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长崇拜和拱北修建
既往研究揭示出,教长传承上,西道堂有传贤不传子的传统,这似乎意味着它是没有教长崇拜的。可是,就我在田野中所见所闻,现在的它并非没有教长崇拜,也就是说,并不像马通先生称之为的“汉学派”,西道堂是有很多苏非主义门宦色彩的,仅仅在和宗教领袖有关的很多方面,都有苏非主义教派的特色。
比如,教长的称呼,西北苏非主义教派中,教长一般被尊称为“老人家”,而目前,西道堂中,对敏教长也是这么称呼的,不过,因为他已是朝觐回来的哈吉,所有一般称之为“哈吉老人家”。可和其他门宦不同的是,教下见哈吉老人家,一般是不用行跪拜礼的。但是,见老人家可能会奉献海地耶。
在马启西的90周年忌辰上,我曾经看到很多孩子欢快地围着敏教长,有的还从手中拿出海地耶,塞到教长手中,教长微笑着摸摸孩子们的头,亲切地拉着他们一起走。后来,西道堂红新月幼儿园的敏院长告诉我:“人们要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老人家,这次遇见是十分高兴的事情。下海地耶,是表示一下心意,否则自己内心中不好受。不过,哈吉接受了海地耶后,很快就会施舍给穷人和需要读书的孩子。”敏院长的说法,让我意识到敏教长接受的海地耶,是不能被视为没有灵魂和情感的货币,在这里货币已经不是纯粹的经济意义上的了,它是人们对老人家的一种尊敬,也是遇见教长时,喜悦之情的表达。在中国西北回族苏非的教仪中,这被认为是教生的一种功德,称为“遇爷”。对于苏非派的教生来说,遇爷是比较吉祥的事情,当然也就比较高兴。毕竟,老人家一般都是具有卧里的神圣品级的人,不是常人。
类似对于现任教长敬重,在以上一些关于老人家的德行和功修的表述中,已经有初步的反映。如果你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你就会有更深的体味。当你进入西道堂人家的厅堂,你会看见,在中堂的墙上,往往会悬挂有敏教长的照片。在好几个家庭中,我还看到敏教长手书的中堂对联。这些对联,多是敏教长早年在西大寺主持教务时写就的。据说,当时教长写得很多,有一些是被教生请走的,有的是因为参与集体性宗教和社会活动后,敏教长赠送的。但是,拿回家之后,往往都是悬挂在中堂里。日常生活中的教长崇拜,还在礼拜中也有表现。在西大寺一次主麻中,当敏教长上殿时,几乎所有跪着的教生,都回首瞻仰敏教长的身形,一直目送他到最前排。
除了日常生活中对教长的敬重之外,在很多事务上,教长都是有相应的权威的。从历史上看,西道堂内部规定:
教长,本道堂掌教人,不能以教长子孙世袭或相授,由全体教民推选贤能者继续服务本堂一切宗教事业。教长职权,教长领导本堂全体教民,遵守国家法律,以尽国民之义务;遵守本堂宗教宗旨,领导全体教民,掌理本堂一切的社会事业。[20]
这是西道堂内部文献中表述的组织原则。1939年,有的学者认为:“该派教民,对教长特别敬服,而教长也有无上的权威,对教下可以决定一切。不但婚姻嫁娶,大小诉讼,都听从教长的命令,就是生命财产都不为私人所有。”[21]该学者虽然看到其内部教长的权威,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稍许的夸大。但今天,在西道堂中,教长的权威依然还是受到大家的敬重和遵从的。
在调查时,由于我先行拜谒了敏生光教长,后来又有敏承喜接待和安排,所以,在临潭时,很多人对我说:“你是哈吉老人家的客人,把你招待好了,就会得到老人家的喜悦。因为敏教长在一次卧尔兹中讲到:‘你们对待我的客人,就向对待我一样,你们把我的客人照顾好,胜过招待我百倍。’所以,以后来客,都是会得到很好的招待了。”
对于教下生活中大事,一般可能需要和教长老人家汇报。木工马师说:“5年前,我将自己家的房子卖了6万元,投资5万,买了打印、复印的机器。哈吉回来后,我就和哈吉说了,哈吉听了,大吃一惊。后来,哈吉看了手边的报纸就说:‘很好’。当时,县上只有一家打印室,刚开头二十天,我根本没有生意,很是苦恼。接着,正好赶上‘三讲’开始,县政府文件较多,我女儿打字速度又快又准,就这么做下了,慢慢就好了。”
在寺管会的组织和管理上,教长是有一定权威的。伙房组长曾经说:“我是寺管会新的成员,是由哈吉批的,我们寺管会成员资格主要由县里和哈吉批,由县里批,比较容易,由哈吉批,就比较难。”这次大型尔麦里的组织中,由于哈吉老人家远在兰州,因此,寺管会一般是临潭城关开会,提议通过后,以传真发给哈吉,如果哈吉同意,那就可行,如果哈吉不通过,那就万万不能做。不过,哈吉老人家一般也会相应地尊重大家的意见。对此,来自临夏的一个西道堂人说:“各个地方是没有堂管的,只有寺管,兰州例外,因为兰州没有清真寺,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堂管会。老人家和地方寺管的关系上,各地的寺管由地方民主选出之后,报给老人家知道,并请老人家裁定,一般老人家比较尊重大家的意见,因为老人家不可能直接管理很多的事务,所以,在堂管与寺管之上,特别重视人才的选用。”由此可知,今日西道堂集体认同中,教长的权威和地位比较受到重视。
相对于对现任教长敬重和遵从,这种崇拜更加集中体现在对拱北的崇拜上。拱北一词,系阿拉伯语Qubbah的音译,也译作“滚白”“拱伯”,原意为拱形建筑或圆顶建筑。在中国伊斯兰教中,拱北是传教“先贤”、苏非派始传人、依禅首领以及门宦的道祖、老人家、教长的陵墓。在西北回族地区,拱北一般在为筛海及其他重要人物谢世之后,教生们为其修建的较为壮观的坟墓,同时包括在坟墓之上起造的拱形建筑物(或者其他的形制的建筑物)。[22]也就是说,在中国西北回族社会中,拱北并非只指比较有影响的宗教人士之坟墓,甚至包括有更大规模的墓园。
在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的苏非派门宦中,拱北是比较普遍的建筑,它作为对门宦老人家的崇拜和纪念场所而存在的。在教生的心目中,拱北类似一个朝圣的地方。作为教生,一般一年之内至少要上一次拱北。
马忠维先生说:“外界有人说,西道堂没有拱北,那是不对的,我们有自己的拱北,不过,我们的拱北不像别的教派那么奢华,我们的拱北比较简陋。”西道堂的拱北,建立在西大寺背后的西凤山上。出了西大寺大殿,向右拐,沿着台阶上行就是西道堂的拱北。它安置在两个阶梯的山腰平台上,其中有前四任教长的拱北。外观上,它们比较简陋,不像其他门宦有附属建筑。西道堂的拱北比较简陋,只是简单用砖石围了一个墓园,走上第一阶,有两个拱北,是马明仁和敏志道的,往上走就是马启西和丁全功的拱北。在外形上,几个拱北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南北向圆长形的坟堆,远远看去,就像半个鸭蛋扣在地面上。在拱北表面上,还覆盖着写有经文的被单,这些丝绸的经单,都是教生来拜谒拱北时献出来的。因为没有豪华的建筑,也没有浓重的装饰,所以乍一看,不仅是简陋,主要是显得比较凄凉、静寂。
西道堂现在的拱北,建立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墓园都还比较新。此前,西道堂似乎并没有拱北。因为在历史中,作为一个新的教门,其教生并不像其他门宦那样,十分重视拱北的崇拜。
拱北的兴建,反映了其在宗教仪轨上,对西北地区苏非派门宦的圣徒崇拜的认同、接受和实践,也是在西北社会中,彰显其集体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在马忠维先生的话中,外界在评说西道堂没有拱北时,可能是指它不是一个伊斯兰教教门。因此,如果要是获得宗教教派的身份和神圣性,拱北的建立,就足以证明它不是单纯的经济社团,而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团体。
敏生元给我介绍拱北时,不仅介绍每一个教长的贤能和事迹,还说了拱北建立的前后经过。要是你赶在晨礼之后,随着大家一起上拱北,那样,你还会感受到拱北在日常仪式中的重要地位。斋月里的几个早晨,我赶到西大寺,和大家一起礼邦达(晨礼),结束之后,大家都以急速的步伐,匆匆而有序地上拱北。到拱北上香,念索勒,念古兰经,以及接杜哇。
一天早晨,天空还有些灰蒙蒙的,天色没有完全亮,敏先生带我一起上拱北。我俩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匆忙,而是走在大家的后面。在上台阶时,他递给我一束香,慢慢从口袋中摸出打火机,我们凑在一起点香。走完台阶的一个回旋,来到第一层拱北的地面上,不论先后,所有人在踏完最后一个台阶时,先要接一个杜哇,接着径直到拱北前,跪下上香,香上好后,接一个杜哇,接着起身上更高一层的拱北。人流随着台阶在盘旋中升高,来到第二层拱北的地面上,也是先接一个杜哇,然后上香、接杜哇。和刚才不同的是,这次上香后,每个人从拱北退回,在空地上随意找一个地方跪下,听阿訇念经。我们上来时,空地上已经跪满了人,穿过跪着的人们,我俩到拱北前上香,然后退后,找了一个地方跪下。此时,阿訇们各自手执一本《古兰经》,开始念经了,声音抑扬顿挫,高低起伏,人们有的在各自位置上倾听,有的在独自低声念索勒。同时,有几个人在人群中穿行,他们在给跪着的众人下海底耶。敏先生说:“这些人一般是家中有事情,要请阿訇给念一下,在举意后,和阿訇商量一下,就在早晨上拱北时,就念了。”
念经时,阿訇都是面向(北方)拱北跪着的,因此,外界传说:“西道堂跪拜教长的坟墓。”但西道堂人有自己的说法,马忠维先生说:“我们不是跪拜教长,我们是在念古兰经,古兰经是天经,是真主的语言,所以,我们念经的时候,要跪着念,以表示对真主的忠诚。”在念经过程中,举意的人,要从前到后,给念经的人下海底耶,在场的人一般都有一份,我也有一份。举意的情形,有的是祈求出门的平安,有的是纪念亡人。临潭十一月的天气特别寒冷,虽然带上了护膝,但是还是可以感到地下逼人的寒气,毕竟,我们跪在凝结着霜花的枯草上。
大家告诉我,像这样的上拱北,几乎每天早晨都有,也就是说,晨礼后上拱北,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例行了。由于清真寺和拱北位置临近,给城关的西道堂人提供了便利,同时这也将拜谒拱北的行为日常生活化了。如果去清真寺礼邦达,必定就会和上拱北联系在一起。不过,有时有的人家因为新近亡了人,那么他们家男人,就会请阿訇一起去走自己家的坟墓。
城关及其附近卓洛的西道堂人,一般可以经常上拱北,而外地的西道堂人,要频繁上拱北是不现实的。不过,一般每一个西道堂人,至少一年要上一次拱北,起码在每年马启西道祖忌辰时,教生们都会在尔麦里中,拜谒拱北和上香。此外,平时要是家中有什么大事,也会来到拱北上拜谒。当然,在一年之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性集体上拱北,就是马启西忌辰的日子——农历五月十九日。
当然,如果将西道堂拱北的修建,视为西北回族宗教传统的历史延续,那么,这种行动应是一种深藏于传统中的无意识,也是他们在长久宗教实践中的积累和叠加。这种实践则是立足于地方社会特征之中的,作为一个新兴的教门,除了其他民族中发展教生之外,那就只能从其他教派中吸收新的成员。在吸收的新成员中,有很多人是来自其他苏非派门宦,在加入西道堂后,未必能完全摆脱以往旧有习惯。再者,在宗教领袖的论述中,我们也看到,马启西本人原本就很重视对苏非派教义和仪轨的继承。西道堂之有拱北,其很多仪式和其他苏非派门宦的一样,比如拜谒拱北、上香,几乎都一样。
拱北的建立,也是一个教派集体认同延续,必须赖以依附的实物建筑。西道堂的拱北比较集中,它的存在,显示了一个教派道统延续的谱系,凝聚了一个教派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可以说,拱北也是一个宗教群体集体记忆的符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伊斯兰教史上,早期尚未修建拱北的记录,但是,自从什叶派人狂热崇信先知及其后裔,并在先知的孙子侯塞因被政敌杀害后,信徒在卡尔巴拉其遇害之地,为其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陵墓,奉为圣地和圣墓,加以朝拜。11世纪时,神秘主义苏非派广泛兴起后,则更加强化这种倾向。许多著名的苏非主义积极宣传、提倡陵墓崇拜,此后,在伊斯兰教世界中,这便成为一种较为广泛流行的现象。随着苏非主义传入新疆,这种风气一并带入,不过,在新疆,不是被称为拱北,而是称“马扎”或“马扎拉提”,简称为“麻扎”,意味贵人之墓、先哲陵寝或祖宗墓园。新疆比较著名的较具规模的大型麻扎就有400多处,无名的小麻扎更是比比皆是。南疆的麻扎尤其多。20世纪50年代,和田地区的大小麻扎有2100多处,阿什图县有900多处。[23]这些拱北的存在,显然是苏非派圣徒崇拜的表现。因此,从较远的历史来,西道堂拱北文化秉承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疆苏非派圣徒崇拜的东移,从近的来说,则是对西北回族苏非派门宦传统的继承。
对于宗教性族群来说,其最初的建立,多是在始创人文化创新的基础上,其后继者,不仅会延续始创者的基本信念,在某些方面,也会秉承始创人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不仅是一个引领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一个群体凝聚力的核心,更是一个群体对外互动中的象征符号。从西道堂教生的口传看,引领者的魅力不啻为一种神圣的精神。作为精神领袖,每位引领者是重大宗教仪式的主持者;作为政治经济的总管,他领导着一个管理层,并对教生们进行科学化的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在其引领下的管理层,制定出各种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处理突发事件。同时,对集体的发展目标做出具体的规划,并在具体实施时,充分动员教生的积极性,去实现群体发展的目标。
作为一个族群的象征,每位引领者也是群体对外交往的象征符号。而且,教长还是精神领袖,是所有教生宗教生活的楷模,在教生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历史中,西道堂经历了马启西、丁全功、马明仁、敏志道,一直到现任的敏教长,他们都在其成员的心目中有非凡的位置。这说明,在集体认同中,宗教领袖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而要理解西道堂人对教长的崇拜,那就应该了解一件事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和政的白阿訇皈依马启西后,给大家讲卧尔兹时,告诫教生:“紧跟明师,要时时谨慎,勿怠慢,勿疏忽,特别是马前马后的追随者和左邻右舍的人,容易受伤,应当时刻检点。”还说:“一得永得,一失永失,怎能不防。”[24]这一提法,显然是对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教团制接受的结果。(www.xing528.com)
作为集体认同的象征符号,在日常生活中,宗教领袖个人的魅力和功修,以及其在社会实践领域中才能的发挥,确立了其在群体宗教精神和道德谱系中的位置。同时,教长崇拜确立宗教领袖在世俗领域中组织集体、实现集体目标的权力和地位,这使群体成员达到了团结一致的行动倾向,从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作为族群道德和精神的谱系,宗教领袖是依照时间纵向延续的。除此之外,西道堂还有一套内部的组织体系,它具体化为族群内部组织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族群身份的维系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注释】
[1]黄夏年.西北学术考察印象记.世界宗教研究,1994,4.pp.71~74.
[2]丁全功教长传略.打印稿(韩清一先生提供)。
[3]子亨.马明仁教长传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63.
[4]马明仁教长传略.打印稿(韩清一先生提供)。
[5]子亨.马明仁教长传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64.
[6]敏志道教长传略.打印稿(韩清一先生提供)。
[7]子亨.敏志道教长传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p.66~69.
[8]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18.
[9]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19.
[10]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p.19~20.
[11]西道堂天兴隆.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建以来的商业活动.打印稿.1999.pp.6~7记载的商队有:四川阿坝、青海玉树、青海果洛、青海果洛、青海吉儿甸、青海同德、青海三哦罗、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四川色儿他、四川甘孜、四川康定。
[12]西道堂天兴隆.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建以来的商业活动.打印稿.1999.pp.8~9记载:临潭旧城天兴隆、天兴永、天兴泰、永兴隆;新城天兴亨、太平寨天兴亨、阿坝天兴隆、松潘天兴隆、青海同德天兴德、青海玉树天兴隆、青海三哦罗天兴隆、甘孜天兴隆、岷县天兴昌、四川阿坝天兴德、兰州天兴隆。
[13]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p.24~26.
[14]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记载:旧城农庄、卓洛农庄、长川农庄、他那农庄、坡岔农庄、白土农庄、新城农庄、汪家咀农庄、太平寨农庄、尕路田农庄、下藏农庄、什路农庄、敏家咀农庄。
[15]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林业经济.打印稿.1994.记载:路尔沟林场、帕桥林场、贡去平林场、东日郭林场、力池林场、可纯林场、木多林场、牙吉林场、吉那林场、九尼林场、李家林场、仓科林场、他乍林场、力家林场。
[16]柏水生.民族团结的典范宗教职业者楷模.风雨同舟.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p.43.
[17]柏水生.民族团结的典范宗教职业者楷模.风雨同舟.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p.43.
[18]柏水生.民族团结的典范宗教职业者楷模.风雨同舟.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p.44.
[19]柏水生.民族团结的典范宗教职业者楷模.风雨同舟.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p.46.
[20]王树民.西道堂——新社会模型: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p.478.
[21]杨子伯.中国回教的宗派.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p.442.
[22]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p.339.
[23]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p.339.
[24]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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