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地的佛像
《史记》中说：“帝乙为偶人，以象天神。”帝乙，是殷商末代君王纣王的父亲。他制作了象征天神的偶人。可见，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神像。在中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神灵。财神、喜神、门神、灶神、火神、水神、树神、井神、雷神、雨神、茶神、酒神、狱神、瘟神、梨园神、娼妓神、土地神、小儿神……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三十六行，都有各自的神，甚至还有专门掌管厕所的“厕神”、专门掌管各种虫子的“虫王”等等。这些神灵，既反映了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表现了古人对于杰出创造者的崇敬之情。
种种神灵，都有各自的庙宇。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有一座仓颉庙，供奉的是创造了汉字的仓颉。这位“造字神”，本是黄帝时代的一个史官。《述异记》、《淳化阁帖》等史料中记载：上古时代，人们是用绳子打结的方法来记事。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这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仓颉与另一个名叫沮诵的史官，创造了文字，“以代结绳”。实际上，汉字不是一人、一时的发明创造，而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仓颉对于前人的创造进行了整理、总结与提高，这是了不起的伟大贡献。神坛上的仓颉，长着四只眼睛，表示他具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功能。这个庙，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四川省灌县青城山麓有一座丈人观，供奉的是发明了烧制陶器的宁封子。这位“陶神”本来也是黄帝时代的人。当初，人们把泥捏成盆子罐子，晒干后用来盛水盛物；这种容器很不结实，非常容易破裂。宁封子在烧烤食物时，发现火坑底部的泥土十分坚硬，由此得到启发，将捏好的器皿放到火里烧，制成了第一批坚硬耐用的陶器。当然，陶器也不可能是一人、一时的发明创造，宁封子是古人聪明才智的荟萃。神坛上的宁封子，白髯飘洒，峨冠博带，号称“五岳丈人”。
汉地的神像虽然历史长久，种类众多，但是，“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5)。佛教把佛像、菩萨像、罗汉像、护法神像、供养人（出资雕造佛像、菩萨像、罗汉像、护法神像的人）像，都叫做“造像”。在中国的各种神像中，以佛教造像数量最多、艺术水平最高。
《汉书·霍去病传》中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大将军霍去病击败了匈奴的休屠王，得到一尊“祭天金人”。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认为：这尊“祭天金人”是佛像，佛像传入汉地应当以此为始。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被公认。即使这尊“祭天金人”确实是佛像，也只是一件孤立的艺术品，不能视为“三宝”之一。佛像的传入，应当以东汉永平十年（67）蔡愔等人从西域带回洛阳的佛像为始。
唐代美术史论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蔡愔等人带回来的，是印度优填王时代的释迦牟尼佛画像。这一说法恐怕并不准确——优填王是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拘萨罗国国王，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佛像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蔡愔等人从西域带回了佛像。
最初传入汉土的佛像，完全是印度风格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汉明帝刘庄，命画工仿造蔡愔等人带回来的释迦牟尼佛画像，在白马寺的清凉台等处，临摹出几幅佛像，“形制古朴”。张彦远所说的“形制古朴”，说明这几幅释迦牟尼画像完全是按照原画绘出的，依样葫芦，与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不合，与时尚不合。因此，当时的佛像“未足瞻敬”——由于完完全全的印度风格，人们对画像上面的释迦牟尼感到生疏、怪异，难以产生礼敬之心。
到了魏晋时代，这种完全照搬印度佛像的状况开始有了改变——不再是原原本本的临摹，而经过了加工与改进，尤其注意追求神气、气韵。《历代名画记》中记载：被誉为“凌跨群雄，旷代绝笔”的晋代大画家卫协，曾有《七佛图》等作品，不是一笔不苟的“形似”，而“妙有气韵”。东晋明帝司马绍，“最善画佛像”，他在乐贤堂画的佛像，不仅“略于形色”（在形象与色彩方面有所简略），而且“颇得神气”（在神情、气韵方面很有功夫）。
东晋雕塑家戴逵，为会稽山（在今天的浙江省绍兴）阴灵寺制作了一尊高一丈六尺的无量寿佛像，原本因“形制古朴”而“不足动心”、“未足瞻敬”。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心，为了能够听到人们真实的意见，戴逵藏在佛像后面的帷帐里，“密听众论”。根据人们的褒贬，戴逵不断对造像进行改造，用了整整三年的工夫，“刻像乃成”，名噪一时。
云冈石窟第18窟中的这尊佛弟子雕像，高鼻深目，具有鲜明的西域风格。
经过中国艺术家加工与改进的佛教造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曾为瓦棺寺画维摩诘像。史载：瓦棺寺刚建成时，寺僧设置斋会，向士大夫们募化。士大夫们纷纷在募化册上登记，但是没有超过10万钱的，只有顾恺之写出了100万钱。顾恺之一向寒素，怎么拿得出100万钱呢？寺僧认为他是在说大话。顾恺之说：“我来给你们画壁吧。”寺僧很高兴——虽然他拿不出钱，而画佛像的技法“神妙无方”啊！他们将顾恺之带到一间佛殿里，请他在一面墙壁上作画。顾恺之把门窗关上，开始在寺壁上面作画。一个多月之后，他对寺里的僧人说：“画像基本完工了，明天我就要点睛了。来看我点睛的人，第一天出10万钱，第二天出5万钱，第三天随各人的意。”人们闻讯，纷纷来到瓦棺寺。顾恺之把门窗打开，壁画的光彩映照得整个寺院明亮起来。人们争先恐后拥进佛殿，把门都堵住了。钱币迅速在顾恺之身边堆积起来。三天之后点睛完毕，顾恺之将100万钱施舍给了瓦棺寺。
重庆市大足石刻中的这尊阿难像，完全是一个朴实憨厚的中国北方青年形象。(www.xing528.com)
南北朝时，南北两地的佛教造像具有不同的风格。北朝早期的佛教造像大多具有浓重的西域风格。北魏的文成帝拓跋濬，于和平初年（460）诏令：由“沙门统”（统领全国僧尼的僧官）昙曜主持，在武周山的云冈开凿五个石窟，每个石窟里以太祖以下五帝的形象各雕造一尊佛像。佛教史上称这批石窟为“昙曜五洞”。自此，北魏开凿石窟成风。由于开凿石窟的工匠大多来自西部的凉州，形成了佛教造像的西域风格。南朝的佛像，则呈“骨秀清相”的风格。这两种风格，并存发展，互相影响。北齐的曹仲达，南梁的张僧繇，“各有损益”，“创意各异”(6)，是当时最著名的佛像画家。
到了隋代，佛教造像的这两种风格开始融合。隋代以前，由于政权的频繁更迭，自此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再加上分裂局面造成的地域局限性，佛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隋代结束了分裂状态，统一了南方和北方。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出现了文化统一的局面。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已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了——佛陀的形象，更加接近人世间的中年男子；佛弟子阿难的形象，是一个中国小和尚；佛弟子迦叶，或是一个中国老和尚，或是一个中年苦行僧。菩萨的形象尤其中国化——印度的男性菩萨或大臀丰乳的裸体女神，变成了眉清目秀、苗条婀娜的中国少女。
唐代，佛教造像进一步中国化、世俗化、时尚化。例如：敦煌石窟第57窟南壁的观音菩萨画像，细眉长目，鼻直唇红，温情脉脉，妩媚动人，被人们叫做“美人像”。这个洞窟也因此被称之为“美人窟”。恪守传统造像模式的道宣律师，看到人们在美丽的菩萨像前面顶礼膜拜，十分不满，大发感慨：“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他批评道：这是“随情而造，不追本实；得在敬信，失在法式”(7)。这种变化，改变了佛像初入汉地时“形制古朴”而“不足动心”、“未足瞻敬”的状况，带来了亲切感产生的敬信心，使人们“容仪一见情难舍，玉貌重看意懒回”(8)。《五代名画补遗》中记载：唐末，黄巢的起义军攻入长安、洛阳后，大肆烧杀，“焚燎寺宇几尽矣”，惟独对于雕塑家杨惠之精雕细刻的造像，“惜其神妙，率不残毁”，全部保存下来了。
盛唐时代的吴道子、周昉，是佛像画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画记》中说，吴道子曾在长安大兴善寺中门上画佛像，“长安市肆长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而周昉画的菩萨，“衣裳劲简，彩色柔丽”；他创作的水月观音形象，成为后世的模范。
三教并存，是汉地的文化特色之一。儒与佛之间、佛与道之间，一直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佛教造像艺术中。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方面，它与儒家正统思想以及本土的道教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儒佛之间、佛道之间，也一直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三国时代的吴主孙权，最早提出了如何评价儒、佛、道的地位问题，中书令阚泽回答：“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设教，诸天奉行。”意思是说：孔子与老子按照天意创立了儒教和道教，可是上天也要奉行佛教。这就是《翻译名义集》中所记录的“吴主问三教”。后来，有人主张“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也有人提出“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9)，把佛教置于三教之首。隋唐时代，哲学家王通所主张的“三教于是乎可一矣”被广泛接受，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到了明清时代，甚至出现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倾向。祩宏、真可、德清、智旭，是很有影响的明末“四大高僧”。其中，祩宏宣称：佛教“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儒教“显助佛教之所不及”。真可认为：儒释道三教，“门墙虽异本相同”。德清主张：“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以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智旭提出三教同源：“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10)
这种情况反映到佛教的造像艺术中，就出现了释迦牟尼与孔子、老子同处一龛、同处一窟、同时在一幅画面上出现的情况。据说：南朝张僧繇曾在佛寺里画了一幅孔子像。梁武帝问他：“为什么要在佛寺里拜孔子？”张僧繇回答：“将来还是得靠他啊！”这种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明代丁云鹏绘制的《三教图》中，释迦牟尼趺坐在菩提树下，左边是身着士大夫服饰的孔子，右边是坐在蒲团上的老子。
吉林市的玉皇阁，以三教合一、诸行同堂闻名：在祖师殿中，正面佛坛上供奉着释迦牟尼佛与孔子、老子，左右两侧是各行各业的16位祖师——药业的李时珍、建筑业的鲁斑、烧炭业的孙膑、制图业的诸葛亮、阉割业的华佗、道教的吕洞宾、棉纺业的黄道婆、诗圣杜甫、造纸业的蔡伦、制盐业的沈括、相面的姜太公、制笔的蒙恬、禅宗祖师菩提达摩、造酒业的杜康、茶圣陆羽、制墨业的吕祖。
著名的四川省大足石刻中，也有不少佛陀与孔子、老子同处一龛、同处一窟的作品。
明代丁云鹏的《三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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