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地佛教寺院的别称及其历史发展

»汉地佛教寺院的别称

汉地佛寺的别称很多。这里介绍几个比较主要的——“道场”、“丛林”、“莲境”、“萧寺”和“刹”。

道场

“道场”这个称呼来自印度佛教，是梵文Bodhimanda的意译，音译“菩提曼拏罗”，指修道、成道以及供佛的地方。在汉地佛教史上，“道场”一度是佛寺的“正名”而不是“别称”——隋炀帝曾经诏令：全国的佛寺一律改称道场。

隋代只经历了文帝、炀帝两代皇帝，前后不足20年，佛教却在这短时间内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隋代以前，虽然大多数封建帝王都提倡、支持和保护佛教，但由于政权频繁更迭，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再加上分裂局面造成的地域局限性，佛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隋代结束了分裂状态，统一了南方和北方，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出现了文化统一的局面，佛教也完全被纳入了国家的管理范畴。

隋文帝杨坚即位以后，明令恢复北周武帝毁弃的佛寺，准许俗人自由出家为僧尼，在京城与其他主要都邑，由官方组织缮写佛经，并动员民间力量出钱建造佛寺、雕造佛像。对于僧众管理、佛寺建造、佛学研究，隋文帝都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在僧众管理方面，隋文帝沿用北齐的制度——中央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外国僧主”等僧官，统辖全国僧尼；地方设置“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僧官，负责地方佛教事务。在佛寺建造方面，隋文帝规定：每个州、县建僧寺、尼寺各一所，全国则以长安的大兴善寺为“国寺”。在佛学研究方面，隋文帝规定：以长安为中心，各大都邑集中佛教各学派著名学者，分门别类地进行理论研究。

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佛教国家化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发布了全国佛寺一律改称道场的诏令，并在东都洛阳建立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这一举措，使得南北两地的佛教得以交流，互相影响，打破了各有偏颇的局面，把禅法修持与教义研讨统一起来，为佛教迅速进入鼎盛时期提供了条件。

碧云寺中的“水泉院”，松柏参天，泉水清澈，是一处清净、优美的寺院花园。清代的乾隆帝曾以这里为行宫。

丛林

“丛林”这个称呼也来自印度佛教，是“阿兰若”的意译之一。《大智度论》卷三中指出：众多比丘聚集在一处，好像很多棵树木丛聚在一起，因此，“僧聚处得名丛林”。佛教传入汉地以后，为寺院僧尼制定的言行规则就叫做“丛林清规”（简称“丛规”）。东晋道安在长安制定的《僧尼规范三则》以及弟子慧远在庐山制定的《法社节度》，是汉地佛教早期的“丛林清规”。南齐的《僧制》1卷、北魏的《僧制》47条、隋代开皇年间的《众经法式》10卷、唐太宗“务使法门清整”而敕令制定的条制，都是官方制定的“丛林清规”。晚唐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的《百丈清规》，是一套完整的“丛林清规”，从而确立了汉地的佛寺制度；怀海禅师的《百丈清规》失传以后，元顺帝孛儿妥懽帖睦尔敕令，让住持百丈山的德辉和尚等人重修了新的《百丈清规》，成为汉地佛教通行的“丛林清规”。

陕西省西安市的大兴善寺，始建于西晋，原名遵善寺，因隋文帝本是北周的大兴郡县公而改称大兴善寺。这是大兴善寺中的普同塔。

莲境

莲花是佛教的象征物。莲花原产于印度，生长在水中，花朵硕大美丽，香气清幽淡雅。苦于炎热气候的古印度人，一向有喜爱莲花的风气。佛教初创之时，很注意迎合民俗心理以吸引信众；同时，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特点与佛教不受尘世污染的出世思想也有天然的契合之处。因此，莲花被佛教视为圣洁的象征物。《过去现在因果经》里说：释迦牟尼的前身菩萨到迦毗罗卫国投胎的时候，王宫的水池子里开出了大如车盖的莲花。《普曜经》里说：释迦牟尼降生的时候，蓝毗尼园里出现了“地涌金莲花，自然捧双足”的奇特景象。佛像、菩萨像常被塑成“莲花坐式”——左足放在右大腿上，右足放在左大腿上，脚心向上，全身的姿态犹如一朵莲花；佛像的底座也被塑成莲花的样子，叫做“莲座”或“莲台”；佛与菩萨们的手中也常常拈着一支莲花。在这种情况下，佛寺也就被称之为“莲境”了。

萧寺

印度古代佛寺遗址。

“萧寺”这个称呼，来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佛心天子”——梁武帝萧衍。他在位近半个世纪，却是一个性格软弱、治国无方的无能皇帝。在纷繁复杂的政务面前，梁武帝常常感到束手无策，无限烦恼，甚至“每当食投箸，方眠撤枕，独坐忧怀，愤慨中旦”⁽⁷⁾——经常在刚要吃饭的时候就心事重重地扔下了筷子，在刚刚躺下的时候又把枕头推到一边，独自一人忧愁郁闷地坐到天亮。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到彼岸世界去寻求解脱，成为一个狂热的佛教信徒。梁武帝在即位的第三年，宣布“唯佛一道，是为正道”⁽⁸⁾，不仅自己“舍道事佛”，而且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全部信奉佛教。他自称“三宝之奴”，身为一代帝王而率先禁断了酒肉；他礼优名僧、举办法会，还亲自为佛经做注疏，亲自制定忏文，亲自登殿讲经，甚至四次大张旗鼓地“舍身”佛寺，公卿百官只得花费重金将他赎回朝廷；他大举修建佛寺，以豪华壮丽而闻名当时的同泰寺、开善寺、智度寺、解脱寺、光宅寺、大爱敬寺，都是梁武帝敕建的大型佛教寺院。在梁武帝的带动下，南朝建寺之风盛行，梵宫琳宇遍布江南各地。唐代杜牧的《江南春》诗里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南朝岂止“四百八十寺”——在梁武帝执政时期，南朝的佛教寺院多达2846所，蓄僧尼82700人！(www.xing528.com)

北京法源寺毗卢殿里的铜佛像，高达4.58米。下面是巨型千叶莲花座，每个花瓣上面都有一尊佛像；中层是莲花座上的四方佛；最上面是端坐在莲座上的毗卢遮那佛。五尊佛像都呈莲花坐式。

传说，萧衍不仅喜欢建寺，还喜欢装饰佛寺。张僧繇是当时的著名画家，擅长佛教题材。他所画的佛像自成样式，是当时造像的样本，时称“张家样”。萧衍非常赏识张僧繇，授予他“武陵王国侍郎”之职，掌管宫廷的画事。每逢装饰佛寺时，萧衍都让张僧繇出马。脍炙人口的“画龙点睛”的故事，就是关于张僧繇在建康安乐寺画壁的一个传说。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张僧繇为建康一乘寺画门的时候，采用了天竺手法，以红色和青绿色绘成“凸凹花”，远看有凸有凹，近看却是平的，受到时人高度评价。

梁武帝萧衍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长于文学、精通音律，也非常爱好书法艺术，不仅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还是很有名的书法理论家、书法评论家。王献之的外甥羊欣，书法技艺曾得王献之亲传，时人评论：“买王得羊，不失所望。”萧衍却把他贬得很惨：“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好像大家庭里的婢女冒充夫人，虽然处在主母的位置上，却扭扭捏捏，缩手缩脚，没有夫人的气质和风度。）敢于如此贬低羊欣，可见萧衍本人的水平了。南朝的文史学家萧子云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不仅楷书颇有成就，而且善作“飞白”书——传说：东汉灵帝修饰宫殿时，有工匠用刷白粉的扫帚在墙上写字，大书法家蔡邕由此受到启发，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的笔画中丝丝露白，别有意趣。萧衍很赏识萧子云，曾“以姓为题”，让萧子云在寺院的墙壁上以“飞白”体题写了“萧寺”两个大字，轰动一时。由于萧衍建寺多，又有此一举，“萧寺”因而成了汉地佛寺的一个别称。唐代李贺的《马诗》中，就把洛阳白马寺叫做“萧寺”，诗中说：“萧寺驮经马，元从竺国来。”

刹

“刹”，是梵文Laksata的音译，意译“相轮”，本指佛塔顶部的装饰。在古印度，佛塔是寺院的中心建筑；在汉地，佛塔也是寺院的重要建筑。因此，“刹”成了佛寺的一个代称。为表示佛寺的尊贵、清净，可以称之为“金刹”、“宝刹”、“香刹”、“莲刹”、“梵刹”、“金刚刹”等。

除了“道场”、“丛林”、“莲境”、“萧寺”和“刹”，《僧史略》中还介绍了“净住”、“法同舍”、“出世舍”、“精舍”、“清净园”、“寂灭道场”、“远离处”、“亲近处”等，也都是佛寺的别称。

【注释】

(1)汉代史籍中，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大夏“东南有身毒国。”《后汉书·西域传》中说：“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十里。”后来的《晋书》、《宋书》、《魏书》中，都沿用了“天竺”之称。“印度”这个译名，是唐代玄奘首先提出来的——《大唐西域记》中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2)见《论语·颜渊》。

(3)见《中阿含经》卷十二。

(4)见《论语·里仁》。

(5)见《孝经》。

(6)见北魏杨之《洛阳伽蓝记·白马寺》。

(7)见《全梁文》卷四。

(8)见《全梁文》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