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伊斯兰教服饰特征与变迁的研究成果

（一）服饰特征和变更

在中国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中，以往的研究比较关注教统和道统之间的差异，很少有人注意服饰在教派身份上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的忽视，会使我们以为，西北所有回族对服饰和身体修饰的观念和实践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什么差异。当然，这个误会也曾经一直遮蔽我对西北回族的认识。可是，在田野中，我不仅发现了服饰差异表达出的教派身份，而且也体会到，作为一个族群边界，服饰差异存在和变迁中反映出的认同意识，以及认同意识变迁中人的能动性。

第二次到临潭时，敏阿娘看我这一个来自东部的回族好像不是很习惯整天带着号帽，就问我：“你的号帽带来没有？”我说：“带了。”她好意地说：“那你就带上，在我们这里，回回不带号帽，别人要说的。”后来，我整天戴着在临潭刚刚新买的号帽——纱网帽上街。她的提醒让我以为，西北的回族不论老幼，整天带着白帽。可是，我在临潭两次调查期间，那个曾经和我聊天的华寺小伙子，在自己的店中始终都没有戴白帽。他自幼辍学在家，主持一个小的门市部。

2004年夏日的一天，他说，经常和我在一起的那个西道堂青年，曾经是他的小学同学，但现在很少在一起玩。他还问我，是不是他同学的朋友。我说：“刚认识，我是外地来的穆斯林，在一个大学中工作，现在到这里调查的。”

随着交谈的深入，他的话锋突然一转，好像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戴的号帽是西道堂人才戴的，尤其是西道堂老年人才戴的。”听其口气，我好像犯了很大忌讳似的。不过，我确实十分惊讶，就反问一句：“是吗？”然后，希望能听到进一步的解释。他接着说：“就是，我们其他教派中，就和他们不一样。”我接着问：“那你们戴什么样的帽子呢？”他呵呵一笑，说：“我们戴的，都是那种白卡布做的，反正不会戴他们那种帽子。”

要是没有他的提醒，此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在不同门宦间，号帽是有差异的。直到这个华寺小伙子提醒我，我才知道自己买的号帽，竟然是西道堂人身份的标志。

第一次到临潭时，我没有这么戴，那时，我就认识了这个华寺的小伙子。第二次调查时，我一直在西大寺做礼拜，想和大家一样，就买了那顶纱网的号帽。这次，他看我的帽子变了，就以为我加入西道堂了，反复问：“你究竟是不是西道堂的？”。我说：“不是，我只是到这里来调查的。”

和这个小伙子一样，在总堂附近的打印部中，打字的小姑娘也问我：“你也是我们西道堂的人吗？”那时，我正带着那顶新买的纱网帽子，而且我告诉她自己住在道堂里。所以，才会令她这么问。在交谈中，虽然我尚未问她是不是西道堂的，但是在她的问话中，竟自然地将本地服饰中教门差异身份凸现出来了。

不仅如此，因为戴着西道堂的白帽，同时也和西道堂人的密切交往，她甚至误将我纳入到他们的亲属体系中去了。在西道堂朋友带领下，我在她店中使用电脑时，并没有注意，自己U盘是有病毒的。后来，她发现自己的电脑启动不了时，她就找我的西道堂朋友，一见面，她就对那个年轻人说：“你家阿舅把我的电脑弄坏了。你找他来给我修理吧。”那个青年告诉她，我不是他的阿舅，只是他阿舅的同学，她才清楚了我的身份。

华大寺小伙子的提醒，也就是委婉地告诉我，如果我这么戴着出门，其他寺的人一看，就会认为我是西道堂的人。最后，他还肯定地说：“反正我们这里，其他寺的人是不会戴这种帽子的”。和他谈完话之后，一出门，只要看见白帽，就立刻能区分哪些人是西道堂人，哪些不是西道堂的人。这使我认识到，当地教派之间不仅仅是靠教统和道统来区别的。

然而，现在西道堂人的这种白帽，并不是马启西时代就有的，而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临潭，参加马启西九十周年忌辰时，一个从事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朋友诚恳地忠告我：“在考察西道堂人服饰时，你一定要注意服饰变化的时间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教门，西道堂在服饰身份上，是有一个历史变化的，并不是固定的。

关于现在的号帽，马忠维先生说：“西道堂现在这种白帽是自1980年以后才有的。至于为什么采用这种白帽，据说，教长出国朝觐时，发现这种白帽是阿拉伯世界服饰主流。回国后，就号召大家遵循这种服饰，这好让我们和伊斯兰世界主流保持一致。”所以，现在大家已经都普遍接受了。从华寺小伙子的提醒中，可见，这种服饰的变化，也被外界所接受了。

那么，以前西道堂的服饰有什么特点呢？在历史记载和民间口传记忆中，西道堂人曾经戴六角帽。朱刚指出：

与西道堂的有关理论相适应而出现的，是西道堂教生中的男人和妇女的不同服饰。男人一律戴六瓣帽，这种帽子的形状犹如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清真寺唤醒楼的尖顶：帽子的周围是宽约二寸左右的边，上边是六片形若锐角三角形缝合起来，六尖相接绾了一个金钱疙瘩。据说，真主在六天六夜里造化了一切，六瓣就象征着造化人世的那六天六夜。但这不是西道堂的创造，最早的帽子就如此由宛噶斯巴巴带到了中国。目前在甘、青、新各省，这种号帽已经成为西道堂教生的一个明显标志。^[1]

他的调查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因此，其描述应反映的是西道堂当时的服饰。在贵宾楼中，我也看见一张现任教长和班禅握手的照片，照片上敏教长就戴着六瓣帽。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号帽似乎是遵循格底目的传统，因为在宛噶斯传说，这种号帽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初来华时的服饰，而在民间一直普遍存在中国伊斯兰教来源的传说。从传统服饰看来，西道堂似乎是遵循中国回族社会中格底目的传统。

不过，六角帽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光绪年间，马启西曾经拜会过哲赫忍耶教长马元章，彼此之间进行过关于教义的讨论，临走的时候，马元章给他赠送了一顶六角帽子。^[2]于是，西道堂才有了六角帽。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么西道堂的六角帽则是对哲赫忍耶传统的承袭。这反映了西道堂对苏非派哲赫忍耶门宦的认同和继承。(www.xing528.com)

但是，六角帽到西道堂中，也有了变化。马忠维先生说：“西道堂的六角帽顶子高，哲派的要平一些。”可见，虽然号帽上可能是继承哲赫忍耶的，但是，为了标明自己的教门身份，或者要使自己的教门身份和其他教门有区别，那么，就会在继承中，作能动性的变化，于是，将自己的帽子和哲赫忍耶的帽子区别开来。这种能动的区别就彰显了“我们”群体内部的集体身份。

当然，在历史变迁中，人们不可能完全将既往传统一丝不落地继承下来。随着环境、时势的改变，传统也会有新改变或者再生产。在西道堂号帽上，这种情形也就显示出来了。伴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新教长的产生，服饰也就发生了变化。至于为什么会将传统六角帽变成现在的白帽呢？马忠维先生说：“因为六角帽做起来比较麻烦，以前会做的老人都不在了，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做。再者，号帽只是标定自己是穆斯林，也没有必要那么麻烦。我们改为这种帽子，主要是因为国外伊斯兰世界多有这种帽子。”新帽子并不意味着新身份，而是对原来旧有身份表明和固定。以往的政治风暴，对人们的宗教信仰，造成了极大的毁伤，甚至政策刚刚恢复时，还有一些人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所以服饰的更新和统一，往往意味着一个教派的重新整合。

不过，和号帽相比，西道堂女子服饰的变化好像不是很大。现在，在临潭街头，你可以看见也有很多女人是带着白帽的，那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白帽，有人将其称为护士帽。在西道堂中，女人在操劳家务的时候，多是带这种帽子的。但是，作为西道堂女子显著标志的服饰，不是号帽，而是纱巾。

先来看看朱刚的描述：

西道堂的妇女一般不戴盖头，平时以纱巾或其他头巾包头；到了念经的日子或者逢礼拜，她们才戴盖头。阿訇们认为，盖头是尊贵的，天天戴着不离头，不但降低了其身份，还会被人认为是装饰品。又有阿訇认为，中国穆斯林成年妇女自古以来就用头巾包头。年轻闺女出门戴面罩，盖头是新创的风俗。^[3]

在他的描述中，在日常生活中，西道堂妇女是戴纱巾的，到了宗教活动时，才会戴盖头。可今天似乎不一样了。当初我在一家衣服店子买帽子时，见到过两个戴着黑色盖头的妇女，因为在这条街上，西道堂的住户比较多，我随口问道：“你们是西道堂的吗？”她们迅速地回答：“哦，那不是，那不是，她们和我们不一样。”我就说：“是吗，有什么不一样呢？”她们说：“你不是西大寺的？”我说：“不是。”接着，她们说：“我们是伊赫瓦尼的，妇女要天天戴盖头，人家不戴。”我问：“那她们戴的不是盖头？”回答说：“不是，她们戴的是纱巾。”在这个问题上，后来西道堂的一个阿娘也说：“她们是戴盖头的，我们是戴纱巾。各种颜色都有。”有一天，我们一起出门下馆子吃饭，我就看见她将做家务时，戴的白色号帽取下来，换了一个白色纱巾。走在街上，你可以看见迎面走来的其他门宦女子，若是和阿娘的纱巾不同，那就是其他门宦的人。

那么，妇女们是一直就戴着纱巾的吗？马忠维先生说：“不是，西道堂的女人戴纱巾，因为在中东地区，戴纱巾是比较流行的做法，这么戴也符合伊斯兰教世界性特征的。”他还说：“关于妇女的羞体，古兰经没有规定用哪种形式遮掩，虽然这边有人戴盖头，但不同于伊朗，可能受临夏影响。我们西道堂戴纱巾是和国际伊斯兰世界接轨。老年妇女戴的是白色，年轻妇女可以花一点。”他还说：“至于纱巾的使用，最初是用纱巾将头包上。20世纪80年代开始，纱巾在广河、东乡都有。”

纱巾是西道堂女子服饰的一个特征，也是其群体身份的一个显著标志。如果你走在城关街上，看着来往的人，你就会发现女人在头饰上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差异持续地付诸区别性的实践。那天，我正和那个华寺的小伙子谈论门宦间的不同时，他突然说：“别说了，西大寺的人来了。”由于我背向外，不知道谁是西大寺的人，是什么样子。我赶紧回头一看，原来进来了一个老太太，进门后，问了物价就随即出去了。我接着问那个小伙子：“你是怎么知道她是西大寺的？”他说：“你没看见她戴着纱巾？其他教派不是这么戴的。”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果然戴着一条白色的纱巾。

可见，在日常交往中，判断对面来人的教派身份，是交往的前提，同时，并随着这种判断，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为策略。因此，难怪我刚到临潭时，华寺的小伙子常常问我：“究竟是不是西道堂的人？”在当地人的意识结构中，似乎每一个回族人或穆斯林都有一个门宦或教派身份，而且穆斯林是以教派身份来区分，同时，判断区分是结识朋友的第一步。因为，在有的情况下，因为历史或者仪式的区别，不是所有教派的人都是可以接近的，甚至是不可以交往的。所以，探听清楚对方的教派身份是十分有必要的。

不过，当地各个门宦还具有一些共同的习俗，那就是当地的女子不能穿裙子，也不能穿紧身的衣服，甚至女子不能穿短袖衣服。马忠维先生说：“这里，妇女也不能穿紧身衣服，只能穿一些比较宽松的衣服，这是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因为穿紧身衣服有诱惑人的嫌疑，所以不能穿。”

除了服饰上的区别外，在当地，可以标明和区别门宦或教派身份的还有胡须。在伊斯兰教中，蓄须是“逊乃”，即圣行。但是，对于留须的程度，不同教派有不同看法、理解和实践。西道堂男人在蓄须上，也有自己的特征。一位阿娘说：“我们男人和他们不一样。我们西道堂男人蓄须，一般是不留耳边的胡须。伊赫瓦尼一般要留连面胡子。”可见，宗教群体身份的彰显，不仅是涉及到人们的服饰，而且也会涉及到人们对身体的修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宗教群体，对宗教中神性的神圣理解和认识的差异。

不过，身体修饰并不是一种随意性的行为，而具有比较强的社会性。如蓄须，除了具有教派身份认同的意义外，它还是一个年龄身份变化的标志，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穆斯林社会地位、宗教地位和修为的标志。因此，如果没有细心的观察和访问，那就会将回族人蓄须，简单地解释为圣行。其实，在人们具体的实践中，在原初的宗教意义上，也会叠加上不同地方性和教派性的意义。

第一次到临潭时，接待我的一位寺管人员，当时就没蓄须。而第二次见他时，他已经开始蓄须了。因为蓄须，使他显得比较苍老，同时，也显得比较稳重。而且，这一次他似乎已经不如以前平易近人，也不像上次那样，总是带着爽朗的笑声说话。带着这种疑惑，我向旁边的木工师傅询问，他告诉我：“蓄须的时间不很确定，一般没有仪式，不过，一般有了孙子辈时，就可以蓄须了。但是，蓄须之后，行为上就有了限制，不能随便说话和随便做事。比如，在说话上，很多时候就得注意了，不能随便开一些不合适的玩笑，也有一些事情不能随便去做。一旦说了或做了，人家就会说：‘都是留胡子的人了，还说这种话，还做这种事情。’”

看来，胡须不是自然年龄的显现，也不仅仅是对圣行的追慕和模仿。在这个解释中，胡须的蓄留是一个社会身份的转变，且是从家庭中的角色转变开始的，也就是说，男人如果有了孙子，就可以蓄须了。在西道堂中，男人蓄须，就意味着家庭中第三代人已经降临，在家庭中，蓄须者开始获得阿爷（祖父）的角色和地位，蓄须者在原来丈夫、父亲的角色之上，增加了一个新的祖父角色。这种身份在家庭中获得之后，要在家庭之外有所彰显，那就是通过身体实践——蓄须传达出来，蔓延到社会中，开始获得人们的羡慕或认可。而且，随着祖父角色地位的确立，其在社会层面的行为也受到了相应的尊重和制约。不过，作为一个宗教群体的成员，蓄须的程度还是在教派身份的限制之内，所以，在西道堂人的身上，蓄须不仅是有对伊斯兰教圣行的遵循，可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自己的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