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公意的宣告是由法律来体现的，同样地，公共判断的宣告就是由监察官制来体现的。公共的意见就是一种法律①，监察官②就是这种法律的执行者；并且监察官也照君主的前例那样，是只能应用于个别的情况的。
①这个区别在于：“法律”是成文的，“意见”是不成文的。——译注
②监察官（censeur，拉丁文censor）根据惯例系从退职的执政官中间选出。监察官为罗马的高级行政官，其职务为监察公民的道德风纪，监督五年一度的人口调查（census），登计人口与财产。监察官两名，由人民大会选举，任期五年，自公元前433年以后缩短为十八个月。监察官制于公元前443（？）年创立，公元前22年废止。——译注
因此，监察官的法庭远不是人民意见的仲裁者，它仅仅是人民意见的宣告者；只要脱离了人民的意见，它的决定就是空洞的、无效的。
要把一个民族的风尚和他们所崇尚的对象区分开来，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二者都依据同一个原则，所以必然地混在一起。在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中间，决定他们的爱憎取舍的决不是天性，而是意见。只要矫正人们的意见，他们的风尚自然也就会纯正。人们总是爱好美好的事物，或者说，爱好他们所认为是美好的事物；然而正是在这种判断上，人们会犯错误；因此，正是这种判断就需要加以规范。评判风尚的人就是在评判荣誉，而评判荣誉的人则是从公共意见里得出他的法则的。
一个民族的各种意见，是从它的体制里诞生出来的。虽然法律并不能规范风尚，但是使风尚得以诞生的却是立法。立法工作薄弱的时候，风尚也就退化；而这时候，监察官的判断也并不能做出法律的力量所不曾做出过的事情。
由此可见，监察官制也许对于保持风尚是有用的，但是对于重建风尚却是绝对无用的①。你可以乘着法律力量旺盛的时候设置监察官；然而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
①可参看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8章。——译注
防范公共意见的腐化，以贤明的措施来保持它们的正确性，有时候甚至于在它们尚未确定的时候就把它们固定下来，——监察官制就是这样来维系风尚的。决斗时要带副手的习惯，在法兰西王国中曾经举国若狂地盛极一时，但它只是由国王一纸诏书里寥寥的这样几个字就被废除了的：“至于那些怯懦得要找副手的人们。”这一判断预见了公共的判断，所以一下子便决定了公共的判断。然而当同样的诏书想要宣布，举行决斗也是一种怯懦，——这本来是十分正确的，但却违反了一般人的意见，——公众便对这种决定加以嘲笑；因为对这件事，公共的判断早已经形成了①。
①卢梭《致达朗
我已经在别处②说过，公共意见是决不会屈服于强制力的，所以在为了代表公共意见而设置的法庭里，并不需要有丝毫强制力③的痕迹。对于罗马人是以怎样的艺术——而且拉西第蒙人④还要更加高明地——在运用这种已经被近代人所全然丧失了的能力，我们是无论怎样赞扬都不可能过份的。
②我在本章中只不过是提出我在《致达朗
③《致达朗
④拉西第蒙人（lacédémonien）即斯巴达人。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拉西第蒙。——译注
有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曾在斯巴达的议会里提出了一条好建议，监察委员们置之不理，却让另一个有德行的公民来提出同样的建议⑤。这对后者是怎样的荣誉，而对前者又是怎样的侮辱啊；同时又对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未加以赞扬，也未加以谴责。有几个萨摩岛①的醉汉玷污了监察委员的席位，第二天就有明令允许萨摩人可以下流。这样的一种惩罚，要比真正的惩罚来得更严厉。当斯巴达已经宣布了什么是正直、什么不是正直的时候，全希腊却没有请教他们的判断。
⑤事见普鲁塔克《拉西第蒙人嘉言录》第69节，蒙台涅（montaigne）《文集》第2卷，第31章转引。——译注
①他们是来自另一个小岛的，但我国语言的纤弱，不允许我指出它的名字来。[1]
[1]萨摩岛（samos）位于爱琴海中。此处所谓“我国语言的纤弱，不允许我指出它的名字来”，据裴狄坦（petitian）解说如下：卢梭这里所论述的，都取材于普鲁塔克《拉西第蒙人嘉言录》一书。按普鲁塔克的记载，这件事是chio的居民干的；卢梭之所以避免提及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不愿意在一个严肃的题目上引用一个不大好听的声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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