《，中央日报》1931年6月15日。

[74]参考胡梦华：《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子柔：《茶花女与中国戏剧运动》，《公演特刊》第2号《，中央日报》1931年6月13日。

[75] 王平陵：《从多方面着想》《，公演特刊》第2号《，中央日报1》1931年6月13日。

[76] 孑农：《现代中国文坛杂讯·南京通信》《，现代文学评论》第2卷1、2期合刊，1931年8月。

[77] 滕刚：《青春与美丽的死》、胡梦华：《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平陵：《为什么要介绍〈茶花女〉》，分别载《公演特刊》第1、2、4号《，中央日报》1931年6月11、13、15日。

[78] 平陵：《扩大中国戏剧运动》，《公演特刊》第3号，《中央日报》1931年6月14日。

[79] 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 上）《，矛盾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5月。

[80] 许自诚：《谈话》（下）《，新民报·文艺俱乐部》1936年1月16日。

[81] 参见邵洵美：《儒林新史》，《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

[82] 赵友培：《文坛先进张道藩》，第114页，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85年。

[83] 张道藩：《首都文艺界近况》，《中央日报》1935年9月19日。

[84] 赵友培：《文坛先进张道藩》，第111页，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85年。

[85] 张道藩：《〈自救〉和〈第一次的云雾〉在南京公演以后》《，中央日报》1934年10月7日。

[86] 郭有守：《〈自误〉的预演》，《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下文均注《文学周刊》）1935年10月19日。

[87] 陈公博：《看了〈自误〉以后》（上、下），《中央公园》1935年10月22、23日。

[88] 陈剑翛：《对于〈自误〉话剧的感想》，《中副》1935年10月28日。

[89]《文学周刊》第30期，1935年10月29日。

[90] 文治平：《旧问题的新处理》，《中央日报·戏剧》1936年10月30日。

[91] 张道藩：《读了〈自救〉和〈第一次的云雾〉各种批评以后》，1935年11月26至12月18日连载13篇。

[92] 陶彬：《从戏剧辩证的文学史说到自救与自误》《，中央日报·戏剧副刊》1935年5月19日《；论〈自误〉的作风》《，中副》1935年10月26日。

[93] 辛子萍：《自救的作者与自救》，《中央日报·戏剧》1936年10月30日。

[94] 乾元：《读〈自救〉》《，中央日报·戏剧》1936年10月30日。

[95] 载《文化先锋》创刊号，1942年9月。

[96] 周锦：《中国新文学史》（第三版），第553页，台北：逸群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

[97] 余上沅：《本校一周年纪念刊致词》《，中央日报·戏剧》1936年10月16日。

[98] 张道藩：《首都文艺界近况》，《中央日报》1935年9月20日。

[99]余上沅：《本校一周年纪念刊致词》，《中央日报·戏剧》1936年10月16日。

[100]载《中央日报·戏剧周刊》1936年1月31日。

[101] 余上沅：《一年来我们的工作》，见《国立戏剧学校一览》，1936年10月国立剧校印行。

[102] 余上沅 ：《一个半破的梦——致张嘉铸君书》《，晨报·剧刊》第15号，1926年9月23日。

[103]余上沅：《幕前致词》《，中央日报·戏剧副刊》1936年1月5日。

[104] 这些剧作分别是：由果戈理剧作改编的《视察专员》（第1届）、琼斯的《说谎者》（第2届）、余上沅的《回家》、陈治策编译的《爱人如己》、巴蕾的《上太太们那儿去吧》（第3届）、由雨果剧作改编的《狄四娘》（第4届）、贝克的《群鸦》（第5届）、奥尼尔的《还乡》、巴雷的《秦公使的身价》、章泯的《东北之家》、洪深的《走私》（第6届）、张道藩的《自救》、万家宝翻译的《戏》《、视察专员》（第7届）、洪深的《青龙潭》（第8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第9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第10届）、曹禺的《日出》（第11届）、凌鹤的《黑地狱》（第12届）、莎十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第13届）。

[105] 余上沅：《〈国剧运动〉序》《，国剧运动》在1927年由新月书店出版。

[106] 丙生（茅盾）：《读〈上沅剧本甲集〉》《，文学》第3卷第3期，1934年9月。

[107] 柏森：《评剧校第六届公演》《，新民报·新园地》（下文均注《新园地》）1936年6月30日；罗青：《看〈东北之家〉〈走私〉后》《，新园地》1936年7月7日。

[108] 潘孑农：《〈东北之家〉与〈走私〉》《，新民报·戏剧与电影》1936年7月4日。

[109] 徐慕云：《中国戏剧史》，第1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世界书局1938年初版。

[110]《“京派”与“海派”大学生的分野》《，新民报·南京版》（下文均注《南京版》）1936年10月12日。

[111]《商人也有“海派”与“京派”》，《南京版》1936年7月4日。

[112] 炎：《谈谈所谓“海派”和“京派”》，《中央日报·戏剧》1937年7月2日。

[113] 徐仲年：《法国当代沙龙》（上）《、向“文艺俱乐部”建议》《，新民报·文艺俱乐部》1935年12月19日、1936年2月20日。

[114] 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上）《，矛盾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5月25日。

[115] 石江：《文艺社交际夜即事》《，新民报》1936年2月14日。

[116] 江菊林：《“交际夜”给我的印象》《，新民报·文艺俱乐部》1936年9月24日。沈从文在《“文艺政策”检讨》一文中，也曾用春秋笔法讽刺南京的“文艺夜会”《，文艺先锋》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

[117] 苏芹荪：《一年来的中国话剧》《，读书顾问》第4期，1935年1月；严恭：《一九三五年度南京话剧演出记录》《，中央日报·戏剧副刊》1936年1月12日；严恭：《一九三六年的南京话剧》《，中央日报·戏剧》1937年1月29日。

[118] 田汉：《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中国舞台协会公演幕前致词》、《暴风雨中的南京剧坛一瞥》，分别载《新民报》1935年10月10日、12月1日，1936年6月9日至29日。

[119] 小潇：《看〈复活〉后》，《新园地》1936年4月24日。

[120] 徐悲鸿：《中国舞台协会万岁》，《新园地》1936年12月6日。

[121] 石江：《〈复活〉是大众需要的复活》，《新园地》1936年4月18日。

[122] 田汉：《赠陆露明女士》，《新园地》1936年5月12日。

[123]许自诚：《希望于文艺俱乐部者》，《新民报·文艺俱乐部》1936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