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出版界以及文艺社团是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北京、上海相比，南京在这几个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故而新文学的发展程度也相对较低。即便在建都之后，这种局面也没有根本改观。1929年，有作者在《中央日报》副刊撰文称，“以我所看见所知道的，在南京的文艺刊物，除出了本报，京报，东南日报等的副刊及其他一二种很少很薄的刊物之外，别的简直找不出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北京”以及“今此革命时代中的上海”相比，实在是“太单调、太寂寞、太惨淡”。[1] 1936年，有作者指出南京的新文学界处于散漫的境地，住在南京的作家，往往把文章寄到上海和北方去发表，同时南京也没有几个十分站得住的文学刊物。在对照北京和上海文坛情形后，作者不禁询问：“南京也是一个大的城市，南京的新文学作家，也并不能说没有，然而何以南京的新文学界站不起来？”[2]在抗战胜利后对南京文坛的观察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其萧条：“南京是首都，街头书肆所陈列的文艺书刊，大都是由上海输入而来的”，报纸副刊中可以让文艺繁殖的园地“小得有点可怜”，纯文艺期刊只有《文艺先锋》持续出版，“在南京想从文艺社团的范畴去找寻文艺踪影，便只有失望”……[3]在这种惨淡景象中，《中央日报》副刊，中国文艺社与《文艺月刊》，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与《文艺先锋》、《文化先锋》这些有政府背景的社团、机关和出版物，对于联络、活跃、加强南京的文艺力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报，又是京中第一大报，在南京出版达13年，不仅汇聚了国民党内重要的笔杆子和宣传班底，也汇聚了南京文化、文学界的重要力量，其副刊在支撑首都文坛，“鼓励首都艺术的空气”[4]方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国民党政府内主持文艺宣传的官僚，如张道藩、王平陵等，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成长起来的，与新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各种新文学体裁中，他们对戏剧最为看重。因为他们意识到，戏剧是综合艺术，“能普及于全民众”，是宣传“本党”主义、宣传革命“最好不过的工具”[5]，是“比迫击炮还要锋利的利器”[6]。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首都文坛在1920至1930年代成为各种剧团和戏剧人才竞技的舞台，戏剧界甚至出现以南京为“京派”，以上海为“海派”的说法[7]。首都戏剧运动的发达使政府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盛衰，文化是有极大的作用的，戏剧是文化事业里边力量最大，收效最宏的一种”[8]，故而斥资在首都建造国立戏剧音乐院、开设国立戏剧学校，立志在首都建立“中国现代戏剧的基础”[9]。南京的文坛曾以戏剧运动为中心，在1930年代呈现出四方交汇的气象。《中央日报》副刊作为官方媒体，很好地记录了政府当局以及官方文人对首都戏剧运动的推动。(www.xing528.com)
应该注意到，政府当局鼓励艺术，提倡戏剧运动，根本目的是推动国民党的党治文艺，树立自身在文艺界的“中枢”地位，打压对政府不利的文艺（以左翼文艺为重点），“鼓励首都艺术的空气”只是表面的诉求。官方文人在推动戏剧运动时，并没有能够探索出党治文艺的发展道路，为规避左翼文艺的斗争感和现实针对性，他们更多转向粉饰太平的“为艺术而艺术”，与时局格格不入。国难当头，这种对“艺术”的刻意追求必然日益边缘化，所谓的党治文艺也自然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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