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陵的编辑理念：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

一、王平陵的编辑理念

《青白》与《大道》是《中央日报》在第二阶段（1929—1937年）两种重要的副刊，从1929年2月一直维持到1931年12月。《大道》上刊载的主要是“问题的讨论，主张的贡献，学术的研究与介绍，党义的教育与充实，及书报批评”，而《青白》则专门朝着文艺的方向走，刊载“诗歌，小说，戏剧，音乐，图书，雕刻，电影，跳舞等方面的艺术文字”。^[10]两者一重文艺创作，一重理论，形成互补之势，而丰富首都的文坛，“鼓励首都艺术的空气”，则是两者共同的追求。

王平陵是这两种副刊的核心人物，他在1929年2月应杭州一师同学，时为《中央日报》总编辑的严慎予之邀，主持这两份副刊，在1929到1931年期间任《中央日报》副刊部主任。王平陵1930年代曾和鲁迅在有关文艺之“通”否的问题上有过论战，鲁迅的《官话而已》揭示了他作为国民党“官方”御用文人的本质。^[11]《青白》与《大道》自然配合党报要求，在宣传、建构国民党文艺上不遗余力，比如说，鼓吹所谓的三民主义文艺，宣扬“思想统一”，抨击“普罗文艺”等。^[12]但“官方”文人也有多种类型，一种是有意识地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探索与“在野”者不同的文艺，并在此过程中，相对保留对艺术本体性的思考；一种是没有多少主体意识与反省精神，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当然，这两方面更多时候是相互交织的，没有办法截然分开。王平陵身上相对多的是第一种“官方”文人呈现出的探索气质。作为被“五四的潮流所激荡出来的人”^[13]，他1920年代活跃于《觉悟》、《学灯》等宣扬新思潮的副刊，鼓吹个性解放，并积极译介西方社会学、哲学方面的知识，走的是比较典型的新文化人的道路。1929年是王平陵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该年，他离开上海暨南大学，供职于南京国民党中宣部，并开始主持《中央日报》副刊《青白》、《大道》，这是他从事党治文艺的起点。他在《而已！而已！》^[14]一文中谈到自己对于报纸以及副刊的态度，认为舆论应对国家负起重大的责任，“报纸是时代的前驱，文化的总汇”，可借以观察一国的“文野”与民族的气象；副刊不是“文字荒谬”、“取材拉杂”的“报屁股”，而是可以借为“宣传文化的工具”。《学灯》和《觉悟》是他心中理想的副刊典型。由此可以看出，在从事党治文艺时，王平陵仍保留着新文化人的气质，带有自己的思考。正因为这种思考，使在他主持下的《青白》与《大道》，尚未完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留声机”或传话筒。这点在这两份副刊关注的热点、讨论的话题、编辑的策略诸多方面得到体现。只不过，在艺术与政治之间，以王平陵为代表的探索性文人并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他们在文艺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未能寻到一条合适的、可广为接受的路径，在与当时具有理论强势的普罗阶级话语的抗衡中，显得较为被动。

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激烈论战中，新生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尴尬的边缘位置，既不能控制和引导论战的走向，也不能提出一个有力的对抗话语。在1920年代末，南京政府主要采取两点措施对抗普罗文学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大对手：一、查禁、查封、究办。这点集中体现在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第190次常会通过的、由中宣部制定的《宣传品审查条例》^[15]中。在1929年这一年，国民党中宣部查禁的各类刊物达到了270种之多，其中148种为“共产党刊物”，包括《创造月刊》《、幻洲》、《无轨列车》等文学刊物^[16]。二、建构“三民主义文艺”以示对抗。1929年6月5日国民党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会议第三次会议，正式从政策层面提出“创造三民主义之文学”。后者是一种较为积极的举措，但由于三民主义理论本身含混不清，再加上将文学简单地视为工具，与宣传强行扭合之不合理，以及官方上传下达中的形式主义，终究使三民主义文学之提倡归于失败，在普罗文学面前不堪一击。^[17](www.xing528.com)

普罗文学，也是《青白》与《大道》在1920年代末遭遇的最强大的“敌人”。不过，与南京政府的举措相比，王平陵作为编者，并未在“三民主义文学”这种官样提法上大做文章，他主要还是从文艺的特殊性出发，寻找切入点；与同为国民党党报的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青白之园》相比，对普罗文学的态度，《青白》与《大道》少谩骂与义愤之辞，少正面的攻击，更多的是学理上的厘清与文艺上的自我建构。翻阅《青白》与《大道》，可以看出其中两个主要的关注点：1920年代末对戏剧运动之集中关注、1930年代初对民族精神之集中强调。这两个关注点显示出王平陵的副刊编辑理念，即在尊重文艺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寻找自我建构之途径，以对抗作为强势话语的普罗文学。

与三民主义文学这个大而无当的提法相比，强调以民族精神对抗阶级斗争，以民族主义对抗普罗文艺，自然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在这两份副刊上，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文学”由1920年代末的只鳞片爪，到1930年代汇聚成一种文学运动的过程，值得另外作文探讨；对戏剧运动之关注，则更显示出编者的眼光。1920年代末正值现代戏剧运动转型的前夜：1930年，“左联”、“剧联”相继成立，现代戏剧运动，“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要求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戏剧的提倡”，再加上以田汉和他领导下的南国社为代表的话剧界的普遍“左转”，使该年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开启了“左翼戏剧运动”的时代。^[18]不过，转折期中的戏剧运动并非如后来叙述者描述的那般明朗，其发展方向也并非进化论式的直线进行，其中实际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许多复杂的因素。《青白》、《大道》与此种氛围中的戏剧运动相遇，注定充满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