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报》主要副刊：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

第二节　《中央日报》的主要副刊

与主报一致，1928到1949年的《中央日报》副刊也可分为四个阶段。

1928年草创期的《中央日报》，定位尚不清晰，未能体现出国民党中央党报的特色。这一年的副刊，包括《摩登》《、艺术运动》、《文艺思想运动特刊》、《文艺战线》、《海啸》、《国际》、《经济》、《一周间大事》、《红与黑》等。其中《国际》、《经济》、《一周间大事》属时政经济类，其余都是文艺类。这些文艺副刊出版时间都较短、出版期数不多，缺少总体的规划，副刊的编辑多凭报纸主持者的个人交谊从报馆外延请。《摩登》和《红与黑》是这一年的主要副刊，前者由田汉主编^[18]，后者由胡也频和丁玲主编。他们在编辑时，注重个人风格，采用的稿子大多来自自己圈内的人。

《摩登》1928年2月2日创刊，3月13日停刊，共出24期。创刊号上的《摩登宣言》称：“中国国民党者摩登国民运动，摩登革命精神之产物”，表示《摩登》的创刊初衷是宣扬国民党的革命精神。田汉从该刊第2期开始发表他的长篇革命历史剧《黄花岗》，并撰文称对于林觉民等革命志士，他最欣赏和感动的是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性之光”。但对在“国民党党报”上发表《黄花岗》，他却感到有些“茫然”，不知在“真实的人性”、“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投合国民党之青年读者”三者之间如何权衡。^[19]不过，《摩登》最为看重的还是人性的表现。除了田汉的《荆棘与蔷薇》、《黄花岗》、《春雨》等作品外，《摩登》还刊登了沈从文、欧阳予倩、金满成、陈西滢、李金发等人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随后出版的《文艺思想运动特刊》、《艺术运动》等副刊延续了《摩登》的风格。《红与黑》创刊于1928年7月19日，10月31日停刊，共出49期。丁玲在回顾和胡也频编辑《红与黑》的这段经历时指出，沈从文与《中央日报》总编辑彭学沛相识，胡也频则是通过沈的介绍去编辑副刊的，虽然每个月有高达“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但“从政治上看问题”，她和胡也频还是觉得“不应该继续编辑下去”，故而辞职。^[20]胡也频曾这样表明自己的编辑方针：“凡能把时代脉搏，位置在艺术上，同时忘不了艺术的极致，是真，美，善，是真实，自由，平等的拥护，是可以达到超乎政治形式以上更完全的东西，看不出势力，阶级，以及其他骇世骗人工具的理由，有了这样感觉而在无望无助中独自努力者，我们是同道。”^[21]在这种编辑方针下，《红与黑》刊登了丁玲、胡也频、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于赓虞等人的作品。与《摩登》风格相似，《红与黑》强调艺术性，基本上不含政治意味。

《中央日报》在南京出版的9年（1929年2月—1937年12月），是其副刊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段的副刊较多，且注意从“党报”和“政府”的立场来规划，可以说是《中央日报》副刊的第一个繁盛期。在叶楚伧任社长期间，便有《青白》、《大道》两种副刊专门致力于国民党党义的宣传、党治文艺的提倡。叶楚伧作为宣传部部长，曾强调过建设“三民主义之文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22]，《青白》和《大道》的主编王平陵对此积极响应，并选取戏剧为突破口，探索党治文艺的发展方向；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兴起时，《青白》与《大道》也从各自的角度给予了声援。本书在第二、三章将对这两种副刊展开重点分析。《文艺周刊》、《青年文艺》、《橄榄周刊》分别由中国文艺社、开展文艺社、线路文艺社等有官方背景的文艺社团编辑，对于国民党党治文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探索。程沧波任社长期间，《中央日报》的副刊显得更为丰富。程希望在“办报”上下工夫，去除“官报的弊端”，他的变革意识并没有给《中央日报》的言论带来新意，但在副刊上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除了《中央日报副刊》（储安平编）这份综合性副刊外，还有《中央公园》（储安平、华林、周邦式先后编辑）、《戏剧周刊》（马彦祥编）、《戏剧副刊》（余上沅编）、《艺术副刊》（徐悲鸿编）、《文学周刊》（储安平编）、《电影副刊》（王梦鸥编）、《诗刊》（徐芳编）等多种形式的文艺副刊，《学风》（学风社编）、《文史》（北京大学文史学会编）、《民风周刊》（方纪生编）等学术副刊。整体而言，这时的副刊艺术性较强、学院气息浓厚。比如说，主编《戏剧周刊》的马彦祥当时在齐鲁大学中文系任教，主编《艺术副刊》的徐悲鸿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主编《诗刊》的徐芳当时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助理员，储安平主持的《中央日报副刊》侧重与思想界学术界的对话，《民风周刊》与《文史》副刊则依托着北京大学的“风谣学会”和“文史学会”。这样的编撰队伍，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央日报》副刊的艺术品位和学术感。当然，这个阶段的副刊，在国民党党治文艺的探索上并非无所作为。19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为展开思想统制，相继推出尊孔、新生活、本位文化等运动，要求建立“民族文艺”。《中央公园》便是这些官方主张的积极响应者。这份副刊从1932年一直办到1937年，在“民族文艺”的阐发上着力最多，本书在第3章将有比较详细的分析。(www.xing528.com)

在陪都重庆出版的7年（1938年9月—1945年9月），是《中央日报》副刊发展的第三阶段。重要的副刊包括梁实秋编辑的《平明》（1938年12月—1939年4月），孙伏园编辑的《中央副刊》（1941年3月—1942年5月）以及王新命编辑的《中央副刊》（1943年11月—1945年9月）。梁实秋在编辑《平明》时，延续了他一贯的文学本位观念，他的《编者的话》引发了围绕“与抗战无关”的论争。《平明》对抗战文艺的消极态度，显然是疏离抗日统一战线的。孙伏园编《中央副刊》时，在作者队伍、作品倾向、关注的问题、组织的讨论各方面都显示出开阔博大、兼容并包的特色，显示出一个在五四时期成长并成熟起来的编辑家的本色，也比较符合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与梁实秋、孙伏园相比，王新命更注重与执政党政策的配合。1933年他应潘公展的邀请，加入了上海《晨报》，并成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核心、CC系控制的“干社”的核心成员^[23]，之后便致力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深受潘公展、陈布雷等人的赏识。1943年他应《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总主笔陶希圣之邀出任主笔一职，是社论组成员之一。他主编的《中央副刊》与社论紧密配合，对鼓吹国民党“全民族中流砥柱”的地位不遗余力。

《中央日报》迁回南京后（1945年9月—1949年初），副刊进入发展的第四阶段。社长马星野对于新闻事业有自己的设计，对于副刊也有自己的规划。在他的努力下，《中央日报》副刊进入了第二个相对繁盛期。他本着对“报纸杂志化”^[24]的追求，在《中央日报》规划了《山海》、《文史》、《报学》、《妇女》、《儿童》、《地图》、《青年》、《食货》、《山水》九个周刊或双周刊，聘请卢冀野、方豪、罗根泽、陶希圣、曾资生、朱偰等专家学者为主编；另又开设《中央副刊》和《泱泱》。《中央副刊》刊登新诗、小说、散文以及杂文等，以白话作品为主；《泱泱》则刊登诗词歌赋、金石书画等，以文言为主。《中央日报》的副刊阵容气象一新。

总体而言，作为国民党的中央党报，《中央日报》言论和新闻版意识形态色彩都非常强，副刊却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从编辑队伍看，既有王平陵、华林、王新命这样的国民党党员，也有储安平、梁实秋、孙伏园、卢冀野等党外的知识分子；从内容上看，既有积极探索党治文艺的副刊，比如《青白》、《大道》、《中央公园》、《中央副刊》等，也有能够凸显编辑个人风格的副刊，比如《文学周刊》、《戏剧周刊》、《中央日报副刊》、《文史》、《平明》、《泱泱》等。当然，所谓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是有限的，《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不可能背离主报的宗旨而另立主张，即便有个人发挥的空间，也只能局限于文艺和学术方面，不可能产生直接的政治对抗。这就形成了《中央日报》副刊以党治文艺为主体的总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