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群体
民国以前，南京在中国教育界已经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晚清救亡图存大潮中，南京在曾国荃、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的主持下兴办了一系列军事和技术学校。鲁迅和周作人早年便是在南京求学，从这里开始接触新学，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南京近代高等学校，可追溯至1898年在江南储才学堂基础上创办的江南高等学堂；1902年又有三江师范学堂之设（1905年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10年美国教会合并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创办了金陵大学。1914年8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在两江师范学堂基础上创办。1921年经校长郭秉文的四方游说，以及张謇、蔡孑民、王儒堂、蒋梦麟、穆藕初、沈信卿、黄任之、江易园、袁观澜等九位东南名流的联名倡议，南高改名东南大学（简称东大），成为民国初年继北京大学之后的第二所国立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缘起》[25]处处显示着“东南”人士的身份自觉，所谓“数百年来东南魁宿侨居此都，其流风余韵足以振发学者之理想”，“吾国学术向多倡自东南”，“使东南有一完备之大学，为焕发国光吐纳万有之地，非独可以融贯群言，作吾国社会之准的，充其所得且将贡输于各国，植吾国于世界大学之林”等等，都有不甘落于“京津”之后，而欲与之在文化上一较短长之意。南高、东大成立过程中的这种“东南”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在文化、文学运动中的表现，最集中的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一南一北，给时人留下“北大重革新，南高尚保守”的印象，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两者各持己见。南高/东大是南京第一高校，其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姿态以及形成的风气与传统，深刻影响了南京的文化氛围，并在民国时期得以延续。《中央日报》副刊在南京出版，自然也深受影响。
高恒文在其专著《东南大学与“学衡派”》中详列东大文科任职教师情况，并列出国文系的课程表[26]，由刘伯明、柳诒徵、顾实、方东美、梅光迪、汤用彤、吴宓、吴梅、陈钟凡、宗白华等教授组成的强大师资阵容，国文系“几乎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的各个方面”丰富的课程内容，都呼应着曾在北大任教的历史学家梁和钧的判断“：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27]。在南高/东大重要的文科刊物中，《学衡》与北大的《新青年》针锋相对，其核心人物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对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文哲学报》与《学衡》的关系，大体类似于《新潮》与《新青年》。《文哲学报》在1922年3月紧随《学衡》发刊，由南高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联合创办，“以同学为主体”[28]，缪凤林、景昌极、胡士莹、王焕镰等人是其中的主力。《晨报》上曾有文章“骂《文哲学报》是《学衡》的孙子”[29]，而文哲学报同人之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也表明自己确实属于“学衡”一脉。东大国文系师生曾发起“国学研究会”，并发行《国学丛刊》杂志，其指导员为国文系教授陈钟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和历史系教授柳诒徵。“国文学教授不是国学专家便是‘南社’词章人物，训练学生作校勘、训诂和文言诗词”[30]；《国学丛刊》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大有上承晚清章太炎等人创办的《国粹学报》之势，与新文化运动道不同不相与谋。历史、地学系师生组织了“史地研究会”，形成了“史地学派”[31]，其会刊《史地学报》也是东大重要的文科刊物，“史地学派”与学衡派在人员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使论者习惯将它们统一讨论。相对被忽视的是《东南论衡》杂志，它于1926年3月正式发刊，1927年1月出版30期后停刊，由东大“东南论衡社”编辑发行，经常在“文苑”栏发表作品的有胡先骕、吴梅、王玉章、厉小通、卢冀野等东大的师生。有人质疑《东南论衡》的得力干将卢冀野：“今之学术界，思想固有南北之歧，文字亦因之大异。君不见北方某名家某博士之著作，何一非晓畅爽利代表时代之作品。而如君等之论衡，故为艰深之修辞，其有复古之意，而甘心迷恋骸骨乎？”[32]这种质疑点出《东南论衡》自觉与“北方”抗衡之意，其创刊主旨标举的“不偏不党”与《学衡》标举的“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而《东南论衡》再三为《学衡》打广告也表现出两者关系的密切[33]。
在《学衡》、《国学丛刊》、《史地学报》、《文哲学报》、《东南论衡》这些南高/东大的文科刊物中，有着一种内在的、共通的精神。1935年，中央大学“国风社（简称中大）”的《国风》杂志发表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34]。该纪念刊标举的“南高精神”，可以统摄上述“内在的、共通的精神”，而“北京方面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南京方面也未尝固步自封，却自有其不激不随中正不倚的主张”[35]，“北都新文化运动炽盛之际，南中学者，固不乏头脑冷静，淡于荣利之士”[36]等回溯性表达，都指向这种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相比自成特色的“南高精神”。流风所及，南高/东大的文科呈现出研究风气重于创作风气，文学创作以传统的诗词歌赋为中心这两个基本特点，创作不发达，新文学缺少发展的土壤。遍览南高/东大的文科刊物，几乎没有新文学的身影。1920年代初发生的“骸骨之迷恋”论战，便清晰地呈现出南高/东大师生对于新文学的抗拒情景。该论争由1921年10月26日南高/东大日刊“诗学研究号”引起，其坚守旧诗、反对新文学的姿态引起叶圣陶、郑振铎、茅盾等文学研究会同人的不满，他们认为旧诗已成“骸骨”，不适宜表现现代的人生，而薛鸿猷、缪凤林、欧阳翥、景昌极等南高/东大学子则针锋相对，贬斥白话新诗，捍卫旧体诗。[37]1924年春，东大国文系词曲班的学生王起、唐圭章、卢冀野、王玉章、叶光球等围绕在吴梅门下，组织“潜社”，师生间的吹笛唱曲，诗酒风流，为金陵城添加了古风古韵，与新文学运动显得格格不入。“吴门”弟子是东大较为重视创作的团体，与张其昀、景昌极、缪凤林、郑鹤声、王焕镰、胡焕庸、段熙仲等“柳门”（柳诒徵）弟子之侧重研究有所不同。“潜社”这个词曲社“断断续续活动了十一年，中大和金大词曲班历届学生参加的达七十余人”[38]，对南京的大学乃至整个城市的文化环境都有较大的影响。不管是侧重古典词曲创作的“吴门”弟子，还是侧重学术研究的“柳门”弟子，对南京文化环境的影响力都不可低估。作为“京中第一大报”《中央日报》的副刊，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1922年胡适在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中充满自信地宣称：
《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在新文学运动的大潮面前，南高/东大不可能不受影响。实际上，新文学在这个“反对党”大本营，也有破茧而出的迹象。学生辈的卢冀野可视为一例，他自述“自胡适之倡诗体解放，举国景从”，“予亦尝与二三子埋首从之，尝促膝斗室，相与纵谈”[39]。 1926年他的新体诗集《春雨》出版。以集子中的《怀田汉》一首为例：
初逢在静安寺外，
握手相看一笑
绿酒红灯都成梦了。
今夜风寒如许，
望望这明月江天
照着几个飘零诗侣？
该诗用白话写就，但其中旧体词曲的风味犹存，不过，相对于他的旧体创作，其中的“新”已很明显。1930年，卢冀野又有新体诗集《绿帘》问世，由开明书店出版。该年开明出版的新诗集还有韦从芜的《冰块》、杨骚的《受难者的短曲》、赵景深的《荷花》、朱湘的《草莽集》、王文川的《江户流浪曲》等[40]，卢冀野俨然已在新文学作家之列。另外《，东南论衡》在第30期上也刊登了白话诗，即厉小通的《喜鹊哦》，厉氏虽在诗前标明自己对“瑜瑕杂陈，吐弃格律，竞制新裁”的新诗坛之不满，但他对“骚坛易帜”这个趋势并不存疑。[41]在1929年中大中文系的刊物《艺林》上，虽然撰文者汪东、黄侃、胡小石等教授均为国学大家，但《投稿简则》表示“本刊文体以文言为主，简洁之白话文亦所采取”，折射出新旧文学壁垒的松动。在谈及南高/东大的文化保守主义氛围时，切忌绝对化。
以上花这么多笔墨描述建都之前作为中大前身的南高/东大的文化氛围，意在引出中大这个南京第一高校对《中央日报》这个“京中第一大报”的影响。1927年国民革命军接收东大，东大经历了短期的定名风波，相继有“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之称，1928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后，做出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的决议。冠以“中央”字样，使这所大学与新都、与国家有机地结合起来，也使其与南京中央政府有了休戚与共的感觉。不过，在南高/东大旧人眼中，南高、东大、中大乃“一线相承”，没有实质性变化：
自南高以至中大，学校名称虽经数易，而学校内容实一线相承，绝少变异；凡治于此者，不论时间先后，多具同一之好尚；自社会旁观之批评言之，则此校自南高以至中大，亦具有同一学风……[42](www.xing528.com)
这种“一线相承”自然包括诸多方面，就本书而言，文科学风的“相承”关系最值得关注。
1920年代末中大中文系刊物《艺林》、1930年代中大“国风社”主持的《国风》杂志，仍全用文言。《国风》杂志中的孔子诞日特刊（1卷3期）、东大文理科主任刘伯明先生纪念号（1卷9期）、南高二十周年纪念刊（7卷2期、8卷1期）等，都有主动上承南高/东大之意，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不以为然。到1940年代抗战胜利后，中大曾加强新文学的课程，聘请杨晦、曹禺等为教授，开设《新文艺的道路》、《美国戏剧与电影》、《小说研究与习作》等课程。不过，相对于自南高至中大根深蒂固的古典传统，新文学始终微不足道。中大的师生、校友是《中央日报》副刊的一个重要作者群体，我们自然不能忽视中大学风。
对于中大作者群，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比较突出的有柳诒徵的弟子张其昀、郑鹤声、王焕镰、胡焕庸、段熙仲，吴梅弟子王起、唐圭章、卢冀野、王玉章等，他们也多曾在中大执教。另外如哲学系教授宗白华、方东美，外文系教授徐仲年，法学院教授章渊若，经济系教授朱偰，地理系教授李旭旦，生物系教授欧阳翥，政治系教授程天放、陶希圣，艺术系教授徐悲鸿，中文系教授罗根泽等，都为《中央日报》副刊生色不少。中大校友如庄心在、陈梦家、方玮德、贺子远、胡梦华、杨晋豪、常任侠、吴作人、王秀楠、李贤影、李禾子、毛如升等人，也是副刊积极的撰稿者。除此之外，《中央日报》的许多副刊便是与中大师生合作的产物，中大微言社主编的《微言》、新声社主编的《新声》、宓汝卓主编的《中外评论》、贺子远主编的《中央公园》、侯学富及“学风社”主编的《学风》、徐悲鸿主编的《艺术副刊》、卢冀野主编的《泱泱》、罗根泽与段熙仲主编的《文史周刊》、朱偰主编的《山水》等等，都有中大的背景在内。这些副刊涉及政治、经济、文艺、学术各个方面，以文艺和学术为主。其中，《泱泱》与《文史周刊》一则偏重古典诗词曲的创作，一则偏重文史的研究，最能彰显自南高以迄中大的文科特色。
在建都之前金陵大学（简称金大）也是南京较有影响力的大学。不过，该教会学校相对发达的是医科和农林科，文科较之农林等科，“内容既欠充实，组织复多凌乱”，“中国文学、历史等科，虽有中国教员两人，亦仅教授浅近文学，于重要文学历史科目未能顾及”[43]，实力远不及南高/东大。到1930年，金大文学院才真正独立，并渐成气候。金大的国文系和中大一样，偏于古典的“国学”，胡小石、黄侃、吴梅、汪辟疆等名师也是从中大聘请的，新文学没有成长的土壤。1934年，在“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热潮中，文学院成立了国学研究班，由胡小石、黄侃、吴梅等人任指导老师。金大也是《中央日报》副刊的资源之一，比如1920年代末成立的金大剧社，1930年代以金大学生为主力的线路文学社，就曾与《中央日报》副刊有过合作，《橄榄周刊》便是由线路文学社编辑的。涉及个人的，这里就不一一赘述。[44]
相对于中大和金大，中央政治学校（简称政校）和国立戏剧学校（简称剧校）则是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由当局创办的学校。政校是国民党“党立最高之学府”[45]，由蒋介石亲任校长。其前身是1927年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乃“严格训练养成党的政治建设人才之机关”，1929年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隶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学生确切认识三民主义及本党一切政纲政策”是该校最重要的训育方针，“统一思想、集中信仰”是两大基本原则，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46]系科设置也非常有针对性，包括行政、外交、法律、财政、金融、新闻等，为国民党输送了许多专门人才。《中央日报》与政校关系密切，1945至1949年任《中央日报》社长的马星野即毕业于政校，并从1935年起，任政校新闻系主任长达14年。他在任社长期间，大力延揽政校人才，“总编辑李荆荪，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副总编辑朱沛人，总经理凌遇选，副总经理黎世芬，清一色的政校学生；编辑、记者中政校学生差不多占80%以上”[47]。副刊自然也受到影响，《地图周刊》、《报学双周刊》的主要撰稿者便来自政校。梅思平、周子亚、萨孟武、汪友铭、曾也鲁等政校师生也常为《中央日报》副刊撰稿，这里还没有统计上孙本文、方东美等在政校兼职的教授。
剧校也是由政府创办的。1935年6月，陈立夫、梁寒操等国民党中委联名设立该校，并由张道藩担任筹备主任。在中央党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剧校于1935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校长余上沅曾这样解释政府与戏剧之关系：
在西洋，戏剧最先发达的时期是古希腊。那时国家之重视戏剧，真可以做一个模范……及至近代，欧美各国对于戏剧更加重视。国家都设有戏剧教育机关，并且在各地建筑剧场，拨给巨款津贴。现代新兴国家，如苏联，德国，意大利，对于戏剧事业的重视，较之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诸事业的努力，简直没有什么差别。戏剧是古往今来始终在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我国党政当局，高瞻远瞩，近年以来虽在国家多事之秋，仍然对戏剧事业竭力提倡。这不但是值得庆幸的事，并且由此戏剧必可得到普遍的认识而终至于成功。[48]
政府扶助剧校，中央党部、教育部对剧校进行监督和指导，当然有培养自己的戏剧人才以对抗左翼戏剧运动，树立自身权威的意图，不像余上沅说得那么纯粹和乐观。但客观来说，在“首善之区”成立剧校，对于促进南京戏剧运动的开展，活跃南京的文化气氛都是大有裨益的。《中央日报》副刊与剧校师生也有比较多的合作。1930年代在程沧波的邀请下，剧校编辑出版了《戏剧副刊》。抗战中，在《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上《戏剧副刊》又得以复刊[49]，经常撰稿者包括余上沅、陈治策、陈瘦竹、杨村彬、吴祖光、马彦祥、阎哲吾、王家齐、文治平、张之湘、严恭、赵越、沈蔚德（笔名维特），陈永倞（笔名陈梦荻）等师生。剧校与《中央日报》的合作，不仅体现在《戏剧副刊》上，该校师生也是《中央日报》其他副刊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这在剧校成立的前几年（1935—1938）表现得更为明显。
以上谈到的中大、金大、政校、剧校，是《中央日报》副刊依托的主要高校，这些都是南京的高校。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毕竟是代表“中央”的报纸，不会过于被地域拘囿。1936至1937年间，《中央日报》曾出《民风周刊》、《文史》、《诗刊》三种副刊，分别由方纪生、北京大学“文史学会”以及北京大学文学院徐芳主编。《民风周刊》刊头由顾颉刚题写《，文史》和《诗刊》的刊头则出自胡适的手笔。《民风周刊》共出43期，背后的负责人是顾颉刚和徐芳；撰稿者大多来自由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玄同、罗常培、魏建功、常惠、徐芳、沈从文、方纪生等人组成的“风谣学会”，该学会与北大“歌谣研究会”人员多有重叠。[50]方纪生在《民风周刊》发刊词中表示，创办该刊是因为在北方已有了《歌谣》，“在这《子夜》《吴歌》发祥地的江南，也正不能不有一个姊妹刊物……”，呈现出打通南北，在变动的时代保存、记录民风民俗的努力。《文史》副刊共出30期，作者包括胡适、周作人、孟森、魏建功、罗尔纲、熊十力、郑天挺等；《诗刊》共出14期，主要撰稿人是朱光潜、徐芳、李长之、罗念生、林庚、梁宗岱等。《中央日报》副刊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一度出现南北融通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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