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五四前后，南高/东大的《学衡》、《国学丛刊》、《史地学报》、《文哲学报》、《东南论衡》等刊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总的说来，在建都之前，南京的文艺出版物并不多，文学社团也很少。[51]成为首都后，这种状态逐渐得到改观，政府在文艺上的倡导和襄助起了一定的作用。张道藩是国民党内在文化宣传方面着力较多的官员。1935年他在题为《首都文艺界近况》的报告中说：“自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来，南京不但是成了全国政治的中心，同时也慢慢的变成全国文艺的中心”，“我们只要拿过去两三年以来南京的各种文艺活动来看，如像各种文艺刊物的增加，各种美术展览会的增加，文艺组织的增加，以及戏剧活动的活跃，就可以知道南京文艺运动的发展已经是大有可观了。这一方面自然是文艺界努力的成绩，而一方面也是中央党政机关近年来极力提倡和扶助的结果”。[52]
在政府扶植下的中国文艺社成立于1930年7月，由国民党中宣部直接领导，叶楚伧亲任社长。张道藩在《首都文艺界近况》中指出：“在过去四年多当中，中国文艺社对文艺上已经有了很惊人的贡献。首都艺术界能够和其他各地文艺界之取得联络，以及过去首都文艺界的各种活动，都是中国文艺社负着提倡的责任”，“除了常常举行文艺茶话会、音乐会而外，还举行了多次的文艺演讲和野外旅游”。张尤其称赞该社对于戏剧的提倡和推动，他特别提到1931年中国文艺社的《茶花女》公演。1935年，中国文艺社又设置了“文艺俱乐部”，用以招待文艺界人士[53]，定期举办研讨会和文艺沙龙，使文艺界人士感到“有家可归”。政府出面成立这样一个文艺社团，显然是想在文艺上强化自身的“中央”地位。中宣部希望作家参加中国文艺社，“拥护中央，为中华民族谋解放，不应各自巧立名目，而不能集中力量”[54]。这种带着威胁意味的话语，表明了中国文艺社的官方色彩。
文艺社主力成员如王平陵、华林、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周子亚等，也是《中央日报》副刊的核心撰稿人。这种“核心”并不是说他们作品有多么重要，而是指他们在副刊的“主人”地位。《中央日报》自创刊至抗战爆发，王平陵和华林都是副刊的重要编辑，他们编辑的副刊，可以称为中国文艺社的俱乐部。当然，中国文艺社的成员比较复杂，不限于党政机关人员，在平时文艺社俱乐部的活动中，徐悲鸿、吕斯百、商承祖、徐仲年、吴作人等中大的教授也时有参加，在1937年初文艺社的一次聚餐中，参加者达到一百多人。就规模而言，中国文艺社堪称京中第一文艺社团，在全国文艺界也有一定影响力。文艺社的出版物主要有三种，一是《文艺月刊》杂志，一是《中央日报·文艺周刊》（1930年9月10日—1931年12月16日，共出59期），另一个是同在南京的《新民报·文艺俱乐部》（1935年12月19日—1937年8月5日，共出81期）。《文艺月刊》是该社的主力刊物，《中央日报》副刊对于文艺社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园地。在1920至1930年代的副刊中，除《文艺周刊》外，《青白》、《大道》、《中央公园》等上面也经常出现该社成员的文章。
1941年底，《文艺月刊》的停刊标志着文艺社的终止。不过，国民党并未放弃文化宣传。1940年底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在重庆成立（抗战胜利后随政府还都），由张道藩领导。该会合并了中国文艺社的业务：《文艺先锋》是对《文艺月刊》的承接，另外还出版了《文化先锋》。直到国民党撤离大陆文运会才被取消。[55]
除了中国文艺社、文运会这两个有中央宣传部背景的社团，南京1930年代的开展文艺社、线路文学社、流露文艺社的成员也经常为《中央日报》副刊撰稿，或者直接参与编辑活动：开展文艺社的成员曹剑萍、刘祖澄、潘孑农、卜少夫、程景颐，线路文学社的郭敏学、杨昌溪、何双璧，流露文学社的萧作霖等，都经常为副刊撰稿；开展文艺社在《中央日报》上编有《青年文艺》副刊，而线路文艺社则编有《橄榄周刊》。这几个社团都有一定的政府背景，部分核心成员便出自党政部门，比如，开展社的曹剑萍在南京市党部秘书处工作，程景颐来自铁道部，线路社的何乃黄曾供职于江苏省民政厅，流露社的萧作霖有着黄埔同学会的背景等等。[56]
在高校之外，与《中央日报》副刊关系比较密切的文艺社团，大多有党政机关背景。所以，在分析《中央日报》副刊的作者群体时，文艺社团和党政机关两部分可以整合起来分析。不过，两者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文艺社团成员中只有一部分是党政机关公务人员，京中大量的公务人员也未必就加入某一文艺社团。公务人员写作群有它自身独立的意义，他们作品最大的价值在于从衣食住行等日常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生存处境、生存状态以及心理变迁。这些公务人员与国民党政权、与《中央日报》有着二十多年的依存关系，从他们的感受性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政权的气运变迁。建都前十年、抗战八年、战后还都的四年，时代不同，公务员的境遇也有变化，用文字传达出来的情绪自然各有不同。当这些公务员喊出“薪给收入者在今日已经到了走投无路之境了”，“我们快要被这如狂澜的物价压倒了，救救呀，救救我们这些穷公务员”[57]，当他们绝望而又愤世地体验到“不会营私舞弊的薪水阶级都是该死的，这便是目前社会的天然淘汰律。随便你怎样在饥号寒啼，每天有的是曼歌妙舞，可见我们已是社会上多余的一群了”[58]时，国民党政权自身的根基也随之坍塌了。
为辨析的方便，本章将《中央日报》副刊的基本作者群大致分成了三个方面，即首都的高校、文艺社团和党政机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的地方很多：高校师生可能加入文艺社团，或由学而仕；很多文艺社团含有党政机关的背景；公务人员也有很多加入了文艺社团或到高校任教。后面的章节将淡化这种分界，随话题自然展开。另外，《中央日报》副刊还有许多作者，他们虽然没有构成一个大的群体，但撰写的文章却比较重要，这里也稍作补充。首先是南社旧人。南社与国民党之间渊源很深：中国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前身，而“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59]，南社的发起，“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60]。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如汪精卫、邵元冲、叶楚伧、居正、戴季陶、于右任、陈布雷、陈德徵等，均出自南社。作为国民党的中央党报，《中央日报》上出现南社旧人，包括“新南社”和“南社湘集”成员的文墨，呈现他们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彼此间的诗词唱和与诗酒雅集，也是很自然的事。周邦式主持的《中央公园》和卢冀野主持的《泱泱》副刊，偏重传统的诗词，周邦式是南社湘集成员，卢冀野则是新南社的一员，因此南社旧人的文字在这两份副刊中出现较多。其次是诸如张恨水、张友鸾这些曾在南京居住的文人。张恨水在《中央公园》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天明寨》和《风雪之夜》，张友鸾也用张悠然的笔名发表作品。不过，他们在《中央日报》上的身份显然属于客串，张恨水专注于自己的《南京人报》，张友鸾则效力于《新民报》，后又协助张恨水办《南京人报》，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的志趣所在。1930年代田汉被国民党政府软禁于南京，虽也有零星作品出现在《中央日报》副刊上，但《新民报·新园地》才是他真正努力开辟的“地盘”。本书在研究《中央日报》副刊时，对田汉等人在副刊内外的活动，也会有所关注。
【注释】
[1] 严慎予：《本报的创刊》，台北《中央日报》1957年3月12日。
[2] 叶楚伧（1886—1946），江苏吴县周庄人。1908年在汕头主持《中华新报》。1909年先后参加同盟会和南社。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广州担任北伐总司令姚雨平的秘书兼参谋。1912年在上海与柳亚子等创《太平洋日报》，后又与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等在上海先后创办《民立报》《、民呼报》《、民国日报》，积极宣传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1924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部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任职于蒋介石司令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1946年病逝。
[3]《何应钦昨天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中央日报》1929年4月16日。
[4] 参见《中央日报》1929年7月1日、1930年1月1日、1931年2月3日、1931年8月19日、1931年10月13等日的社论。
[5] 程沧波（1903—1990），江苏武进人。192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1930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进修。1931年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1932年出任《中央日报》社长，至1940年。抗战中曾出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及监察院秘书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香港《星岛日报》和重庆《世界日报》主笔。抗战胜利后代表国民党接管上海《新闻报》，任社长。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49年后先后赴香港和台湾，1990年病逝。
[6] 参见《本报改制》《，中央日报》1932年5月7日。
[7] 程沧波：《四十年前的回顾》，见《中央日报与我》，中央日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丛书之二，台北：中央日报出版社，1978年。
[8] 程沧波：《敬告读者》《，中央日报》1932年5月8日社论。
[9] 这20余家报纸，包括中央、大公、时事新报、扫荡、新华、新民、新蜀、国民、西南、济川、大江、商务、武汉时报、群报、崇实、南京晚报、大陆晚报、四川晚报、大汉晚报、新蜀夜报、壮报、武汉晚报，另外还有昆明迁来的益世报、汉口迁来的自由西报、北平迁来的世界日报等等（参考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第180页，台北：中央日报社编印，1981年）。
[10] 据社长胡健中介绍，他“把总主笔、总编辑的责任，放在陈布雷先生的肩上”。参见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下），第539页，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
[11] 陈博生（1891—1957），福建闽侯人。1902年赴日求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辛亥革命后同国，历任国会众议院秘书、北京《晨钟报》编辑《、北平晨报》社长兼主笔。1936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东京特派员。抗战爆发后，历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日报》社长等。1949年去台湾，1957年病逝。
[12] 胡健中（1906—1993），浙江余杭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28年任国民党杭州《民国日报》的总编辑。1932年创办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文艺刊物《黄钟》，提倡民族主义文学。1934年主持杭州《东南日报》，为国民党做宣传，与《大公报》的胡政之并称“南北二胡”。1943年受蒋介石邀请主持《中央日报》，至抗战胜利。1949年去台湾，1993年病逝。
[13]参见《中国文化的评价》《，中央日报》1943年12月17日社论。
[14] 参见《中央日报》社论：《我们的定见》（1945年5月15日）《、六全代会圆满闭幕》（1945年5月22日）《、党的工作方向》（1945年5月23日）《、党的新作风》（1945年5月28日）《、转型期之党的意识》（1945年6月18日）。
[15]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等中外媒体参加了这次采访活动。《中央日报》派出了该报的主笔兼资料室主任张文伯《，陕北之行》是他撰写的报道。
[16] 马星野（1909—1991），浙江平阳人。1927年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1931年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深造。1934年回国，受聘于中央政治学校，并创办新闻系，任系主任。1942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1945年任《中央日报》社长。1949年去台湾，1991年病逝。
[17]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复刊三周年纪念特刊》1948年9月10日。
[18] 据冯并在《中国文艺副刊史》中的介绍，田汉是受到《中央日报》社王礼锡的约请，编辑《摩登》副刊的。参见该书第309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
[19] 田汉：《黄花冈》，《中央日报·摩登》第2期，1928年2月4日。
[20] 丁玲：《胡也频》，见《胡也频选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21]《一个观念》，《中央日报·红与黑》第7号，1928年8月14日。
[22] 叶楚伧：《三民主义文艺底创造》，《中央日报》1930年1月1日。
[23] 参见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下），第444至447页，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上海的“干社”是CC系下属的组织，成立干1933年，最初由吴醒亚，潘公展任正副社长，后由陈立夫任社长，吴醒亚任书记长。其下有一个干事会，丁默邨为总干事，王新命是干社“七干部”之一。
[24] 马星野：《报坛清议——报纸杂志化》《，中央日报·报学》1946年10月14日。
[25]载《申报》1920年12月20日。
[26] 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第39至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www.xing528.com)
[27] 转引自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第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8]《发刊要旨》《，文哲学报》第1期，1922年3月。
[29] 景昌极：《随便谈谈》《，文哲学报》第2期，1922年7月。
[30] 转引自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第14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1]参考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年。
[32] 卢冀野：《所望于今之执笔者》《，东南论衡》第28期，1926年12月25日。
[33] 在《东南论衡》第25至29期上均有《学衡》杂志的广告，是广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34]《国风》第7卷第2期，1935年9月；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
[35] 景昌极：《民国以来学校生活的回忆和感想》《，国风》第7卷第2期，1935年9月。
[36] 景昌极：《新理智运动刍议》《，国风》第8卷第4期，1936年4月。
[37] 参见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9—25、27—29、31、33等期，1921年11月至1922年4月。
[38] 王卫民：《吴梅评传》，第22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关于“潜社”相关史料，可参考该书第29、228、281等页。
[39] 卢冀野：《春雨琴声》《，东南论衡》第8期，1926年5月。
[40] 参见《开明书店图书目录》（1926—1952），第26页。
[41] 厉小通：《喜鹊哦》，《东南论衡》第30期，1927年1月。
[42] 胡焕庸：《南高精神》，《国风》第7卷第2期，1935年9月。
[43] 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第2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金大学生程千帆发表的《浪漫的姿态》《、批评大众化》等文，分别载《中副》1934年12月21日、12月31日。
[45] 程天放：《中央政治学校校庆日之感想》《，中央日报》1944年7月2日。
[46] 参考《中央政治学校参观记》，连载于《中央日报》1934年12月3、4、5、 7、16日。
[47] 陆铿：《动荡年代的南京〈中央日报〉》《，纵横》2002年第12期。
[48] 余上沅：《一年来我们的工作》，收入《余上沅研究专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
[49] 复刊的《戏剧周刊》自1938年9月23日至12月30日，正式出版15期，但剧校与《平明》的合作并未停止，“各项稿件，今后仍假‘平明’地位，随时发表”（参见1938年12月30日《中央日报·戏剧周刊》第15期的《启事》）。
[50] 方纪生在《民风周刊》第38期（1937年6月24日《）编者的话》中说“，本刊一切稿件，均经顾先生和徐女士一一评阅，然后交给我选撰编排”《；民风周刊》第36期（1937年6月10日）的《风谣学会第一届年会纪事》一文对“风谣学会”与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关系有所介绍。
[51] 参考《南京报业志》《、南京文化志》对干这段时间南京的期刊、报纸副刊、文学社团的介绍。《南京报业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南京文化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
[52] 张道藩：《首都文艺界近况》，连载于《中央日报》1935年9月18日、19日、20日。
[53] 梁实秋在《悼念余上沅》一文中，提到自己应约到南京观看国立戏剧学校第一届毕业公演，中国文艺社的王平陵和华林前来迎接，并安排下榻中国文艺社招待所之事。该文收于《余上沅研究专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
[54]《中宣部昨招待记者 编副刊要注意民族意识》，南京《新民报》1936年9月5日。
[55] 关于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在台湾出版的文学史，如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1971）、尹雪曼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1975）、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1976）中都有介绍。
[56] 倪伟在《“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一书中，对这三个社团有所考证，包括接受官方津贴的情况、社员基本情况等，书中对开展文艺社和流露文艺社论述较为充分，对线路文学社谈得很少。本书所谈主要参照线路社在《中央日报·橄榄周刊》上的自我介绍。
[57] 小吏：《公务人员的呼吁》《，中央副刊》1946年5月3日。
[58] 小公务员：《不能涨了！》《，中央副刊》1946年5月4日。
[59]《新南社发起宣言》，转引自郑逸梅：《南社丛谈》，第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60]《新南社成立布告》，收于《南社纪略》，第1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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