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强势话语中民国官方体制下的戏剧

二、普罗强势话语中的“戏剧”

普罗革命文学兴盛于1928年，并形成了一种强势话语，使整个文坛带上了左倾色彩。“一般的文坛是已经左倾了的”，无论哪一本杂志，“总要夹上一两篇左倾的文章”，否则，“那销路就大大的不行”^[19]，带点“赤色”的书刊，大受欢迎。国民党的新生政权在此期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基本上处于边缘化地位，无力介入更无力引导其走向；而自由主义文人对于“人性”、“冷静”、“健康”、“尊严”的呼吁，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种带有进化论色彩与价值评判的强势宣判下，亦显出寂寞与不合时宜来。

在戏剧领域，虽然1928年冯乃超等创造社成员有对“普罗戏剧”的提倡^[20]，但普罗戏剧真正登上戏剧运动的舞台，并逐渐发生广泛的影响力，要到“艺术剧社”的成立以及该社1930年1月份的第一次公演之后。较之“暴风骤雨”式的、试图“唤起阶级意识”的、强调Simple and Strong的普罗文学^[21]，1920年代末的戏剧运动，虽有熊佛西提倡“平民戏剧”于北平^[22]，南国社探索“民众戏剧”于上海南京，欧阳予倩呼吁“革命戏剧”于广州，但总体上理论追求与戏剧实践有些距离，与“普罗文学”比较疏远，呈现出从艺术入手探索民众戏剧运动的独立气质。有研究者甚至将之直接命名为“艺术戏剧运动”^[23]，认为“戏剧是一种艺术”是田汉、熊佛西、欧阳予倩等人在1920年代末戏剧实践中的共同追求。

以田汉为首的南国社对于“歧途”、“失望”这类批评，明显表现出一种疏离，甚至是抗拒，亦可作为“艺术戏剧运动”之注脚：

现在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还是启蒙时代，社会对于艺术运动多不肯用“心眼”去接受，而好用“偏见”去曲解，甚至一点不去理解不能理解而偏爱说些“有关世道人心”的话。结果爱听他们的话的把自己的锋芒都收敛了，或是被他们引到另一条路上去了。不爱听他们的话的甚至又要激起他们回到他们的象牙之塔里面去。^[24]

南国社成员阎哲吾则明显将矛头指向了创造社。在南国社第二期公演之前，他在《青白》上连载了关于《民众底演剧问题的讨论》^[25]一文，其中提到创造社成员在看过南国社第一期的公演后，于《创造月刊》上刊发的“合评”。该“合评”应该是刊发在《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七期上的，但由于创造社被封而停刊，未见出版。阎哲吾通过几个相熟的朋友，知道了合评的内容不外乎“详细的指导我们”，从所谓的“勃路立特里亚特”的立场“对我们尽‘他们的’‘忠告’”。从阎的言辞，尤其从“不必逼着我们明白的宣示，一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创造社居高临下态度的不满。(www.xing528.com)

作为《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者，王平陵看出了此期戏剧运动与如火如荼的“普罗文学”之间存在的疏离。在追忆南国社的文章中，王平陵将当时未被“ 那些为着自己私欲的强暴者，给它以无条件的强奸”，未被当做“宣传某种政治倾向的武器”的南国社比作“天贞美丽的处女”^[26]，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抗普罗文学，查禁压制终究只是消极之法，更重要的是要有与之相抗衡的文艺。对1920年代末戏剧运动，尤其对居于该运动中心的田汉与南国演剧的关注，正是出于建构文艺的意图，而当时剧运的相对“保守”与“纯洁”，对于国民党以及右翼文人来说，不啻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当然，心理预期和实际效果在具体运作中会有差距，这是后话。

作为党报副刊《，青白》与《大道》肩负着更多的职责。戏剧在宣传主义、争取民心上的独特功效，是编者关注剧运更为关键的原因：

我认定要使全民众认识本党的主义，明白党治的精神，以及企图肃清一切祸国殃民的反动派，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当然是离不了两种工具，一种是枪杆，一种是笔杆。但是，用笔杆来宣传，只能及到智识界，绝不能普及全民众，而真正能普及于全民众的东西，莫如戏剧；所以用戏剧来宣传革命，是最好不过的工具。我们假使把革命的题材，用戏剧的形式来表现，一定可使全民众发生深刻的感动，对本党有更切的要求与信仰……^[27]

编者关注戏剧运动，另一个目的是“鼓励首都艺术的空气，为将来实施艺术革命张本”^[28]。提升首都南京的文化地位，本质上是为了配合国民党新生政权的要求。南京与北平、上海，甚至广州相比较，其地位都显得很尴尬，虽然它在1927年后成了全国的首都、新政权的中心，可是就文化地位方面谈，其与“首都”的地位远不能相称。作为第一党报的副刊，《青白》与《大道》的编者领会到了自身承担的使命，并自觉去寻找改变首都边缘化处境的方式，为这个新都正名：一面努力凸显这个有着“六朝金粉的秦淮，二水中分的白鹭”，“诗人似的玄武，美女似的莫愁”的都城的健康与美；一面把北平和上海作为参照系，突出它们身上的“醉生梦死”^[29]与“灯红酒绿”^[30]。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无论其他哪一种艺术，都不能像戏剧那样“直接，深刻，确切地与群众的心灵相接触”^[31]。而且，在南国社1920年代末的两期公演中，南京是重要的舞台^[32]。编者以戏剧运动作为突破口，寻找提升首都文化地位的途径，有自己的眼光。

在对1920年代末戏剧运动的关注中，应该承认的是，作为编者的王平陵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用温情、谦逊的笔调邀请田汉、欧阳予倩、陈大悲等剧作家参与到《青白》与《大道》中^[33]；把版面腾出给南国社、摩登社、民众剧社，以及更为年轻的剧团，如金陵剧社、樱花剧社等；设立“剧讯”、“戏剧界消息”栏，紧密关注各地的戏剧动态；及时从重要的戏剧刊物，以及关注剧运的报纸副刊中转载文章……与1920年代末同样关注剧运的报纸副刊，如上海《民国日报》的《戏剧周刊》、《申报》的《艺术界》和《本埠增刊》、《时事新报》的《戏剧运动》、广州《民国日报》的《戏剧研究》相比，《青白》与《大道》显示出一种全局的眼光和关注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