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群体的认同与族群性维系

（四）认同的表达和族群性维系

除了对于集体历史实践和集体身份合法性的维系之外，西道堂之所以到今天依然是一个独立的宗教性族群，也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地方社会中族群的排斥。族群间冲突和排斥的不可避免性只应该被视为族群生存和延续的环境因素或外部因素。作为一个宗教性的族群，集体认同的建构和维系也和其群体内部的因素有关。

就西道堂来说，教长的传承和延续，是集体认同得以延续的一个象征。在教生们的心中，紧跟明师，应是苏非主义教团制的要素之一。如果失去教长的连续性，众教生就会陷于一盘散沙的状况，所以，教长的延续是宗教性族群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前提。

同时，在教长之下，还存在着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如定居点、清真寺和管理机构等。前两者是历史变迁比较缓慢的物质层面，管理机构是集体生活组织化的象征。按照既往西北回族穆斯林苏非主义传统看，一般教长要巡游自己的教生的定居点和清真寺的，通过巡游了解群体自身的发展情况，也将宗教领袖在群体组织上的权威发挥出来，同时，巡游使教生得以和教长亲近，凝聚了集体内部成员。

可见，群体内部的组织体系之下，分散在各地各寺的成员，并不是在孤立中存在和延续，而是通过对宗教领袖跟随，以及组织管理体系上的联系性，大大整合了族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密切，莫过于婚姻的缔结。就西道堂内部的婚姻策略看来，一般是倾向于在群体内部选择，其实践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族群之间边界的生成和固化。而且这些策略是在西道堂人的家庭生活中来运作的，就调查的材料显示，主要就是依靠家庭中父权的强大、严厉和干扰来维系的。

与婚姻策略的固化相同，西道堂人日常宗教生活上差异性的表达，也具有相应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如清真寺建筑的风格上，其清真寺的体系基本上都是中国古典宫殿式的建筑样式。此外在宗教生活中，始终注重五功为基础，也一直保持、传承群体内部的宗教生活上差异性。比如，虽然西道堂的阿訇也有出自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的，但是他们在主持西道堂内部的宗教生活时，也依然有必要学习西道堂在诵经上独有的道热，在仪式上也依循其群体自身的传统。从而保持了和其他门宦之间的区别和边界稳定地延续。

可是，在服饰上，虽然看不出这种认同表达的稳定性，而是处在流变之中。就号帽来说，西道堂内部经历了从六角帽到普通纱网帽的变化。但就西道堂内部视角看，这种转变被视为是和伊斯兰教发源地沙特阿拉伯地区保持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是一种正统性、普世性的象征。至于妇女戴纱巾，而不戴盖头，在西道堂内部，也同样被视为是对伊斯兰教世界正统性和普世性的认同。然而，如果从地方社会族群并立的情形看来，这种具有流变性的表达，同样是在区分不同的族群，也是重新标定族群之间的边界。

而不论是固化的表达形式，还是流变的表达形式，都在族群边界的维系中有着同样的功能。这印证了“族群差异和文化差异之间是确定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族群性的建构，具有人为性和历史性，且文化具有流动性和变易性，所以族群性的维系是可以在“文化流动”之河中寻求资源，再重新确立的。

最后，应该注意的是，群体历史的内部书写和保存也是西道堂集体认同的表达。与很多苏非主义门宦比较重视道统的谱系不同的是，西道堂内部十分重视自身的历史写作和评述。在收集的有关文献中，至少有一半的分量，是来自西道堂内部成员的手笔，其现任教长俨然是一个能够著书立说的，对伊斯兰文化和宗教史深有研究的学者。而且，历史上西道堂就曾保存有自己的“大事记”。这些书写的文献，从西道堂内部来说，是作为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如果你到西道堂人的家中，你可能会看到那本目前很难买到的《西道堂史料辑》，很多家庭中都有。可见，从其内部看来，对于群体自身历史的发掘和研究，不是纯粹的没有人性的“科学研究”，而是凝结着西道堂人对宗教领袖崇拜和尊敬、对集体记忆的珍视和保护。这种书写的历史，也是西道堂人训育后代身份认同的“教材”。所以，对西道堂人来说，这种书写历史的保存是回答一个“我是怎么来的”问题。这应该是处在主位的西道堂的书写者、阅读者之间的一个心灵共通的认同。因此，历史的自我书写和保存，也成为了维系族群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注释】

[1]Keyes Charles.The Dialectic of Ehnic Change.in Ethnic Change.Charles Keyes ed.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tion Press,1981.pp.3～30.(www.xing528.com)

[2]Cohen,Abner.Introduction：The Lesson of Ethnicity，In Urban Ethnicity，Abner Cohen ed.London:Tailstock,1974.

[3]Cohen，Ronald.Ethnicity:Problem and Focus in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78,7.pp.379～403.

[4]Barth.Fredrik.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9.pp.9～38.

[5]Dru C .Gladney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Orlando：Harcourt & Company，1998.pp.166～167.

[6]Dru C .Gladney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Orlando：Harcourt & Company，1998.pp.174～176他指出：“对国家的角色不应估计过高。即使是最集权的政权都有其局限。如同前苏联案例所表明的那样，民族认同在与国家机器的互动过程中，拥有自己的生命力和弹性，同时，族群性本身也不应被过度本质化（over- essentialized）。通过民族缔造过程从而使民族消失或融合。这里的关键是关系，而不是本质。”

[7]S.D.Glazier ed.Anthopology of religion:a handbook,London:Greenwood Press,1997.p.133.

[8]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706.

[9]Bruce Mac Kay.Ethnicity，in Willi Braun and T.McCutcheon ed.Guide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London and New York：Cassell,2000.p.96.

[10]敏生光.伊斯兰“稳曼”制度对西道堂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5，1.pp.5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