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忽必烈建造白塔寺的始末

前言　从忽必烈建造白塔寺说起

几乎所有的北京人都知道：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路北，有一座白塔寺。其实，这个寺院的名字在元代叫“大圣寿万安寺”，明代改称“妙应寺”，只因寺里有一座著名的白塔，才被人们俗称为“白塔寺”。

话说公元126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天的北京），定名“大都”，定年号为“至元”。就在刚刚进入大都的时候，日理万机的忽必烈却被一所破败的佛寺迷住了。

矗立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的白塔，高59.9米，底座面积1422平方米。

当时，大都的北边有四个城门，由西往东依次为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通玄门的北边，有一个辽代建造的永安寺。金末元初之时，蒙古大军曾经四次围攻燕京，每次兵临城下都驻扎在燕京北郊。兵火之中，永安寺自然在劫难逃，只有寺里的塔没有废毁。

宁夏地方的一个香泥小塔，塔身上面遍布小佛像。

辽金时代，燕京流传着一支儿歌：“塔儿红，北人来坐主人翁；塔儿白，南人坐主北人客。”忽必烈初入大都之时，破旧的永安寺塔每逢深夜就放射红光，“近居惊惶，疑为失火，既而仰视，烟焰却无”，正好应了儿歌中所说的“塔儿红”，预示“北人”（蒙古人）将要稳坐天下了。至元八年（1271），这一情况奏报到了朝廷。忽必烈听了，下令开塔——他要看看，塔里究竟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开塔之后，发现了地宫的石函里有一个小铁塔，塔内有一个盛满香水的铜瓶，“皎然鲜白，色如玉浆”，里面封藏着20粒金色舍利！更为神奇的是：铜瓶底部还有一个铜钱，上面竟铸有“至元通宝”四个字。忽必烈大喜：“至元”是自己的年号啊！蒙古人统治江山，岂不是天意⁽¹⁾！

除了这个盛有舍利和铜钱的铜瓶，塔里还有保存得极为完好的2000个香泥小塔和五部水晶轴的《陀罗尼经》。“香泥小塔”又叫做“擦擦”，是用模子制作的体积非常小的泥塔。这种小泥塔上半部呈圆锥形，下面是圆形的底座，是起源于古印度的密教圣物。西藏与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是在印度密教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普遍流行供奉香泥小塔。唐代开元年间，印度密教僧人金刚智、不空、善无畏来到汉土，创立了汉地佛教的密宗，长安、洛阳等地都盛行供奉香泥小塔，当时称为“善业泥像”。“陀罗尼”是梵文Dharani的音译，意译“总持”，意思是“能持善法不使其散失，能持恶法不使其生起”。密教主张修行“三密”，认为口诵真言（叫做“语密”），手结印契（叫做“身密”），心做观想（叫做“意密”），能够使口业、身业、意业获得清净；当自身的“三密”与佛的“三密”相应的时候，就可以“即身成佛”了。《陀罗尼经》就是修行“语密”时念诵的“真言”（指佛与菩萨的真实言教）。永安寺塔里的五部《陀罗尼经》，是《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以及《佛顶尊胜咒》、《正法秘密箧印咒》、《菩提场庄严咒》、《十二因缘咒》。忽必烈是一个已经正式接受了灌顶仪式的藏传佛教信徒，自然对这些密教圣物十分崇敬。

虽然正值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元世祖忽必烈却立即敕令：建造一个新的佛塔，将这些珍贵的密教圣物重新封藏起来。并以塔为中心，在永安寺的旧址上建造了规模极其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作为皇家的佛事活动场所。

为了建造大圣寿万安寺，忽必烈亲自选派尼泊尔著名工匠阿尼哥负责白塔的形式设计和主持建筑工程。开工以后，忽必烈敕令：按照蒙古民族的习俗，以塔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方各射一箭，以此确定大圣寿万安寺的四界。“一箭之地”的距离是多少呢？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人的膂力不同，中国古代的“一箭之地”分别合120步、130步或150步，每步相当于五六尺。那么，“一箭之地”的距离就是200米到300米。按照这个数据来计算，大圣寿万安寺的面积至少有16万平方米。南朝僧人嘉祥在《法华经疏》中提出：“一箭道者，二里也。”按照这个数据来推算，大圣寿万安寺的面积就更可观了，竟有400万平方米！

虽然如此，忽必烈还嫌大圣寿万安寺的规模不够大。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又派出“中卫军四千人”，“伐木五万八千六百”⁽²⁾，增建殿堂屋舍。仅看增建工程所用的木料数量，就可以想见大圣寿万安寺的规模了。据说：每逢大圣寿万安寺关闭山门之前，负责提醒人们离寺的僧人要骑在马上巡回摇铃。

面积如此之大，僧人的数目自然非常可观。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帝铁穆耳在大圣寿万安寺主持佛事活动时，“饭僧”竟达七万余人！

为了建造大圣寿万安寺，忽必烈不惜血本。仅仅为了装饰佛像和窗子、墙壁，就“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³⁾。从至元八年到至元二十五年（1271—1288），用了整整17年的时间，大圣寿万安寺才竣工。

阿尼哥（1245—1306），藏传佛教萨迦派五世祖师八思巴的入室弟子。这是尼泊尔王国1972年发行的阿尼哥纪念邮票。

佛寺林立的五台山，北魏时代就已经有佛寺了。到北齐时，五台山佛寺多达二百余所。唐代，五台山仅大型寺院就有12所，臻于极盛。五代、宋、元、明直至清初，五台山继续建造佛寺。直至20世纪50年代，五台山仍存有佛寺122所。

在朝廷的支持下，大圣寿万安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元史》中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朝廷一次赐给大圣寿万安寺“京畿良田亩万五千，耕夫指千，牛百，什器备”；大德五年（1301），朝廷又一次赐给大圣寿万安寺“地六百亩，钞万锭”。按当时的生活水平，仅这两次赏赐的田地就能养活十几万人！(www.xing528.com)

遗憾的是，这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在元末毁于雷火：“至正二十八年八月甲寅……未时，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其殿脊东鳌鱼口火焰出，佛身上亦火起”⁽⁴⁾，大火过后，除了残破的白塔，大圣寿万安寺几乎夷为平地。明代重建时，由于旧址大多被道观朝天宫占去（这个道观也在明末遭遇火灾，片瓦无存），寺院的规模只有原来的八分之一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佛教寺院，是历史的载体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东汉初年佛教传入汉地以后，大大小小的寺院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遍布全国各地。白塔寺仅是汉地难以计数的佛教寺院之中的一个。如今，作为重要的人文景观，佛寺越来越吸引人们的注意。人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要到那里的佛寺里去参观、游览乃至礼拜。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佛寺是如何产生的？汉地的佛寺与古印度佛寺有什么不同？佛寺里是不是都有佛塔？佛塔的功用是什么？寺院里应该有哪些佛殿？佛殿里应该安放哪些佛像？……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一般人并不很清楚。

佛寺里面，供奉着佛像，收藏着佛经，居住着僧人，“三宝”齐备。也就是说，佛教寺院含摄了佛教的三要素——信仰对象、信仰理论、信仰徒众。我们要了解佛教，当然要了解寺院。同时，佛教寺院的兴衰变化不仅反映了佛教的发展历史，也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貌的一面镜子。我们要了解佛教的发展历史，了解古代乃至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状貌，也必须了解佛寺。

雍和宫天王殿里的铜制香炉。

我们不妨点燃一支香，插到香炉里。这是从古印度传来的习俗——古印度的佛教信众供佛，除了用鲜花之外，还用檀香等香料制成可以燃点的香，佛经里称之为“香花供养”。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古人是“以萧艾达神明”⁽⁵⁾——“萧艾”，即人们通常说的“艾蒿”，是中国各地普遍生长的一种野草，茎和叶子都有芳香气息。古人把这种野草晾干碾碎以后，放在香盒里焚烧，用于祭神。佛教传入汉地以后，外域入贡的物品中增添了用檀香等香料制成的香。随着汉地佛教的发展，这种用来供佛的香日趋发达起来，中国古人祭祀用的“爵”、“豆”、“鬵”等盛放食品的器皿，也被改造成焚香用的香炉了。正如南宋赵希鸿在《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中所说的：“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爵炉则古之爵，狻猊炉则古踽足豆，香球则古之鬵，其等不一。”

辽宁省沈阳市般若寺中的宝鼎。

在古代，香的形态是很多的，有线香、饼香、盘香、瓣香（状如瓜瓣的香）、炷香（状如佛塔的香）……今天最多见的，就只有这种线香了。香炉的样式也非常多，有圆的，有方的，有小的，有大的；除了摆在桌案上面的香炉，还有木制的香篆，形体很大，“往往有至二三尺径者”⁽⁶⁾；寺院佛殿前后，也常放置着一种形体巨大的香炉，号称“宝鼎”。

燃香，既可以净化空气，又可以制造一种宁静的氛围。这是念诵佛经、坐禅修行所需要的氛围。现在，我们就在这种洁净、静谧的氛围中，谈一谈佛门寺院这个话题——先从“纵”的方面介绍佛寺的起源与发展，再从“横”的方面介绍汉地佛教寺院的平面结构。

【注释】

(1)见元僧如意迈祥《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明代刘桐、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卷四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2)见《元史·世祖纪》。

(3)见《元史·世祖纪》。

(4)见《元史·五行》。

(5)见南宋赵希鸿《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

(6)见洪刍《香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