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立剧校与《戏剧副刊》
“一个国家的盛衰，文化是有极大的作用的，戏剧是文化事业里边力量最大，收效最宏的一种”[97]，政府方面也逐渐认识到这点。1935年6月，陈立夫、马俊超、段锡朋、梁寒操、罗家伦等13位中委联名建议在首都创立国立戏剧学校，并由热心戏剧事业的张道藩担任筹备主任。该年10月18日，剧校正式成立，它是由中央党部和教育部合办的，以每月3600元的资金启动，其中中央党部每月出资1600元，教育部每月2000元，校长余上沅则由教育部出面聘任。剧校第一期招生在南京、上海、北平、武昌等地同时进行，南京的招生由剧校自办，上海由潘公展代办，北平由北大的梁实秋、闻一多等教授代办，武昌则由袁昌英教授代办。学生除膳食费自备外，学费、住宿费、讲义书籍费都由政府承担。[98]余上沅在剧校成立一周年致词中说，剧校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戏剧教育机关和戏剧运动的大本营”[99]，如果加上“由政府主办的”这个定语，则更为精确。
与田汉和南国社标举的“在野的”、“波希米亚的”戏剧运动不同，剧校校长余上沅认为戏剧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助：在《戏剧的物质基础》[100]一文中，他指出“戏剧艺术有它的特殊情形，它不是单在艺术家的主持之下可以得到圆满结果的……简单的说，一个戏剧团体的成功，它必须有稳定的物质基础”，“古希腊之所以造成戏剧的第一期黄金时代，便完全是政府的力量……政府主持了前台，供给了剧场和经费，编制演剧的人，不必在事务上分心，戏剧就自然容易发达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话剧运动，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其所以如此的原因虽然很多，而国家以前没有正式拿出力量来或者是最大的一个原因”[101]。这种观念延续了他和新月社同人在1920年代的姿态：余上沅、赵太侔等人曾商请教育部，在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添设戏剧系；在以《晨报·剧刊》为基地宣扬“国剧运动”主张时，余上沅就再三强调戏剧比其他艺术“更会花钱”，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力量的援助。“艺专”、“剧刊”、“国剧运动”成为“一个半破的梦”[102]，经费的捉襟见肘也是原因之一，而余上沅和他的伙伴们拟想中的“北京艺术剧院”更因为缺乏资金援助而成了空中楼阁。政府出资创立剧校，建筑国立戏剧音乐院，并聘请余上沅担任剧校校长，似乎将他们那“半破的梦”重新延续，《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也邀请剧校出了《戏剧副刊》，使人不禁联想起余上沅等人曾经努力的一校一刊：“艺专”和《剧刊》。不过，此时政府的支持度和介入度显然更大，而地点也从故都北京搬到新都南京。
《戏剧副刊》创刊于1936年1月5日，停刊于1937年8月5
日，共出83期（《戏剧副刊》在出版后先后易名为《戏剧周刊》和《戏剧》，为论述的方便，此处以《戏剧副刊》统称之）。它的主持者为余上沅，而实际的编辑是马彦祥和石蕴华，两人当时都在剧校供职。在《戏剧副刊》发刊时，余上沅曾提出该刊要承担四方面工作，以推动戏剧运动在质和量两方面的进展：一、尽量地批评、介绍剧本，以供大家采用和研究；二、作公开的研究场所，讨论戏剧运动中的问题；三、注重戏剧艺术及技巧之各部门的研究，以提高演剧的水准；四、调查各地的地方戏剧，研究它们的存在理由，它们的活动势力。[103]与之相对应，在征稿启事中，该刊将征求的文章也分为介绍、理论、艺术方法、调查四个门类。从83期的《戏剧副刊》看，撰稿者大多是剧校的师生，如余上沅、陈治策、王家齐、文治平、张之湘、严恭等，致力最多的是外国剧作家、剧本、戏剧理论、舞台艺术以及剧校自身公演的介绍。剧校公演的介绍和外国戏剧的介绍两方面是一致的。从创立到1937年八九月份由于时局的危急而迁徙，剧校一共举行了13届正式公演，公演的19个剧本大多是外国剧作。[104]《戏剧副刊》为公演开辟专刊，外国剧作家和剧本的介绍自然占据多数。(www.xing528.com)
剧校公演剧本的选择和《戏剧副刊》的致力重点，显示出浓厚的学院化倾向，当剧校师生致力于演出西方古典主义、表现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经典剧作，探讨表演技巧、服装、舞台设计、灯光时，难免有脱离现实的“为艺术而艺术”之嫌。余上沅在1920年代提倡“国剧运动”时，认为戏剧是用来“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而不是脱离艺术去“纠正人心，改善生活”，对在戏剧中探讨政治问题、家庭问题、职业问题等不以为然。[105] 1934年《上沅剧本甲集》出版，茅盾尖锐地批判了这些作品推崇个人灵感、脱离社会和大众的倾向。[106]剧校的纯艺术化倾向也是校长余上沅个人戏剧观念的延续，虽说和中国文艺社以及张道藩等官方文人的“纯艺术”有所不同，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条战线，汇聚到官方所拟想的文艺图景中，点缀着风雨飘摇时局中的首都文坛。
上面的描述对剧校直面现实的一面有所遮蔽。在第六届公演中，他们也曾经试图上演《怒吼吧中国》这样的反帝剧本，但遭当局禁止，从而转演奥尼尔的《还乡》、巴雷的《秦公使的身价》、章泯的《东北之家》、洪深的《走私》四剧，后两剧的公演使人们对剧校的形象有所改观。南京的《新民报》副刊《新园地》是一份直击现实、大胆敢言的副刊，在剧校第六届公演后，《新园地》发表了多篇文章，欣喜地指出：“由剧校第一届公演的《视察专员》起，一直到上一次的《群鸦》，都是所谓‘细线条’的，而这次，除了《秦公使的身价》以外，却都是‘粗线条’的”，“似乎国立剧校已多少放弃其‘学院的’态度了”[107]；《新民报》的《戏剧与电影》副刊也有文章指出，“今后的剧校如果能放弃专演喜剧的一贯作风，斗争地继续地上演接触到民族危机的剧本，其成绩将超出过去历届公演是无疑的”[108]……可以看出，在国难背景下，余上沅等知识分子已逐步走出“象牙之塔”，但剧校是政府主办的教育机关，在资金、校务、刊物出版各方面都受掣肘，反抗之声难以得到表达，出现学院化和纯艺术化倾向也不全是志趣使然。
《中央日报》的《戏剧副刊》，为剧校提供了交流、研讨和自我展示的园地，剧校也以自己学院化的追求和活跃的演剧，丰富了《中央日报》的副刊。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丰富了首都的剧坛和整个文艺界。徐慕云指出：1936年全国剧运的中心由上海转向首都南京，国立剧校的存在是重要的原因，该校学生在戏剧的理论与技巧上都有相当的基础，他们接二连三的演出，把戏剧抬到“最高的水标”，首都的观众也逐渐变成“全国最标准的观众”。[109]1930年代首都剧坛最为兴盛的时段是1934到1937年，剧校以十多次的公演，以余上沅、曹禺、马彦祥、应云卫、王家齐等组成的强大导演阵容，以及83期的《戏剧副刊》参与到这个兴盛期的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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