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间排斥和合法性的维系：宗教群体的历史与现实认同

（三）族群间排斥和合法性的维系

尽管西道堂和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社会其他苏非主义门宦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却不能说，西道堂就是属于中国回族苏非主义门宦中的某一派。我们只能说，它在宗教生活实践中建构的集体认同，是来源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社会中的苏非主义传统。或者说，其集体认同的建构是受到了其社会背景中宗教文化资源的影响和渗透。除了上述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涉及到宗教和族群性之间的理论问题。“宗教和族群性之间存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交叉点，即宗教会成为族群冲突的焦点。由于宗教可能对行为造成明显影响，如在价值体系、饮食方式、服饰、文化实践和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上，均可作为一个显著的标记，成为冲突的焦点。族群原生性至少部分是宗教性的，它们经常会表达在宗教的话语中，影响原生性的情感认同。当冲突发生时，这种情感可以激发人们，通过原生性传统，和其他具有差异性认同表达的人们进行激烈的斗争。”^[9]这就是说，因为宗教原因而形成的族群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这就给族群间的排斥关系的稳定延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族群间的排斥在西道堂集体认同维系中，是一种难以忽视的重要因素。直到今天，只要你深入临潭县旧城，你就会发现，在婚姻、仪式等很多方面，由于对伊斯兰教理解的不同，宗教表现形式的不同，导致教派关系之间的紧张至今没有完全消除。

如果回溯历史，你会看到西道堂的发展和延续，一直处在这种被排斥的处境中。在地方社会历史中，因为其族群性的生成和宗教因素相关，以至于这种排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造成了它一再陷于困顿的境地。加上地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复杂性，使其发展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族群排斥。这使它一度成为回汉矛盾、回藏矛盾的替罪羊，极端政治风暴的牺牲品。其实，这都是族群排斥在地方社会中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形式。

鉴于宗教族群的特殊性，很多宗教支系都会很自然地将自己对宗教的理解和认识视为是最为正宗的，在教法上也是最正统的，但看待其他教派时，可能就不这么认为。因此，处在不同门宦之间的西道堂，一开始就会因为这种互相的歧视和排斥所限制，他们将其描述为邪教，来诋毁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以致被排斥压制到社会的边缘。

而马启西坚持苏非主义宗教的功修，远游新疆叶尔羌道堂，回来将学堂改为道堂，正名为西道堂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给西道堂存在树立合法性。但是，马启西一直困惑的教争，并不能靠宗教实践来完成。因为他没有看到，也不能理解这种族群排斥的不可避免性。所以，最后只有以和平复教的思想和束海达依（牺牲）坦然面对，以至于殉教，也没有解决其身处的困境，以至于今天依然存在的这种族群排斥。(www.xing528.com)

在地方社会的历史中，由于族群排斥的延续，西道堂一度失去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援，甚至马元章也无法干涉，以致沦落到社会的边缘，上无国家力量和法律的保护，下无地方势力的护佑。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之中，马明仁等似乎领悟了教争的不可避免性，于是另辟蹊径，发挥集体极大的能动性，发展经济，积极开拓超越于地方社会以外的交往，打破民族的畛域，缔结友好的回藏关系，发展规模经济，使自己成长为甘南地区三大社会力量之一。

西道堂开始有了集体经济的实力后，也开始通过追求外部社会的认可和承认，来确保其在地方社会中存在、发展和延续的合法性，并以此来逐步淡化其在地方社会中的边缘性身份。为了将这种边缘性身份的“污名”驱除出去，西道堂在宗教理念来源上，开始强调其是依托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而不强调其门宦的特征，以此获得中国知识界“本土文化自我中心观”的认可，使西道堂赢得了人们的关注，知名度提高。在宗教实践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再强调其在历史上集体生活的实践，依托穆圣早期建立的“乌玛”制度，^[10]以此来论证西道堂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正统性，从而赢得回族穆斯林学者的认可和赞许。在政治理念上，一再经历挫折的西道堂，自民国时期以来，一直将民族国家认同作为其孜孜以求的方向。通过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对现行民族国家政治的认可和依附，来获得一定象征资本，从而确保其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下，赢得更大生存空间。同时，为了使其政治上的象征资本得以延续。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西道堂再次和知识界缔结了友好关系，并赢得学术界对西道堂的肯定。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将西道堂的历史经验在现行政治的意识形态中给以模范化、典型化。这是因为既往对西道堂的研究多数是处在民族宗教政策研究领域中，并在很多论述中，将西道堂历史和现实的材料镶嵌在主流政治话语之中，如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宗教和爱国主义、宗教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宗教和民族教育的发展等，这些研究旨在论证其宗教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在现行意识形态中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如此，就为西道堂在现行国家政治和地方政治体系下，获得了发展和延续的条件。同时，原来的边缘性的身份，就会逐渐隐退在历史之中了。

通过对西道堂在历史和现实中实践的考察，应该认识到，其集体认同是因为时空变迁而逐渐转换的，时至今日，其集体认同面临着如何协调自身宗教和文化的边缘性和中国本土文化、伊斯兰文化正统性之间的矛盾，也面临着如何协调社会实践的边缘性和现行民族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正统性和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在对待这两种矛盾上，其集体认同主要是倾向于对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寻求、捕捉和追逐，并以此来实现其对自身合法性和正统性的确认和界定。如在宗教思想来源上，彰显其对汉克塔布的重视，将自身视为是中国本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结合产物；同时，在伊斯兰文化领域内，通过彰显其历史上集体生活中体现的伊斯兰乌托邦主义，来确立其道承圣脉，甚至将自身历史实践中对经济和现代教育的重视，表达为对现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适应，符合历史潮流。而所有这些表达都是为了实现其自身集体性社会、文化和宗教实践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