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央日报》的发展阶段
1927年底上海《商报》停刊，国民党南京政府收购《商报》的设备，于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国民党宣传部长丁惟汾担任社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任总经理，彭学沛任总编辑。1928年10月底暂停出版，1929年2月迁往南京。
作为国民党的中央党报，在上海的九个月，其尚缺少有影响力的言论。虽然，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叶楚伧、蔡元培、杨杏佛等资深理论家被聘为该报的委员，邵力子、周鲠生、胡适、王云五、陈布雷、潘公展、罗家伦、傅斯年、邵元冲、周炳琳、马寅初等也都是特约撰述委员，但实际上，真正为之撰稿的并不多。创办伊始，《中央日报》面临与上海的国民党老牌党报《民国日报》“同场竞技”的局面，竞争优势并不明显。《民国日报》于1916年由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英士创办，邵力子、叶楚伧是实际的负责人，朱执信、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任撰述。在反袁反军阀方面，《民国日报》不遗余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其副刊《觉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副刊”之一，享誉一时。在《民国日报》面前，《中央日报》如同一个稚嫩的后来者。虽说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报，但从实际影响力看，它更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报纸。1929年时任《中央日报》总编辑的严慎予在《本报的创刊》一文中说：“民国日报在上海有悠久的历史，夙为本党喉舌，揆之当时情势，中央无再在上海加设一党报之必要，政府已决定定都南京，顾名思义，中央日报移京出版，远较在沪为宜[1]”。这段话点出了《中央日报》在上海出版的尴尬以及迁往南京的原因。
从1929年2月到1937年12月，《中央日报》在南京出版9年。这是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担任社长的主要是叶楚伧和程沧波。
叶楚伧[2]堪称国民党的元老，早年以报人和文人的身份闻名，参与创办或编辑的报纸主要有《太平洋日报》、《民立报》、《民呼报》、《民国日报》等，这些报纸均以宣扬革命、反封建反军阀著称。他的代表性著述主要有《吴歌诠注》、《落花梦传奇》、《温生才传奇》、《龟年清话》、《建国战记》、《壬葵风花梦》、《古戍寒笳记》等，在经史研究以及诗词和通俗小说创作方面均有较高的成就。1920年代中期开始偏向保守。1925年参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西山会议，他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也成为西山会议派的言论阵地。1926年北伐战争后，叶追随蒋介石，并参与了旨在清共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叶当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任《中央日报》社长。在他任社长的1929至1932年间，《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先后是严慎予、鲁荡平和赖琏，凸显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该报这一时期言论的主调。正如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所言：
中央是全国人的中央，中央政府是革命政府，凡属革命的同志，无论是那一省的人，都要在建设强固的中央之一目的下而努力……假使任何私人，能以其力量和中央抗衡，使中央不能充分的尽其责，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我们必须以全力拥护中央消灭反抗中央的私人力量。[3](www.xing528.com)
为树立中央的权威，《中央日报》对党内的改组派、桂系、冯系、阎系等各种危及南京中央政权的势力都予以严厉的抨击，为配合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对共产党发起的批判与制造的诬陷更是连篇累牍。《服从一个中心》、《舆论界之自觉》、《论今日之言论界》、《思想混合之善后》、《舆论上的病态》等社论，极力鼓吹“服从一个中心听命于一个中心”[4]，为国民党进行思想统制大造舆论。
程沧波[5]具有报人和学者双重身份，属国民党内的少壮派。1932年程接任社长后，改《中央日报》为“社长制”[6]，由社长全权负责社务；而在之前，社长由中宣部部长兼任，对社务实际上很少过问。程在40多年后回忆时提到，他进《中央日报》，力图针对“官报的弊端”，多出新闻，立好言论，在“办报”上下工夫。[7]程立志使该报成为“言论中之言论”，任社长之始，就提出所谓的“四个职守”：一、“中央日报在系统上为党的报纸”，“发扬党义与阐明遗教，允称本报使命之一”；二、“今之政府，受命于党，而本报则本党之辩护人也”；三、“本报为党的喉舌，即为人民之喉舌”，要尽量给人民表达意见，“为政府消弥无限怨毒”，“予政府以辩白之机会”；四、报纸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工具，《中央日报》要在民智民德两方面鼓吹。[8]程宣示的这“四个职守”，立场非常鲜明，即党义至上，党的利益至上，批评与辩护都围绕着党的利益进行。所以，借民族利益抹杀国内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鼓吹新生活运动，声讨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杨虎城，批评抗战救亡中学生的爱国运动，强调服从领袖等，是《中央日报》在1930年代的基本言论立场，也是其新闻编排的基本原则。即便是对政府或党内人员提出批评，其出发点仍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程沧波任社长期间，《中央日报》社论多出自其手，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在1933年陈独秀公审事件中，程对章士钊和陈独秀的两篇反驳文章，即《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章士钊》（1933年4月26日社论）、《再论今日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1933年5月7日社论）。这两篇文章强调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很典型地呈现出《中央日报》的办报宗旨。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中央日报》西迁，后于1938年9月在陪都重庆复刊。重庆七年是《中央日报》发展的第三阶段。战时重庆报社林立，除了代表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日报》之外，还有《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蜀报》等20余家[9]，竞争比较激烈。1940年10月程沧波辞去社长职务，之后接任的有何浩若、陈博生、陶百川和胡健中，担任主笔的除了社长外，还有刘光炎、潘公展、钱沧硕、陶希圣等，陈布雷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总主笔、总编辑的责任。[10]他们大多在国民党的宣传系统内身居要职，《中央日报》对于国民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在重庆时期，《中央日报》比较有特色的是它的国际新闻报道与评论。陈博生[11]任社长期间，这个特色更为鲜明，由他亲自撰写的日本评论大都比较有分量。胡健中[12]在抗战期间主持《中央日报》的时间最长，从1943年11月一直到抗战胜利。在其任内，《中央日报》大力鼓吹中国文化的“大一统”[13]，鼓吹国民党“全民族中流砥柱”的地位[14]，并加大了反共的力度。1944年7月29日到8月7日《中央日报》上连载的张文伯撰写的《陕北之行》[15]，对边区的经济、财政、选举、军事、思想教育、领导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恶意的歪曲，反共姿态尤为鲜明。
抗战胜利后，《中央日报》迁回南京出版。1945年9月到1949年1月是《中央日报》发展的第四阶段，由马星野担任社长。马星野[16]曾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深造，回国后创办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系，长期任系主任，另外他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他希望“党报”摆脱“传单”与“官报”的陋习，朝着“真真实实地报道新闻”，“公公正正地伸张正义”，“诚诚恳恳地为读者服务”这三个方向发展。[17]这给《中央日报》带来了一丝革新的气象。1947年5月该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经营企业化制度，也是出于马星野的倡议。在社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南京物价、房荒、贫富分化等民生问题的关注，看到对贪污腐化、效率低下等政治现象的激烈批判，看到革新政治的强烈诉求。但是，作为中央党报，《中央日报》自然与国民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化没落，《中央日报》的革新气象顷刻成了过眼烟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