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点形成与分布：宗教群体认同中的族群建构

（一）定居点形成和分布

既往研究中，西道堂群体内部的组织问题，虽然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注意，但既往研究多是描述其经济的组织结构，并没有看到其内部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组织体系，因此，很难揭示其组织体系的整体性面貌。究其原因，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它所具有的一般性社会群体特征，也没有对它作一个整体地考察和分析。鉴于此，本书试图将它作为一个非正式社会组织来看待，具体讨论其是如何维系和延续。

在上文论述中，我们论述了它在地方社会中的遭遇，以及它和外部社会的互动。但是，本书认为，要全面认识它的维系和发展，还不能忽略其内部有序的组织体系。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组织体系是实体化的，体现在其群体规模以及成员们对群体的尊严的维系。在群体存在和延续上，这还具有一定的象征作用。在田野中，我们会听到西道堂人说：“我们的教门是很大的！”这种言谈不仅仅对外边的人说的，同时，也是在内部成员之间交流时说的。作为一个教生，将自己归属一个比较有尊严的组织，那么，也使自己能获得尊严。

西道堂的组织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定居点体系、清真寺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具体考察这三种体系，不仅可以显示群体内部密切的联系性，更主要的，可以使我们对西道堂能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作为一个宗教群体，应该可以视为是具有族群性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它并非完全由固定聚居一地的人组成，有可能会由众多定居点上的人组成。定居点的建立，体现了一个宗教群体的扩张和发展。随着定居点建立和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如何维系内部集体认同，就成为群体内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在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中，西道堂教生的人数不是很多，可以说是一个少数派。不过，其教生分布却是比较广泛，目前看来，其教生的分布涉及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省区，拥有将近20个定居点。具体大致如下，即临潭城关、卓洛、长川、太平、汪家咀、什路、下藏、尕路田、合作、碌曲拉仁关、临夏马场、和政台子街、南岔、单家集、兰州、马营、乌鲁木齐、玛曲等，其总人数大约有万余人。最初建立时，西道堂教生主要来自临潭旧城、太平寨、卓洛、长川等地。由于集体性皈依，这些地方后来成为了西道堂固定的定居点。其后，为了发展农业，西道堂先后建立了13个农庄。具体有旧城农庄、卓洛农庄、长川农庄、他那农庄、坡岔农庄、白土农庄、新城农庄、汪家咀农庄、太平寨农庄、尕路田农庄、下藏农庄、什路农庄、敏家咀农庄。其中，旧城农庄，这是一个最大的农庄，以道堂本部为主，共有农业人口400多人，从事农业劳动的全劳动力70余人。耕地1005.7亩，出租160.3亩，救济地90.55亩，使役耕牛经常保持50头，骡马50匹，负责人马连喜。卓洛农庄，有农业人口75人，其中全劳力50人多，耕地1200.57亩，出租40.5亩，救济地60.8亩，负责人敏文祥。长川农庄，农业人口25人，耕地200.2亩，负责人丁色儿哥子。他那农庄，农业人口11人，耕地200.2亩，负责人敏惹哥。坡岔农庄，农业人口9人，耕地201.8亩，出租20.3亩，负责人敏奴哥。白土农庄，农业人口16人，耕地400亩，负责人丁正科。新城农庄，农业人口18人，耕地230.5亩，负责人丁正光。汪家咀农庄，农业人口9人，耕地400亩，负责人丁文焕。太平寨农庄，农业绕口36人，耕地250.5亩，出租10.9亩，负责人丁士俊。尕路田农庄，农业人口33人，耕地300.34亩，出租10.65亩，救济地4.5亩，负责人丁良弼。下藏农庄，农业人口27人，耕地640.55亩，出租330.15亩，负责人码六乙儿。什路农庄，农业人口20人，耕地250亩，负责人丁正奎。敏家咀农庄，农业人口9人，耕地200亩，负责人敏拉黑。^[1]

可见，这些农庄处在集体管理下，分别派有人员在各个农庄进行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这些农庄的土地被捐献或收归国有后，教生依然居住在原来的地方，遗留为今天西道堂人的定居点。除此之外，西道堂的商业经营，也使其在碌曲的拉仁关、玛曲、兰州、合作等藏区，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碌曲的拉仁关，不仅一度成为西道堂躲避战乱的聚居之所，还是西道堂定居点中，对于维系西道堂的生存和延续比较重要的一个定居点。(www.xing528.com)

目前，本书还无法做出这些定居点的编年。但是，从定居点总体分布看，西道堂定居点主要是集中于临潭县境内，其余一部分分布在藏区，另一部分则分布在一些城市中。由此可见，它的定居点并不是完全立足于农村社区的。

但是，相对城市的定居点来说，农村的定居点一般建立得比较早，也是比较稳定的定居点。如太平寨乡庄建立于1912年，当时，由于当地丁姓家族的加入西道堂，并将全部的家产输入西道堂内部，使西道堂有了发展商业的基础。在商业获得一定发展后，西道堂开始在太平寨建立乡庄，和原有的白土和什路两个乡庄实行统一核算，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

卓洛乡庄的建立是由于当地敏姓家族的加入西道堂，同时全输家产进入西道堂，后来也于1916年建立了乡庄。当时，本地的西道堂人就随之进入衙门场道堂内过集体生活。时至20世纪50年代初，是该乡庄最为兴盛的时期，其耕地面积一度达到1597.8亩，各类牲畜有419头，另有水磨一盘。

与以上两个乡庄相比，尕路田乡庄是建立的比较晚的，它是1943年，在马明仁购买了田地后，派遣5户丁姓沿山放牧和发展农业而建立的。至于兰州定居点的形成，主要因为民国时期，西道堂在兰州西关什字购置的土地开展商业后，而奠定的基础。文化大革命后，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障下，恢复了西道堂的宗教产业，于是，这里再次成为西道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商业据点，带动一部分西道堂的教生，从乡村转移到兰州居住而形成了定居点。

从总体上，这些定居点在管理上一般都是属于各地的寺管或者堂管。从内部关系上看，尽管临潭城关西凤山下的总堂是西道堂发祥地，因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神圣性，但各地定居点之间是没有隶属关系的。但是，教务管理上，基本上都统一在宗教代表人士的管理之下。当然，这并不是依靠宗教代表人士直接的管理，而是通过各地的寺管和堂管来进行具体的管理。

那么，面对分散的教生，如何保持对集体的认同呢？来自临夏的一个西道堂人说：“在家中，我们一般会教给孩子关于西道堂的历史，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还要在细节上提醒他们。”除此之外，每逢大尔麦里的时候，各地的教生都不远千里赶到临潭城关，参与集体的宗教仪式。同样，因为城关是拱北的所在地，所以，在定居点的体系中，临潭城关就成为所有定居点的核心。对于这个核心的认同，是西道堂集体意识和凝聚力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